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国初期的田家英 。
父亲田家英二十六岁担任毛泽东主席秘书,参加了《毛泽东选集》的编辑、新中国第一部宪法和中央许多重要文件的起草,是毛泽东身边名副其实的“秀才”。
然而人们大都只知道田家英学养好,受毛主席器重,却很少了解他在工作之余收集清代学者墨迹,成就了一项传承传统文化的大事情。
本文,想就父亲田家英缘何辑藏清人墨迹,又是怎样收集的,以及他专项收藏的终极目的是什么,作为女儿,谈谈我所知道的往事。
史学研究成为一生的志向
父亲是个孤儿,由于父母早逝,殷实家境的衰败,使他没有受到良好正规的教育,十二岁辍学当学徒,十四岁靠稿酬收入走上独立的生活和求学之路。算下来,他在校学习的时间总共不过七年。他的学识,主要靠自学。他十二岁开始发表文章,十六岁之前,已在报刊发表了近百篇文章,自学的经历,使他对中国文学和历史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一九三七年,父亲来到延安,先后就读于陕北公学和马列学院,三年后,十九岁的田家英被马列学院留校担任中国近代史教员,中国近现代史学,成了他一生的钟爱和追求。
在马列学院,父亲有幸结识了历史学家范文澜。范老于一九四〇年一月来延安,任马列学院历史教研室主任,此时他正尝试以新的视角探讨中国近代史问题。一次范先生的史学演讲,吸引了在场的毛泽东,毛敦促他把提纲整理出来,并说:倘能写出来,必有大益。此后,范文澜边搞教学边著书,在延安资料缺乏,生活艰苦的条件下,完成了《中国通史简编》和《中国近代史》(上册)。
这两部书,可说是运用唯物史观叙述中国史的始创篇。范文澜通晓中国文化,又研究马列经典,田家英找到了一位导师,范老的研究思路和方法,对田家英的治学产生深远影响。
以后田家英调到延安中央政治研究室,对史学兴致仍不减,和范老一直保持着师生般的关系。范老也很喜欢家英,对这个有志后生希望甚殷。范老还把儿子范元伟交家英培养,小范当时才十五岁,在杨家岭图书馆工作,以后家英真就做了小范的入党介绍人。
在延安政研室,田家英从中央图书馆借到一九二三年版的《清代通史》(上卷),作者萧一山二十一岁,仅凭一己之力撰写了中国第一部体系完整的“清史”,并得梁启超作序。对萧一山的治学勇气,田家英十分感佩。但萧的著作毕竟受时代、条件局限,缺乏新史料和时代视角。田家英由此萌生了有生之年立志完成一部以唯物史观为指导的清史篇的想法,真可谓心高志远。
父亲从热爱史学,到关注近现代史研究,最终选择了清史的方向。亦或说,引他走进史学研究大门的老师是范文澜。他与自己青年时就敬重有加的老师保持了一生的关系。他们的最后一封通信,当在一九六五年秋季。
这便是父亲缘何辑藏清人墨迹的源头。
建国初期的田家英 。
“清史篇”的写作计划得到毛主席首肯
田家英年轻时选择的清史课题,始终没有放下,来到毛泽东身边,他把想法和主席谈过,得到主席的首肯。
毛泽东喜欢身边人观点鲜明,有见地,田家英恰恰爱思索,爱想问题。上世纪五十年代初,毛泽东几乎每晚都要找田家英,交办完事情聊一阵天,历史、文学、古今人物,从古到今,从政治到生活,每次都有新的话题。很明显,毛泽东喜欢田家英,他们无话不谈。
毛泽东是政治家,又是诗人和文学家,他渊博的学识,宽阔的思路,深邃的哲理,超凡的抱负,怎能不给田家英以全新的感染。无拘束的接触中,田家英受到深刻的影响。他热爱研究问题的天赋得到极大的激活和施展。
编辑《毛选》,他便对中共党史、毛泽东思想发展史,发生浓厚兴趣,他把二者结合起来推进毛泽东思想的研究,成为给中央机关干部宣讲党史最有特色的宣讲人。
