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钱古代钱币是具有很高的历史文化属性的文物，
唐代在我国历史上是最辉煌的一个时期；唐太宗李渊建立的大唐帝国，被尊称为“天可汗”举世闻名。唐代时期所铸造的钱币开元通宝，被学界称之为“大五帝钱”之一。
唐钱币是研究唐代历史的重要佐证，特别是四川近几年的考古发现中先后在成都、德阳、新都、郫都区、彭山、三台等地发现一批唐代窖藏（墓葬）钱币中，通过整理发现会昌时期的开元通宝背“永”字钱币，为进一步研究唐代时期铸造钱币历史发展，以及唐代钱币流通历史及对唐代政治、经济、文化、书法、及社会发展历史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具有重要的考古价值和学术价质。
本文重点对四川所发现的唐会昌古钱币中的背“永”字钱币的历史价值与及铸造历史进行研究探讨。
一、唐代钱币的基本概况
01
开元通宝
青铜模制铸造，直径2.2—2.4厘米，重3.3—3.5克。钱文突起，钱文为隶书。钱文由唐初大书法家欧阳询制词及书写。开元通宝有平背、月牙痕、背纹之分（形似指甲痕）。钱币呈圆形、中间为方孔，内外有廓。开元通宝是非年号钱，唐高祖武德四年就已经铸造。此钱是公元618—907年所铸造并流通的法定货币。
开元通宝
02
乾元重宝
乾元重宝
03
会昌开元通宝
青铜模制铸造，直径2.2—2.4厘米，重2.8—3.5克 。钱文突起，钱文为隶书。背铸造地名，如京师铸“京”字背文等。钱币呈圆形、中间为方孔，内外有廓。它是唐武宗会昌六年公元846年，铸造并流通的货币。
会昌开元通宝
04
背“永”字开元通宝
青铜模制铸造，直径2.2—2.4厘米，重3.3—3.5克。钱文突起。钱文为隶书。该钱文由唐代大书法家欧阳询制词及书写。背“永”字开元通宝有两种版本，分别为背“永”字在钱币背面上方和下方两种，钱币呈圆形，中间为方孔，内外有廓。它是唐武宗会昌六年（公元761年）梓州刺使段子璋叛乱时私铸钱。
背“永”字开元通宝
二、唐开元通宝、乾元重宝、会昌开元通宝的铸造与历史价值
隋炀帝大业十三年（公元617年），正值隋朝末年，天下大乱，民不聊生。隋唐国公，太原留守李渊趁机起兵反隋攻克大都大兴，自封唐王，立隋炀帝之孙杨侑为帝，随后不久废杨侑，并自立为帝，改“隋”都大兴，为长安，隋朝随之灭亡。在大唐都初建时期，为了达到全国统一，简化军饷筹集步骤，仍然沿用的五铢钱。
在唐朝开始铸造开元通宝之前，始于两汉是时期的五铢钱币已在全国已流通了700多年之久。在这期间历经各王朝的盛衰，其钱之大小轻重已无标准，即使是版式最简单的隋五铢钱币也有大小之分；再加上前朝的北周、北齐、南北朝的钱币流通，通货之状况极为混乱。隋末期战乱频频，货币大幅贬值，百姓生活及为困苦。
大唐王朝在局势稳定之后，为了维护统治的需要，唐高祖李渊于武德四年（公元621年）七月，颁诏书废五铢，由唐高祖李渊亲自主导，给事中欧阳询监制，兴铸统一的开元通宝钱币。从此，中国的方孔圆钱就多以通宝、元宝相称亦即宝元的开始，中国的币制正式脱离了以重量为名的铢两体系，发展为通宝币制，并成为唐以后的历朝历代的铸币标准。一直沿袭了近1300年，直到机制钱币的出现，才逐渐消失。[1]这一时期所铸货币，影响达千余年。因此在民间，人们把唐开元通宝钱币称之为“大五帝”钱，在中国铸钱历史上留下辉煌的篇章。
唐代时期不单是只铸造了开元通宝，而且也铸造有年号钱，如唐肃宗于乾元元年七月，御史中丞奏请铸造“乾元重宝”，以乾元重宝一枚当开元通宝十文用。乾元重宝重5.97克，钱文隶书，书法精妙，有光及背下俯月、朱雀、穿上或穿下祥云或星文。
