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讀：陳伯陶是東莞科舉史上的文探花，因陳伯陶聲名顯赫，陳氏家族名聲大振。為勉勵陳氏後人昌盛大業，廣東陳氏族人合資興建了合族大宗祠——陳氏家祠。陳氏家祠建成後一直作為子弟讀書辦學的地方，故又稱"陳氏書院"。又因其具有南方建築的鮮明特色，被譽為"嶺南建築藝術的一顆明珠""百粵冠祠"。
東莞科舉史上的文探花陳伯陶
陳伯陶書父母墓誌銘（王曉強供圖）
陳伯陶（1854—1930），號象華，鳳湧人，光緒十八年（1892）壬辰科進士，殿試獲一甲第三名（探花），授翰林院編修、文淵閣校理、武英殿纂修、國史館總纂。光緒二十一年（1895），出任雲南、貴州、山東鄉試副考官。光緒二十六年（1900），八國聯軍攻陷天津，攜眷南歸。翌年二月，聞慈禧太后挾光緒帝逃奔西安，他從東莞起程赴西安"從駕"。庚子和議之後，伯陶隨帝后還京。此後，曾任南書房行走、江寧提學使等職。光緒三十二年（1906）六月，派往日本考察教育。回國後，在南京創辦學習外國語的方言學堂並創辦，招華僑學生至南京攻讀。光緒三十四年（1908），任江寧布政使。宣統二年（1910）五月，見朝局日非，告養母歸。次年，出任廣東省教育總會長。 1911年九月，革命軍攻破廣州，伯陶逃往香港九龍。民國二年（1913）2月，移居九龍官富場，署所居曰"瓜廬"，在港與賴際熙等人創立"學海書樓"，開壇講經，振興國學，潛心著述。陳伯陶好學深思，多才多藝，精通詞翰書畫，旁及醫術、地理、經濟，終成《儒林》、《文苑》兩傳。其著述甚豐，有《孝經說》、《勝朝粵東遺民錄》4卷、《宋東莞遺民錄》2卷、《明季東莞五忠傳》2卷、《袁督師遺稿》3卷、《增補羅浮山志》5卷、《東莞縣誌》98卷附《沙田志》4卷等，尤以《勝朝粵東遺民錄》和《東莞縣誌》最有價值。
陳伯陶創辦的暨南學堂
楊寶霖在《張其淦和他的詩》一文中說："清末民初，東莞學者，同時齊名者有二，兩人都是晚清進士，辛亥革命後都不仕民國，以遺民自處，一個遁跡九龍，一個隱居上海；二人友情篤深，都以詩文名於當代；在整理、保存、流佈鄉邦文獻方面，都作出了貢獻。這就是張其淦和陳伯陶。"在社會的轉型時刻，往往也是人們思想意識發生重大轉型的關鍵時刻。清末民初劇烈的社會動盪其實遠不亞於殷周革命，作為遺民的陳伯陶或多或少沐浴了舊王朝的恩寵，對舊朝廷存有的眷念之情，一方面體現了長期深受傳統文化薰陶的知識分子的文化精神的延續性；另一方面，從品行、操守層面而言，其中又何嘗不是傳統文化因素在人的人格上的守望與堅持。與那些見風使舵的無所節操的人物相比，遺民心目中的那個舊王朝更像是舊文化所依託的載體，其內心深處浸透著的那種文化情感的積蓄可以理解為一種文化懷念的悲憫的表達，也能感受到他們在文化震盪、文化轉型中的精神守望。在陳伯陶的著作中，《宋東莞遺民錄》和《勝朝粵東遺民錄》是情感寄託最深的了。陳伯陶表彰明代遺民，以激勵清朝遺老，借古人的酒杯，澆自己的塊壘。
陳伯陶所纂的《宋東莞遺民錄 勝朝粵東遺民錄》
陳伯陶的家庭對其思想影響是巨大的。其父陳銘珪（1824一1881），家世務農，曾就讀於粵秀書院。早年師從梁廷楠，並與譚瑩、陳遭、李文田等過從甚密。然科場不順，僅考中咸豐壬子（1852）副貢，居莞城榜眼坊十九巷，以家居授徒為生。《東莞縣誌》稱其"性廉靜寡慾，好山棲"。中年之後隱居羅浮山並修築酥醪觀和梅花仙院，日與門人弟子讀書其中，著述外兼以詩自娛。酥醪觀屬道教邱長春的全真龍門派，陳銘珪參考諸史和道教資料，著有《長春道教源流》八卷，深入探討道教對社會和個人的巨大作用：其一，道學有助於道德的自我完善，"長春之學深有得於道德要言，而無煉養服食符篆攘禧末流之弊。"對普通人，它可以"定其神而養其生"。其二，道學"非盡無為也，特為而不恃，功成而不居，史遷以為與時遷移，應物變化是也。""上之人苟尊禮之而受其至言，又未嘗不可推演常善救人之心措之於天下，蓋有儒術所不能逮而道教足挽之者。"（《長春道教源流·自序》）科場的不得意，陳銘珪轉求道學，向山林，追求自由自在的生活，這在他的詩歌中常常流露："洗盡塵機意豁然，厭從人境問桑田。無為足證逍遙道，知命長完自在天。瑤草琪花雲外洞，芒鞋竹杖地中仙。羅浮此去無多祝，一個峰頭住一年。"（《送李園園歸羅浮》）
陳伯陶行書