建国后丰富的书籍和资料,同样加深了田家英对近现代历史的认识,以及知识的积累,他于“清史”的兴趣也更倾心,更执着。以至一九六二年政治生涯受挫他想离开中南海,竟向主席提出想去专心从事清史研究的请求。这的确是他深思熟虑后的想法,绝非仅仅为逃离现实。
一九五一年,田家英和董边及爱女。
母亲董边有一段回忆:
1950年代初,一次我和家英去王府井旧书店,边走边聊,家英说了他为什么想写清史。他说,比之延安时期,他对近代中国的认识加深了。中国从封建王朝到社会主义社会,中间还不到四十年时间,没有经过资本主义社会,故而探究封建社会的特质,对认识今天的中国,很必要。他认为,清代作为最后一个王朝,是集封建社会之大成的王朝,富有代表性。另外,清朝属于外族,清代的版图却是华夏有史以来最大时期,奠定了今日中国的疆域。它的兴衰始末,吏治改良、文化沿革、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变法维新、乃至近代输入新思想……内涵丰富。现在条件比延安好多了,可以先收集资料,为日后做准备。他还告诉我,他的想法和主席谈过。得到了主席的首肯。
如果说田家英钻研清史最初更多出自个人兴趣,那么建国后他对这一命题的执著,是经过思考后作出的理性选择。
这便是父亲收藏清代学者墨迹的动力和目的。
“人弃我取”的意外收获
父亲收集清人手迹始于上世纪五十年代初期;大量地搜集,当在一九六二年以后。
建国初,毛泽东委托田家英帮他建立一个个人图书室,加上毛泽东点名组建的新的中央政策研究室,也需要大量图书资料,几年间,跑书店成为父亲一项不称为“工作”的工作。
在古旧书店,父亲无意间发现清代学者的信札、轴联、手卷俯拾即是,因年代较近,少有人重视,可他从中发现了很有价值的史料,他管这叫“人弃我取”,这便是父亲收藏的开始。
北京琉璃厂的文物商店,西单、王府井古旧书店,是收获最多的地方。父亲的另一个渠道,是利用和主席外出开会和调查的机会,在上海、杭州、成都、武汉、广州等文化大城市收集。
毛泽东偏爱杭州和武汉,据统计,建国后仅杭州共去过五十多次。上海、广州则是中央多在此开会之地。由于常来常往,他和地方上文物行家结成朋友。上海市文化局的方行、浙江省文管会的叶遐修,都和父亲友情笃深。文物商店的行家也成为他的朋友,平日帮助留心。父亲的收藏之所以成系统成规模,是得到众友人诚恳帮助的结果。
例如一次在杭州开会,田家英听说古旧书店有海宁藏书家后人卖出的一千多封清人信札,便即同店方联系,借回驻地,他利用工作间隙,一周内把上千封信札过目一遍。为弄清信与信之间的关联和价值,信札摊在地板上,他伏在地上反复琢磨,最后买下40封,有顾广圻、周春、许梿等著名学者的手迹。其中周春(一七二九——一八一五年)致吴骞信,提到《红楼梦》及作者曹雪芹(一七一五——一七六三年),此信写于1794年,据曹雪芹故去仅三十一年,信中说“曹雪芹之名字、履历皆无可考”,请吴骞“祈查示知”。这应该是迄今最早有关《红楼梦》的点评, 对于《红楼梦》作者考,是极有价值的史料。
父亲研究问题讲求系统化、体系化,收藏清人墨迹,亦如此。
记得父亲办公桌案头常年放着一本泛黄的书,是民国版萧一山编《清代学者生卒及著述表》,清代学者按生年排序,籍贯、著述、学术派系、社会地位,一目了然。这是父亲选择藏品的“航向标”。凡收到一件,就在书上人名前划一红圈。他对朋友戏言:此乃“清朝干部”花名册也,希望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将书中所列一千多位学者墨迹收全。他的收藏思路,清晰明确,可见一斑。