由于这两种“重宝”类钱币，在发行中不断贬值，乾元重宝重轮钱在流通至第二年，改为一当三十，开元通宝小平钱与当十钱皆以一当十，随后改一当三，直至一当一使用。直到唐肃宗死后，代宗继位时，便下令停铸“乾元重宝”大钱，独行开元通宝钱。“乾元重宝”作为历史上第一枚年号钱，也是华夏最早的重宝类钱币。中国的重宝类钱币始于唐代的“乾元重宝”，是钱币铸造历史首枚年号字钱币[2]。唐代“乾元重宝”开历史之先河，成为后来的钱币年号钱币之范本，影响千年。
唐会昌钱币，是唐晚期唐武宗李炎于会昌年间（公元841—846年）所铸造。
据史料记载
“武宗即位，广浮图说，天下毁寺四千六百，招提兰若四万，籍僧尼为民二十六万五千人[3]。当时的“淮南节度使李绅请天下以州名铸钱，京师以京为钱，大小径寸，如开元通宝，交易禁用旧钱。”[4]且时有“永平监管李郁彦以铜像、钟、磬、铎、皆归巡院，州县铜益多矣。监铁使以工有常力，不足以加铸，许诸道观察使皆得置钱坊”。[5]
会昌五年（公元845年）唐武宗灭佛，将灭佛所得铜料铸成会昌开元通宝。其尺寸大小如同之前的开元通宝，只是在钱币背面铸有铸钱局所在州的州名，如：京师长安铸“京”字，东都洛阳铸“洛”字，而淮南的扬州为纪念会昌年灭佛，所铸背文为“昌”。
从会昌开元通宝质地上来看，大多采用比较优质的造佛铜料铸造，铜质分别为青铜、紫铜。从该钱币形体上来看，有别于唐早期、唐中期所铸造的开元通宝。会昌开元通宝普遍直径在2.2厘米至2.4厘米，质重在3.5—4.2克之间，钱体大小与唐中期基本相同，但也有钱体小的钱币，相比唐初时期统一铸造开元通宝时期的钱币还是有差异的。
唐晚期时期全国各地都在铸造钱币，铸造钱币的工艺存在着明显的差异，同时也有私铸钱币的存在。这一时期的钱币不统一，多数周廓偏斜，铸文模糊，个别出现花穿现象。钱文也失去了原有的欧阳询隶书体的风韵，不同于原始的开元通宝的字体。钱的铸造体形也不尽相同，存在差异。
文会昌开元通宝钱币钱背之纪地汉字，被列于史籍、钱谱的有“京、昌、洛、蓝、益、广、梓、润、梁、兴、平、鄂、兖、潭、洪、宣、越、襄、丹、福、桂、荆”共22字。[5]开创了历史上使用铸造局所在地作钱币背文之先河，成为后来铸造钱币以铸造局为背文之范本，影响千年。
三、唐代时期会昌开元通宝背“永”字探讨
钱币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经济发展，社会安定的风向标，因而研究探讨唐代政治经济的发展，离不开钱币作为历史的实物佐证。随着考古不断发现唐代时期的钱币窖藏中大量唐代各个时期的钱币出土，人们对这一时期钱币的整理研究，
过去人们对会昌钱背文除史籍和钱普记载有的22字之外，对后来新出现的会昌背文钱币，大多数持争议、怀疑态度，如：开元通宝背文为“清”、“永”、“扬”等字，特别对会昌开元通宝背“永”字钱币的真伪、铸造地，学术界长期争能论不休。但是近几年来四川考古工作者，在考古发掘的唐代钱币窖藏（墓葬）中不断发现混杂在唐代各个时期钱币中的会昌开元通宝背“永”字钱币的出土发现，揭开了这一时期开元通宝背“永”字钱币的铸造历史与铸造地的神秘面纱。
唐代开行铸造开元通宝钱币，是我国历史上从五铢类钱币过度到通宝类钱币的最重要时间结节点。针对四川考古中不断发现唐代各个阶段时期所铸造的钱币，特别是开元通宝背“永”字钱币的出土，给这一时期的钱币研究带来新的课题。
背“永”字开元通宝钱币，在史籍和钱谱中均无记载，实属稀有钱币。
