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4年甲午海战，常常被认为是清朝同日本的战争，却忽略了战争的主角-朝鲜。同属于东亚的朝鲜，其位置处在清朝、俄国、日本之间，也是被西方列强称为：最后一块没有开放的神秘之地。然而到了70年代，随着日本的崛起，朝鲜成为清廷与日本之间最大的角力场。
清朝逐渐失去的宗主国地位
满族建立清朝之后，统一了中原，继承了明朝的“宗藩体制”，这种间接、松散的关系，形同虚设，实际上得不偿失的。宗藩体制下，作为宗主国有义务保护各个属国，也有权力干预各属国的内政外交。而作为属国，只需要向宗主国请封，朝贡，但是依然保持着行政上的独立。在成为清朝属国之后，不必担心宗主国以外的国家入侵，还可以抵御清朝的侵略，这样就节省了庞大的军费开支，因此在宗主国保护下，收益要远大于损失。
宗藩体制下，清朝除了获得虚名之外，其实获得不了任何物质上的好处，更多是对自我“天朝大国”虚荣的满足感。明朝时期，丰臣秀吉率领20万日军征讨朝鲜，万历皇帝七年的战争，损耗百万金币。明朝时期，朝廷本要求朝鲜三年上贡一次，而朝鲜却坚持一年四次朝贡，这些朝贡使团往往携带大量商人，只是为了寻求丰厚的“赏赐”。
满清之后，朝鲜一度认为清廷为夷狄，而不向他们称臣，而且还要为明朝复仇，可是在强大的清军面前不堪一击。进入19世纪之后，清朝开始走向衰落，无论从军事上，还是政治外交上，都已经无力对抗西方列强，原本松散的藩属国关系更是脆弱不堪。
1883年，清朝与法国为了藩属越南而战，中法战争结束之后，清廷承认了法国与越南的所有条约，失去了越南的宗主权。同一年，英国效仿法国入侵缅甸，又迫使清廷放弃缅甸的宗主权，对于日渐衰弱的清廷来还说，这是不得已的选择。
朝鲜的地理位置对于满清来说非常重要，朝鲜不但临近京城，而且还与满族的发源地东三省一步之遥。
清廷感受到日本的威胁，要从日本吞并琉球开始的，17世纪之后，琉球一直脚踏两只船，对清朝和日本同时朝贡。然而随着明治维新的开展，日本国力日渐强盛，1875年强行把琉球并入自己的领土。
1876年2月26日，朝鲜同日本签订了《江华条约》，双方互派使节，同时还向日本开放了三个通商口岸。《江华条约》第一条就写明，朝鲜是独立的国家，和日本拥有平等地位，也就是说否认了清朝的藩属关系。
《江华条约》签订之后，日本势力便进入朝鲜，根据宗泽亚所著《清日战争》记载，在1886年，清朝和日本对朝鲜贸易额比例是83∶17，到了1892年，这一数字已变成55∶45，日本对朝鲜贸易额的增加，也导致他们不能忍受清朝在朝鲜独享的权力。
朝鲜的混乱局势
朝鲜王朝自正祖李算死后，由于没有儿子，让年幼的李熙继位，此时李熙只有12岁，于是让李熙父亲李昰应摄政。1873年大院君李昰应辞去摄政职务，将政权移交给年满21岁的高宗李熙。但是李熙天性懦弱，继位以后，实际的掌控权由宠妃闵氏所把控。由此朝鲜朝政形成了闵妃势力，与大院君李昰应势力的角逐的局面，双方形同水火。
在朝鲜内部，闵妃集团推行“开化自强”，效仿当时的清朝进行洋务运动，设立总理衙门，并且派使团赴日本和清朝学习。并在1881年创建了新式军队，由自己的侄子闵泳翊掌管，并且雇佣日本军事顾问训练新军。
但是改革过程中，新式军队待遇要高于旧军人，引起了旧军人的反对，他们推举大院君李昰应复出执政。但是政变被闵妃提前得知，30多名首要分子被闵妃诛杀，大院君的势力遭到清洗。
1882年朝鲜大旱爆发了“壬午兵变”，大院君利用局势，把起义军的矛头引向了闵妃，民众冲进皇宫，闵妃乔装成宫女逃脱。同时这些民变的朝鲜百姓冲进了日本的公使馆，并且一把火把它给烧了。
高宗李熙不得不把自己的父亲大院君召入宫中，让他主持国政，收拾残局。大院君上台之后，全力打击闵妃集团执政时的一切措施，恢复锁国政策。此时闵妃集团向清廷求救，请求出兵朝鲜。
随后淮军将领吴长庆率领清军进入汉城，“壬午兵变”被清廷平定，大院君李昰应倒台，而且大院君被清军诱捕，押解回了天津，直至1885年，才将大院君释放回朝鲜。另外日本借保护侨民为由，派遣了1000名警卫驻扎在朝鲜。随后清兵又征调了3000士兵赶赴朝鲜，向日军施压，于是在汉城形成了清日对峙的局面。
朝鲜太上皇袁世凯