對傳統的中國文人而言，面對空前的文化震盪、文化轉型，精神上的痛苦幾乎成了他們精神狀態的主流，遺民之為遺民，當"有所為"亦"有所不為"，在歷代遺民中，"有所不為"大概都體現在與當道者的不合作。因此，自我放逐於"當世"之外，近乎是以生為死，並具有原型意義而為一代又一代的遺民所世襲。
晚清遺老也不例外，在艱難的歷史進程中，他們雖不滿於新而龜縮到傳統，但大多進行了獨到的文化堅持，他們在悲憫聲中孕育出空前的學術生機。也許正是這份守望，使得中國社會文化轉型卻並沒有造成文化的荒蕪。被郭沫若譽為"新史學的開山"的王國維在諸多學術領域都做出了劃時代的貢獻，成為現代中國學術傳統的重要莫基人，即便是保皇派的前清遺老如沈曾植、陳三立、羅振玉等，其學術上亦頗具創新意識，決非是所謂"清學殿軍"所能簡單概括的。
整體上講，晚清遺民的文化成就主要集中在文學、史學、方誌學、目錄學、文獻學、文化出版等方面，他們集道統擔當、學統承續與文化整理等職責於一體，憑藉自身雄厚的學術功底，開啟了新的學術風氣，不自覺的實現了傳統文化、學術文化的承啟。陳伯陶對鄉邦文獻的發掘與整理尤其值得關注。
陳伯陶等纂修的《東莞縣誌》
首先，對嶺南尤其是東莞歷史文獻發掘、整理、保存、流佈等方面作出了貢獻。清初，統治者實行嚴酷的文化高壓政策，文字獄之風盛行，經康熙、雍正、乾隆三朝百餘年的查禁銷燬，明末史料及明代遺民的著作蕩然無存。被人冒著生命危險保存下來的幾本書，由於年代久遠，如鳳毛麟角。陳伯陶通籍後，曾師從順德藏書家李文田，"亦好收明清間野史，及萬曆後諸家奏議別集。"（倫明）他廣為蒐羅，多方鉤致，從方誌、史乘、族譜、專集中剔抉爬梳，輯成明代遺民三百一十二人傳記。凡前人記載有誤的，詳細考證，以按語示之。保存了不少明末清初史料，為今天研究明末清初廣東的歷史、文化提供重要參考。（楊寶霖）陳伯陶輯刊《聚德堂叢書》（陳伯陶室名"聚德堂"），收入其父子及族人著作共十二種，《宋東莞遺民錄》和《勝朝粵東遺民錄》即錄入其中。族人著作中，有陳璉《琴軒集》，原作三十卷，遺稿散佚，後由作者玄孫蒐集付梓，此本從中鈔編為十卷，其己見《圖書集成》諸書者不再錄補。還有世稱"東莞學"的陳建著作三種：《學蔀通辯》詳述"明朱陸早同晚異之實，明象山陽儒陰釋之實，明佛學近似惑人之實"。"於朱陸二家同異之考尤極精詳。"（陳伯陶跋）陳伯陶以所得稿本與東莞舊刻本互補而成；《治安要義》和《擬古樂府通考》均據作者玄孫重刻本付梓，其中《治安要義》"任官議"後有缺文，但無從校補，《擬古樂府通考》詩中有訛脫，陳則從所得何燕泉音注本加以校正補充。叢書中《陳獻孟遺詩》和《懸榻齋集》原本均失，是採集各書匯鈔而成。《陳獻孟遺詩》作者陳阿平，有《缽山堂集》收入《四庫提要》，《懸榻齋集》作者陳履，是浮邱詩社同人，同為當時所推重。各書後多附有輯者陳伯陶所寫跋語，說明版本由來、校補情況等，對後來研究者大有裨益（譚赤子）。
陳伯陶晚年與友人合照於香港
其次，《東莞縣誌》集眾家之大成，居功至偉。東莞志自元代皇慶年間（1312—1313）陳庚創《寶安志》以後，經明代莊恭、陳璉、盧祥、劉存業、謝邦信、張二果，清代李作楫、周天成、彭人傑等人修纂，日趨完備。但或因陋就簡，或語有避忌，都瑕瑜互見，珉玉雜陳，不當人意。1915年春，陳伯陶應邑人葉湘南之邀，在九龍設修志局，用東莞明倫堂經費，組織鄉賢黃薌池、鍾碧峰、徐鐵儔、陳少萊、蘇選樓、陳蓮伯、黃耆封等數十人，修成《東莞縣誌》，"閱六載方成，凡九十八卷附沙田志四卷，合一百三十餘萬言。"並附《沙田志》四卷。對東莞明倫堂的地產—萬頃沙六、七百頃沙田的緣起、歷史、管理、用途等作了詳細的敘述，給後人留下珍貴的資料。東莞志書，以此為最，體例仿阮元《廣東通志》及近代南番諸志，但遠出鄰縣誌書之上，成為東莞人民珍貴的文化遺產。
孫中山為陳伯陶題詞
在這種特殊的歷史境遇裡，文化遺民人生孤獨的情景伴隨的是生動的文化創造，他們在學術文化的天地裡找到了一個相對廣闊的生存空間，從這個層面上講，晚清遺民決非是完全意義上的寂寞與孤獨，他們與"故國"、"新朝"和歷史之間都有著生動、豐富、多種多樣的聯繫。在社會文化轉型之際，自覺地承擔著"承啟"的歷史使命。今天，我們回顧東莞的文化傳統，陳伯陶所塑造文化影響力與穿透力是無法迴避和抹殺的。雖然他們永遠也跳不出"舊朝"的自我界定和"舊文化"的傳統情結，但他們的生存意義卻恰恰在"新時代"和"新文化"裡獲得了明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