笔者通过查阅两唐史和相关史料得知，在唐代时期四川称“益州”，而唐代时期称“梓州”（今天的三台县）是在“益州”范围之内，唐代梓州是唐代重要的铸造钱币地区之一。而史籍和钱谱中记载的会昌开元通宝22种背文钱币中，又有开元通宝背“益”背“梓”字的铸造局记载。因而从相关历史资料和出土钱币情况来看，背“永”字钱币是混杂在唐代各个时期所铸钱币中出土。而背“永”字开元通宝的钱文是
那么，它是什么地方所铸造的呢？通过查阅相关史料来看，唐代历史上湖南零陵地区曾称永州。永州乃古零陵郡，隋置永州，以永水为名。而背“永”字钱，是这里铸造的吗？但史料上永州是否铸钱，却无记载。若“永”字钱，确为唐王朝的法定货币，又有较大规模的铸造和发行范围，那么后世一定可从现在湖南零陵发现相当数量的背“永”字钱，或是在考古中有所发现。但是“永”字钱，即不在湖南零陵考古中发现却在四川被考古发现，可见它并非是唐会昌年间湖南永州所铸，而是唐代的其它某一个地方所铸币或私铸币，其铸造量非常小。
笔者认为背“永”字钱币的出土地发现在四川，很有可能是四川某地铸造，因为它在四川出土的量较多。唐代时期主要的铜产地有七十余处，而四川剑南地区就是其中之一，唐代曾在剑南地区的梓州设有钱监，开铸开元通宝的历史。
在史籍和钱谱中有记载的会昌开元通宝背文22枚中，四川就占有两枚。并且从出土开元通宝背“永”字钱币来看，其式样有与唐代所铸开元通宝形制完全相同的特点，但又区别于唐会昌时期其它地区所铸钱币，主要是在铜质上。
因而要解答背“永”字钱币的铸造地与历史这一问题，首先要了唐安史之乱至会昌元年（755—841年）这段历史中发生了什么，或会昌六年至朱温建梁（846—907年）之间历史。通过查阅两唐史料，臆以为背“永”字钱是肃宗上元二年四月至五月梓州刺史段子璋判乱是时所铸，因为在会昌开元通宝中有背“梓”字之币出在梓州，而段子璋在上元二年（公元761）四月“壬午”反叛于梓州。
梓州属四川剑南地区，剑南地区是唐的重要产铜区之一，又是铸造钱币地区之一。因此提出四川造的看法和推论，否是正确，有待于新的出土资料或其它新发现文献来证明。
据史料记载
上元二年（公元761年）四月“壬午梓州刺史段子璋反。子璋骁勇，从上皇在蜀有 功，东川节度使李奂奏，替之，子璋举反，袭奂绵州。李奂战败，奔成都，子璋自称梁王，改元黄龙，以绵州为龙安府，置百官，又陷剑州。”[6]段子璋“道过遂州，刺史虢王巨苍黄修属郡礼迎之，子璋杀之。”[7]或作子璋之官衔为“剑南东川节度使。”[8]《唐方镇年表》亦作“梓州刺使”，显然是一起四川地方官员，借大唐“安史之乱”而反叛唐王朝朝庭的事件。但此叛乱，仅持续了一月之久。“五月，剑南节度使崔光远克东川，段子璋伏诛。”[9]
笔者依据这段史料，推释在四川所发现出土的开元通宝背“永”字钱币系段子璋在叛乱之时所铸造，其理由有多方面。要证明此点，不妨先了解一下公元761年前后的那段历史背景：
在公元755年大唐历史上爆发了“安史之乱”，叛军迅速南下；次年唐玄宗李隆基避难于蜀，大唐统治大为震荡，而自然灾难又不断发生。在这种情况下，大唐政府不但没有减轻人民的税收负担，反而加大了税收，激起了人民的反抗。在“北起黄河流域，南至岭南，东抵徐南，西达剑南。”[10]的广阔土地上，农民起义风起。
此时，在大唐的边境地区少数民族政权统治者也趁火打劫，大肆侵扰大唐边境地区，如：西有吐蕃、党项、羌奴刺；南有南诏，甚至远在东南沿海的广州也受到了大食、波斯军队海盗式的抢劫。[11]士兵哗变不断发生，仅是至德二年（公元757年）四川地区就有“剑南兵贾秀”、[12]“蜀郡兵郭千仞”的哗变；[13]在全国各地的节度使等军官也趁机发动爆乱。
