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中国最后一位“帝王师”
两千多年来，有一门学问一直在秘密或半公开状态下传承。这门学问杂糅了儒家、法家、纵横家、兵家、墨家、杂家的精髓，两千年来被一代代的人反复继承实践，成为争夺帝王之位的指路明灯。
这就是“帝王之学”。
能够精通“帝王之学”的人，帮助着君王们打下江山，辅佐着继位之主再创中兴。如始皇有吕不韦，汉高祖有张良，唐太宗有李靖，明太祖有刘基……
这些人，被称为“帝王师”。
中国最后一位“帝王师”，名叫杨度，字皙子。
他所辅佐的帝王，与中国历朝历代的帝王都不相同，这个不被承认的小朝廷，从第一天诞生到覆亡，只有短短82天，并且都是在全国的讨伐声中仓皇渡过，这个小朝廷就是袁世凯创建的“中华帝国”。
在这个“中华帝国”创建的前夜，作为袁世凯“帝王师”的杨度，冒天下之大不韪，写了一篇《君宪救国论》，这篇文章里说：“中国如不废共和，立君主，则强国无望，富国无望，立宪无望，终归于亡国而已……故以专制之权，行立宪之业，乃圣君英辟建立大功大业之极好机会。”
意思是说：中国如果没有皇帝，那么谈富强就没有希望，甚至要弄到亡国了，用专制的权力，来做立宪的大事，这正是圣明君主建功立业的大好机会。
当时的中国，袁世凯已经是终身大总统了，但他并不满足，在满清朝廷当了半辈子差的他，对于皇权的敬畏和渴望，早已经刻入了骨髓。
只有皇帝的称号，才能满足他日益膨胀的权力欲和野心。而杨度作为“帝王之术”的传人，一直坚持“君宪救国”理想的他，也将袁世凯看成了能够帮助自己实现理想的人。
于是，两人一拍即合，可以说，是在杨度的“理论支持”下，袁世凯不久之后就开始“名正言顺”地当起了皇帝，国号“洪宪”。
但历史的车轮，可以停顿，可以彷徨，绝不会倒退。好不容易掉了那么多人头才推翻的帝制，不管是谁，打着什么旗号，都别想着恢复。
在全国汹涌沸腾的讨伐抗议下，在众叛亲离的病榻上，袁世凯含恨而终，死前大呼：“他误了我”。
这里的他，极有可能说的就是杨度。
2、
是君主立宪还是革命共和？
杨度，湖南湘潭人。
近代中国，湖南和广东一直都是领风气之先的省份，尤其是湖南，更是人才辈出。杨度曾经写过一首《湖南少年歌》，与广东才俊梁启超的《少年中国说》齐名。里面有一句：“若道中华国果亡，除非湖南人尽死”，激励了当时无数湖南少年投身救国，洒尽一腔热血。
杨度的祖上曾跟随曾国藩扫平太平军，杨家也由此开始踏上了影响中国近代史的历程。
杨度少年丧父，杨度这个名字，是他自己后来改的，原不叫这个。母亲问他为何要改名，他说，将来长大要做度量天下的人物。
杨度少有才名，17岁中秀才，18岁中举人，可惜后来一直没能中进士，由此也断了功名的想法。在他进京赶考的那一年，传来了清国甲午战败的消息。偌大的中华被蕞尔日本按在地上羞辱，李鸿章苦心经营20年，号称亚洲第一海军的“北洋水师”全军覆没，这让每一个中国人都倍感耻辱和痛心。
马关条约签订地点
杨度和上百名举子们一起，手持血书，要求光绪皇帝迁都，惩办李鸿章，变法，卧薪尝胆10年后再与日本决战。这次事件史称“公车上书”。
可毕竟都是些书生意气，与日本的马关条约已经盖上了皇帝的玉玺，无法挽回，在极度的失望和苦闷中，杨度回到了湖南。
接下来的三年，杨度跟随湖南大儒王闿运学习。据说王闿运在传授杨度学问时，给了他三个选项，
杨度毫无犹豫地选择了帝王之学。
说起这个王闿运，可不是一般的儒士。他曾经是慈禧的死对头肃顺的“军师”，在咸丰病危之时，王闿运就向肃顺进言，“子幼母壮，将来定成大患，不如效仿汉武帝杀钩弋夫人的典故，将慈禧杀掉”。可惜肃顺未能说服咸丰杀掉慈禧，反而被慈禧反杀。
后来王闿运还成为了曾国藩的幕僚，因为性格不合，不久回家创办船山书院，希望培养一批青年才俊，能够有一两个继承自己的“帝王之学”。