在派往朝鲜的清军中，有日后“朝鲜太上皇”之称的袁世凯，乡试不中的袁世凯投奔了当时淮军将军吴长庆，随淮军一起来到了朝鲜。在平定“壬午兵变”过程中，正是袁世凯协助吴长庆诱捕了大院君。事件平息之后，吴长庆特别表扬袁世凯“治军严肃，调度有方，争先攻剿，尤为奋勇”。
23岁的袁世凯以清廷帮办的身份驻扎朝鲜，并协助朝鲜训练新军。“壬午兵变”之后，朝鲜王室对清廷的向心力大大增强。此时改革派金玉均，在日本拜维新派思想家福泽谕吉为师，一心想在朝鲜发动一次明治维新式的改革，而金玉均对清廷干涉内政的行为极其不满，产生了强烈的反清情绪。
金玉均主张联合日本，内行改革，排挤清朝，脱离藩属，实现朝鲜真正意义上的独立。这群“开化党”密谋决定采用军事手段推翻旧派政权，而此时中法战争爆发，驻扎在朝鲜的3000名军人，一半调往越南前线，金玉均认为时机已到。
金玉均发动政变，将李熙迁入景佑宫，并要求日军来保护，这就是朝鲜历史上著名的“甲申政变”。袁世凯在得知消息以后，在众人犹豫不决的情况下，果断决定率清军入宫镇压开化党。而且为了打消他人的疑虑，把一切责任担在自己身上。
袁世凯率领1500名清军进入王宫，击败了开化党人和日军，并成功将李熙解救出来。不明真相的汉城百姓，以为开化党人勾结日本人，挟持了李熙，于是纷纷联合起来，围攻日本公使馆，导致300多名日本侨民遭到追杀。
1885年2月底，日本全权大臣伊藤博文来到北京，与清政府交涉，由于当时清廷正在同法国作战，不想再生事端，经过两个多月的谈判，最后签订了《天津条约》，其内容如下：
1．清、日两国驻朝鲜军队自签约起4个月内各自撤回；
2．事后清、日两国均不派员到朝鲜充当军事教官；
3．朝鲜若有变乱或者重大事件，清、日两国如果其中一国要派兵入朝，应先行文知照对方。
这份条约，让清廷宗主国地位发生的根本性动摇，先前有清廷独有的权力，现在需要和日本共享。在这次谈判中，是李鸿章和伊藤博文的第一次会面，李鸿章见到比自己小18岁的伊藤博文，认为他有治国之才，未来将是清廷的强劲对手。
“该使久历欧美各洲，极力摹仿，实有治国之才，专注意于通商、睦邻、富民、强兵诸政，不欲轻言战事，并吞小邦。大约十年内外，日本富强必有可观，此中土之远患而非目前之近忧，尚祈当轴诸公及早留意是幸。”
10年之后，正是伊藤博文同李鸿章签订了甲午海战的《马关条约》。甲申政变之后，开化党人遭到朝鲜残酷的处罚，虽然金玉均逃脱，但是他的家人全被株连。而此时的袁世凯没有费清朝的一兵一卒，却平定了朝鲜的政变，让当时的李鸿章赞赏有加。
《天津条约》签订之后，朝鲜对清廷非常失望，为了对抗日本，他们又找到一个新的靠山-俄国，从国王、闵妃到政府内的大多数大臣均倾向于联俄拒清。而此时袁世凯的任务就是强化清朝与朝鲜的宗主关系，防止日俄的渗透。
在李鸿章的支持下，袁世凯在相当程度上控制了朝鲜的宫廷事务和政治、经济决策。为了强化清廷宗主权，他有时不免会采用一些高压或过激手段。朝鲜独立自主的意愿越来越强，一些有识之士对清朝有极强的反抗情绪。对于袁世凯，他后来在写给天津海关税务司德璀琳的信中说：“我已看出朝鲜人对他的恶感日益增加而对中国的恶感也与以俱增。”
1894年6月3日，袁世凯错误判断日本不会出兵朝鲜，因此建议李鸿章对日本增兵，这也导致甲午战争的爆发，后来很多人谴责袁世凯，认为正是因为他的错误情报，导致李鸿章做出了派兵赴朝的决定。
6月10日，就在内外军事压力下，朝鲜东学党人和朝鲜政府和解了，于是朝鲜致函袁世凯，请求撤兵，而此时日本却大举增兵，到了28日，日军已经达到8000余人，比驻扎朝鲜的清军多出数倍。
此时李鸿章把全部希望都寄托在英国、俄国的调停上，实现共同撤兵。而此时日本御前会议上，已经决定对清朝开战，而此时袁世凯已经知道大局不可挽回，也非常清楚他在朝鲜的这12年，朝鲜人已经对他恨之入骨，于是接连几天致电李鸿章，要求回国。最后李鸿章同意他回国，袁世凯接到电报，如逢大赦，打点行装于7月18日乘船逃离汉城。
7月23日，日军攻陷朝鲜王宫，并说服大院君李昰应成立傀儡政权，27日，被囚禁于日本使馆的朝鲜国王高宗李熙，压力之下，宣布朝鲜对清作战，要求日本将清朝军队驱逐出去。7月28日夜，日本陆军进攻牙山清军，发生激战，清军不支，退向平壤。8月1日，清、日双方同时宣战，甲午战争正式爆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