而段子璋叛乱的前两年，就有邛、简等州；[14]襄州的康楚元、张嘉延[15]；山南东道张维瑾；[16]扬州长史的刘展[17]等有军权的军官叛乱等。梓州刺使段子璋的叛乱也就是在唐王朝这种内外交困的情况下发生的，而梓、遂州属四川剑南，剑南是大唐是时期的重要产铜区之一，梓州在唐代时期曾设有钱监，鼔铸开元钱，因而自然有铸钱炉、钱范等设备和技术力量。
所以在段子璋叛乱占据梓州完全具备铸造钱币的条件。其理由有四：
一、段子璋叛乱之后，不仅割据地方，而且自称梁王，这使得历朝历代王朝都沿袭也必用的那一套规矩，如：改元年、定都、制乐、置百官、通诣四方、铸造货币均为必然要做的事。据史料记载：他（段子璋）“自称梁王、改元黄龙，以绵州为龙安府，置百官”，虽未提起他鼔铸钱币，但这一套他是必然要做的，因为他自封王，为了彰显他的权利和地位。
二、段子璋在叛乱中占据梓、遂两州，梓、遂属、剑南，剑南是唐时期的主要铜产区之一，这里有着丰富的铜矿资源；在盛唐时期，梓州曾设有，钱监，鼔铸开元钱币，因而自然就有钱炉、钱范等设备以及铸造工人及技术力量。因而段子璋在这一时期是可以充分利用这一优势就地铸造自己的钱币，但他又不可能明目张胆的铸造钱币，因此，他为了与唐中央政府所铸开元通宝钱币有所区别之外。同时彰显他作为“梁王”的独立性和权利性，他也可能会下令，令铸工在原有的开元通宝的钱范上加刻“永”字以示区别。
三、背（永）字钱币，除了是“段氏王朝”所铸造钱币与唐王朝所铸开元通宝的区别标志外，还有可能包含某种意思，如：“永远、长久、太平”。在历史大凡叛乱中央之军为了多跋扈几日，因此大都积于在钱文以求得某种心理上的补偿，如：唐“安史之乱”时期的史思明曾铸“得一心宝”钱，后忖“得一”非长祚之兆也，于是改其钱文曰，改“得一元宝”为“顺天元宝”以自欺欺人也。[18]虽战场上的失败，但从钱币上的文字得到一种心里上的自我安慰。故段子璋在叛乱之后，把“永”字铸在钱上释为“永久”，与以可类。
四、背“永”字开元通宝钱币在铸造工艺上，同唐代时期所铸钱币一样，其钱币文书法字体上都是欧阳询所书字体，而钱的形制大小及重量，与唐代时期所造钱币俨然如同一范所铸，其做工精细，字迹清晰，用料精细。其所铸背文中的“永”字上又分上下两种，与同一时期各个带铸钱局的会昌开元通宝铸钱币俨然不同，主要区分在几方面：一是在铸造工艺上保持元有开元通宝的尺寸、重量，二是在书法字体上依然保持作原有欧阳询书写字体，三是在所用铜料上完全与开元通宝用料相同。因此，推论背“永”字钱币是段氏叛军利用唐时期的开元通宝旧范加刻“永”字而成。
对于背“永”字开元通宝为什么在史籍和钱谱中无记载，而在四川发现较多，并且都是在梓州周边（三台县）如：成都、德阳、新都、郫都区、彭山等地唐代时期钱币窖藏平凡出现，在其它地方少见。为了更进一步的探讨这个问题，首先要了解唐代时期发生“安史之乱”的前后历史，以及唐玄宗李隆避难于蜀期间，蜀，所发生的历史事件。
笔者认为至少有几方面的原因。其一、唐玄宗李隆避难于蜀的北边（川北区域）。其二、公元761年段子璋的叛乱，也是在蜀的北边，前后仅月余。
且平叛之后，民众以恶其钱兼之，历代百姓有毁“恶”钱造器物之风俗，其钱本生铸造钱币时间短，铸造数量有限，加上这些人为因素，自然的损耗，其钱币自然就传世就不多，而所发现的背“永”字开元通宝钱币，大都是混杂在唐代钱币窖藏（墓葬）中发现。
