甲申年春节是崇祯一生中度过的最后一个新年，也是他一生中所过的新年里最黯然无光的一个。
除夕之夜，北中国上空飘着细细的雪花，风呼呼地吹，偌大的北京城像一只沉默的巨兽，笼罩在一派肃穆和压抑之中。虽然风雨频仍，皇宫里仍然小规模地张灯结彩，燃放烟火，安排晚宴，努力营造祥和的节日气氛，如同江河日下的大户人家绷着面子搞排场。
到了子时，按照规矩和传统，皇帝要在太极殿接受臣子们的新年朝贺。当崇祯强装笑脸来到太极殿时，空荡荡的大殿里竟然一个大臣也没有。
正当崇祯又惊又恼时，只见刚入阁不久的内阁大学士李建泰独自匆匆赶来——其他的众多臣子，他们在新年的第一次早朝时集体迟到了。崇祯很生气，一生气便宣布取消新年早朝，自顾自回后宫了。
等到集体迟到的臣子们来到太极殿，才发现他们威严的陛下早已不知去向。大臣们面面相觑，没人敢吭一声。雕梁画栋的太极殿，死一般的沉寂。
几乎就在同一时刻，离北京一千多公里以西的西安却是另一派欢乐景象：农民军领袖李自成在这里宣布建立大顺王朝（李称顺王），改元永昌，定都西安，并改西安为长安，称西京。
和李自成一同征战多年的手下兄弟，一个个都得到了应有的封赏：宋献策为军师，牛金星为丞相……西京城里，鼓乐震天，酒香飘溢，恰好与北京城的死寂和压抑形成鲜明对比。
李自成称王之日，西安天气不好，风沙弥漫，黄雾四塞，李自成见状有些不悦，学士姜学一进言道：如此大雾，正预示着大王将要掩盖明朝呢。李自成听罢，大感宽慰。
当天夜里，西安张灯结彩，农民军——现在准确的称呼应该是大顺军——全体将士都沉浸在如梦如癫的狂欢之中。这些当初为了混口饭吃而揭竿起义的泥腿子，终于迎来了和原本高高在上的大明皇帝分庭抗礼的机会。
几天后的正月初九，放在往年，还是举国狂欢闹新春的佳节，但这一年的北京城注定不会再有任何欢乐了，哪怕这欢乐只是强扮欢颜的伪装，也统统不会再有了。这天，兵部官员们收到了李自成派人送来的通牒，上写大顺永昌年号，约定双方决战，并宣称他的百万大军将于三月十日抵达京师。
这个多年来一直被朝廷视作反贼和流寇的陕西汉子，已经不再承认大明王朝的合法性。大明王朝上上下下都已然明白，下岗驿卒李自成不再是当年的流寇，而是一支志在推翻大明王朝并取而代之的可怕的政治力量和军事力量。
兵部官员们读罢通牒，相顾失色，久久说不出话来。他们匆匆商议了一番，只得把反贼的通牒火速呈报给崇祯。崇祯同样大惊失色，下令召开御前会议。
然而这样的会议注定不能讨论出任何有效的应对措施。会上，大臣们顾左右而言他，却没人能够或者愿意拿出一个切实可行的方案。
崇祯当着大臣们一再哀叹：“朕非亡国之君，事事皆亡国之象。祖宗栉风沐雨之天下，一朝失之，何面目见于地下？”当大臣们无人敢吭一声时，他又似乎很慷慨激昂地表示：“朕愿督师，亲决一战，身死沙场无所恨，但死不瞑目耳！”
可还没等到大臣们对他的慷慨激昂有所回应，他又愤然指责文武百官没人能为他分忧——把亡国的责任推到大臣身上，崇祯算是独特一例。
圣上的话说到这种地步，大臣们要是还不站出来有所表示，游戏恐怕就玩不下去了。果然，内阁首辅——名义上是皇帝的首席秘书，事实上相当于宰相——陈演表态说他愿意代替圣上出征，崇祯想也没想就说“南人不可”。
接着，内阁次辅魏藻德、蒋德璟、范景文等人按各自的职务、资历为序先后请求代帝出征，崇祯仍然不同意。