杨度就是王闿运挑中的最佳人选，在船山书院三年，杨度苦读苦学，尽得老师真传。他后来又东渡日本留学，在那里，他认识了孙中山。
孙中山是一直主张革命共和的，他要完全推倒满清这座大厦，重建一个新的共和之国，效法美国、法兰西。
而杨度的主张是君主立宪，他认为中国民智未开，又是多民族国家，必须有一个强有力的君主，否则人人做主，则会天下大乱，效法英国、日本。
但两人的出发点都是救国，所以尽管两人的理念水火不容，但依然成为好友，并约定，将来不管哪一方取得了胜利，另一方都要放弃过去的理念来帮对方。
那时候的中国，各种救国的办法如雨后春笋，比如实业救国、教育救国、洋务救国等等，大概病入膏肓的人，总会用尽所有办法来医治。
支持革命共和的，以孙中山为代表，支持君主立宪的，以满清政府为代表。为了阻止满清政府的立宪，革命党人对出国考察宪政的五大臣进行了暗杀，因为他们认为，满清之所以承诺立宪，不过是缓兵之计，他们不会真正让中国走上宪政之路。
果然，杨度很快也就看清了满清立宪的真面目。以摄政王载沣为首的立宪小组，将立宪的时间拖了又拖，到最后内阁成员全是满族贵戚，这让被清政府请回来的“立宪专家”杨度非常失望。
钦定宪法大纲
满清政府错失了民众对他们的最后一次期望，当这座大厦马上要倒塌的时候，里面的人却还在为争夺名贵家具而大动干戈。
随着武昌起义的枪响，各省纷纷独立，走投无路的摄政王载沣只好“引狼入室”，将袁世凯请了出来，没想到，袁世凯除了要钱要权之外，还要当民国的大总统。
再后来的事，大家也就都熟悉了。袁世凯在杨度的帮助下恢复帝制，两个人也都因此落得身败名裂，天下共讨。
3、
救国？误国？国士？国贼？
身败名裂的杨度，后来又逐渐转向了孙中山的共和，1922年在上海加入了中国国民党。鉴于他以往的经历，孙中山特电告全党，称杨度“此次来归，志坚金石，幸勿以往见疑”。
到了1929年“白色恐怖”期间，杨度又秘密加入了共产党，介绍人为潘汉年，批准人为周恩来。
纵观民国历史，像他这样历经的人实在不多。
适逢乱世，有鼓动狂言求自身荣华富贵者，如康有为；有割据一方养病自重者，如张作霖；更有修修补补强力支撑的满清贵胄，无数趁乱捞油水发国难财的督抚、县长……但是像杨度这样，至始至终都是抱着“救国”理念的“国士”，少之又少。
杨度死后，当时的《申报》标题是这样的：
杨度之所以错，就错在他要把中国引到“君主立宪”这条路上来，在他看来，英吉利、日本都有君主，而日本的君主更是有实权的“实君宪政”，在日本天皇的带领下，短短几十年，日本从蕞尔小邦一跃成为亚洲第一现代国家。这让杨度羡慕不已。
所以，他认为中国的帝制传统，比日本更加悠久，中国人更习惯有一个皇帝，在一个权威君主的领导下，中国才能团结一心，实现富强。
但杨度没有考虑到的一点是，日本的天皇是万世一系，而中国则是“皇帝轮着做，明年到我家”。只要有皇帝在，就会有夺权、谋反……中国几千年的权力斗争的惨剧又将重演。
中国两千年最大的弊端，就是天下私有，只有臣民而没有公民，所以孙中山提出的口号是“天下为公”。所以，不管什么人，不管出于什么目的，只要是帮着袁世凯恢复帝制的，就都是人民的公敌，就都是国家的罪人。
杨度，功在“救国”，罪也在“救国”，因为他“救国”的方法不对，反而成了“误国”，成了“国贼”。
随着杨度的去世，“帝王师”作为中国最顶级的人臣荣耀，也随之远去。据说当年他的老师王闿运曾赠与他一本奇书——《大周秘史》。是吴三桂的“帝师”记录的大周朝历史，蕴含了中国几千年来“帝王之学”的精髓，杨度看了之后，非常向往以后也能成为“帝师”，辅佐一代明君。
可惜啊，以杨度之才，却用几千年封建帝王权力斗争的指导说明书，妄图引领着中国走向现代富强之路，岂不是刻舟求剑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