从相关史料来看，在那时时逢战争，四川虽未遭受安史之乱的兵锋，但是在那历史岁月，川内连绵不断的哗变、叛乱、农民的起义及川西的吐蕃、川南的南诏的侵扰，使其历史上不少的典籍毁于战火，兼于段氏叛乱，得不到民心，虽然影响小，时间短，故当时之文献或不屑一提，或附书一笔却毁灭烽火、亡于散佚了。
这些出土于四川成都、新都、德阳、郫都区、彭山等地的背“永”字开元通宝钱币，距段子璋叛乱所据的梓州（今天的三台县），仅有百余公里[19]。在平叛之后，由于段氏所铸钱币又与当时流通货币相似，老百姓又无法区别，从而混杂在流通货币中继续流通，得以保存并留传下来。
综述历史相关资料和考古发现资料，背“永”字开元通宝钱币为段子璋叛军所铸造，也就是说背“永”字开元通宝是梓州（四川三台县）所铸造，是有史料可查，是可信的。虽然它存在和铸造时间短，数量有限，但它是利用旧版铸造而来的，彰显出段氏作为叛军之首领的私欲，见证了一段历史。它是研究四川地区唐代这一时期的政治、经济、文化及铸币历史，不可缺少的实物资料。
结语
唐代是我国历史上最辉煌的一个时期，唐代开元通宝钱币始于武德四年行用，见证了唐朝的兴衰。近年来，四川的文物考古工作者在配合社会基本建设先后在成都、新都、德阳、彭山、郫都区等地发现了大量的唐代钱币窖藏（墓葬），四川的文博工作者在文物征集中也征集到数量可观的唐代钱币。
通过对这些钱币的清理和整理，从中整理出唐代历史上各个时期的钱币，特别是从这些窖藏钱币中混杂出土唐代会昌时期所铸开元通宝钱币“永”字钱币稀有货币。
背“永”字开元通宝钱币的铸造时间和铸造地点是一个历史之谜。唐代发生“安史之乱”以后，全国各地都在铸造钱币，因而出现不同类型的地方造币局的钱币。史籍和钱谱有记载的会昌钱币带背文的就有22种，同时也出现了史籍和钱谱没有记载的钱币，有争议的钱币，其中背“永”字开元通宝就是这类钱币。
长期以来，人们对背“永”字开元通宝的研究都停留在怀疑之中。近几年，四川的考古工作者在四川考古发现的唐代钱币窖藏（墓葬）中不断发现背“永”字钱币，揭开了这一历史之密。通过对它的研究和根据相关历史文献推论，背“永”字钱币是梓州刺史段子璋反叛时期所铸造的钱币。其存世时间短、量少，是具有地方性、时段性的特殊钱币。它在这一时期历史有着举至轻重的历史价值，是我们今天研究唐代“安史之乱”这段历史时期的重要物证，尤其是对唐代四川在这一时期所发生的历史事件提供重要的佐证资料。
背“永”字开元通宝是继史籍和钱谱有记载的22枚背字钱币之后，有确切的铸造地的一枚会昌开元通宝，填补了史籍和钱谱记载的空白。
注释：
[1]-[2]唐石父：主编《中国古钱币》 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2001年12月版 p164—177。
[3 ]宋 祁 欧阳修等：《新唐书》卷二《食货志》。
[4]-[5]《新唐书》卷五四。
[6] 上海钱币学会主编：《古钱币的鉴定和保养》由上海翻译出版公司 1985年版p11—12。
[7] 司马光：《资治通鉴》卷二三九。
[8]-[10]《资治通鉴》卷二二二。
[11]宋 祁 欧阳修等：《新唐书》卷六。
[12]郭沫若主编：《中国史稿》第4册。
[13]-[17]司马光：《资治通鉴》卷二一九、二二一。
[18] 唐石父：主编《中国古钱币》 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2001年12月版p169—171。
[19]《三台县志》 潼川新民印刷公司出版 民国20年（1931）。
编审：赵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