最后，新入阁才两个多月、资历最浅的内阁大学士李建泰站出来说：“主忧如此，臣敢不竭驽力。臣晋人，颇知贼中事，愿以家财佐军，可资万人数月之粮。臣请提兵西行。”
这时，崇祯才转怒为喜：一者，他本来就属意李建泰；二者，也是至关重要的，李建泰明确表示不需要国家拨给军费，而是由自己出钱为国家打仗。
崇祯欣喜地表示，如果李建泰愿代他出征，他将仿效古代帝王遣将的最高礼仪，亲自为他举行郊饯之礼——就是由皇帝亲自送到城外并喝一席酒。但李建泰不敢领受这样高规格的礼仪，坚决辞谢。崇祯只得令礼部另议。
甲申年正月二十六日，经过半个月的筹备，李建泰代帝出征终于成行。崇祯特地行遣将礼，这是大明王朝历史上不多的最隆重的出征仪式之一，仿佛是大明王朝临终前的回光返照。
当是时，驸马万炜代表崇祯到太庙祭告祖宗，崇祯则来到大殿，当场手书“代朕亲征”条幅送给李建泰，并授予他先斩后奏的尚方宝剑。此后赐宴正阳门楼，崇祯又亲自为李建泰倒了三杯酒，连同盛酒的金杯一起赐给他。
行前，崇祯勉励李说：“愿卿蚤荡妖氛，旋师奏凯，侯封进爵，鼎彝铭功。……朕仍亲迎庆赏，共享太平。”然而，恐怕包括崇祯本人在内，已没有任何人相信这一番完全不可能实现的梦话。在崇祯的目送下，李建泰带着这支拼凑起来的乌合之众出城而去。
说这是一支乌合之众，乃是因为这支部队全由基本没有战斗力的京营兵组成。京营兵大多是富家子弟或中低级官员的子侄充任，平时作威作福，一听说要打仗就吓得要死，纷纷出钱雇佣贫民或是市井无赖为自己充差。
这之前，李建泰只拨得京营兵五百人，看看实在不成样子，崇祯才又拨了一千名，加在一起，也不过区区一千五百人，而兵强马壮的李自成麾下已有数十万之众，而且很多是多年征战的老兵。
更为重要的是，李建泰之所以愿意代帝出征，并不是真的为国分忧，而是想借此机会保护他在山西曲沃的老家。《明史·李建泰传》明确指出：李自成逼山西，“建泰虑乡邦被祸，而家富于赀，可藉以佐军，毅然有灭贼志”。
李建泰带部队出北京城后，慢腾腾地按照古代军队日行三十里的速度向前推进，与此同时，李自成的军队早已渡过黄河，如同秋风扫落叶一般席卷山西。当李建泰行至离北京城不过百里之遥的河北境内时，他的军队已经有不少人开小差扔下武器逃跑了。
当李建泰的老家曲沃失陷的消息传来，他又气又怕，病倒在军营。此后，他就一直在河北境内徘徊。等到李自成部下刘芳亮围攻他所在的保定时，他完全放弃了抵抗，干净彻底地向反贼投降。一个多月前崇祯赐给他的金杯、敕书、尚方宝剑和关防大印都成了农民军的战利品。此时，几百里外的北京城里，崇祯还在苦苦等待他凯旋的消息。
据记载，早在李建泰出北京城之后的第三天，崇祯误听传闻，忽然召见兵部尚书张缙彦，问他：真定陷落了，李建泰也遇害了，你知道吗？张缙彦回答说不知道。
崇祯生气地说，我在深宫都知道了，你作为兵部尚书怎么还不知道？张缙彦说，我还没见到塘报。崇祯说，那为什么不派人远侦？
张缙彦回答说：骑侦须工食，臣部钱无一缗，无从侦骑。——兵部作为帝国的最高军事机构，竟然穷到了连派几个骑兵出去侦察也没钱的地步，这在历史上简直是空前绝后的奇闻，说明甲申年的明王朝已经到了怎样山穷水尽的末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