父亲注重学者、官吏的墨迹,看重的是它的史料价值,他共收信札六百多通,涉及二百多人,写信授信双方,于经史、音韵、金石、天文、历法、舆地、书法、绘画各有千秋,通信间,或交流考据心得,或记述所闻轶事,或描述风土人情……,零散书信汇集起来,对了解真实的社会,像是打开了一扇窗口。
信简多是一封一封淘来的,攒多了,父亲将相关联的汇编成集。
例如,将清早期著名学者赵翼(赵瓯北)等十一位给孙星衍的信汇集为一集,取孙星衍编纂的《平津馆丛书》中“平津馆”三字,为信札集命名《平津馆同人尺牍》。
授信人孙星衍是清代著名藏书家,他对经史、古文字学、诸子百家融会贯通,所编《平津馆丛书》、《岱南阁丛书》堪称善本。
而写信人赵翼则是宋代宗室,乾隆二十六年授翰林院编修。赵翼以诗词著名,其诗重性灵,思想新颖,诗存达四千八百多首。与袁枚、张问陶合称“乾嘉性灵派”三大家,不愧为大才子。
再如钱大昕、翁方纲等给钱泳的信,被合集为《梅华溪同人尺牍》,取钱泳号梅溪而得名,雅致又别致。
授信人钱泳乃吴越武肃王三十世孙。他生性洒脱,修建一座写经楼,仿东汉蔡邕,用石碑写孝经、论语、大学、中庸,刻石置放楼中,碑版流传江浙,又传入朝鲜、日本、中山邻国,名声大振。钱泳一生好交友,长期做幕客,足迹遍及大江南北,结交翁方纲、钱大昕、孙星衍、章学诚、包世臣等众多名士。
而给钱泳写信的钱大昕,是乾嘉一代儒宗,与纪晓岚并称“南钱北纪”,其治学以“实事求是”为宗旨,不默守汉儒家法,把史学和经学放在同等重要地位。钱大昕历时五十年,对《史记》、《汉书》、《元史》、《金史》一一校勘,撰成《二十二史考异》。钱大昕倡导的治史,转变了一时期的学术趋向。
又如冯桂芬、郑观应、杨锐、康有为、梁启超等变法维新人士,父亲在他们的通信合集上注明:“此册所收乃晚清输入新思想者”。
父亲每晚七点办公,通常到深夜两三点方睡。工作前他习惯腾出一小时对收藏品整理考据,有时也和我母亲一起欣赏,一日不看,便觉缺失了什么。可惜“文革”后田家英的笔记片纸未还,心得体会亦无从考量了。
“专项收藏”的魅力
父亲的专项收藏,得到党内有此爱好的友人的理解和支持。父亲的老相识辛冠洁说,“当年老同志中喜好文物的不少,但专项收藏,目的这么明确的,我敢说,只有家英一人”。谷牧、胡绳、魏文伯、李一氓、夏衍、辛冠杰、陈英、姚洛、姚旭、王力等,都曾经或将所藏相赠,或帮助寻找补缺,表达了他们对文化热爱的共识。
到一九六六年,父亲的藏品已达两千余件,时间跨越明朝末年至民国初年的三百余年,涉及人物五百余位,囊括了清代各时期的学术流派和有代表性的人物,蔚为大观。
龚自珍(一七九二——一八四一年)行书珠镜吉祥龛心课册。
所藏大致分三个阶段。
明末清初收藏的,主要为抗清、仕清的文人志士的墨迹。到死不吃清官饭的抗清人物有:傅山、朱耷、顾炎武、黄宗羲、孙奇逢;出任清官吏的人物有:周亮工、吴伟业、龚鼎孳等。然无论抗清的,还是接受清廷官爵的,都是著名大儒。
顾炎武、黄宗羲,是明末清初的思想家,通经学、史地,音韵,与王夫之并称明末清初“三大思想家”。孙奇逢则与黄宗羲、李颙并称“清初三大儒”。这些人在清初创立新的治学方法,为清学“开山”,成为明末清初继往开来的一代宗师。
龚鼎孳、吴伟业,虽然仕清,被前朝人所不耻,但由于他们富有才气,诗文并工,在文人中,声望很高。因是江南人,与钱谦益并称“江左三大家”。
还有一些官场实力派人物,他们又是理学名儒,如魏裔介、李光地、万寿祺、徐乾学、朱彝尊、徐乾学、孔尚任等。
第二段,乾嘉时期(乾隆、嘉庆两朝),这一段父亲下功夫最大,学术气息最浓。
首推应该属“乾嘉学派”和 “桐城学派”,前者师法汉儒,后者提倡宋明理学,他们在学术相互对立,然各有千秋。
“乾嘉学派”的代表人物惠栋、戴震,弟子段玉裁、王念孙、王引之、汪中等称皖派。“桐城学派”的代表人物为方苞、姚鼐、刘大櫆。田家英的收藏中,两大派系代表人物居然齐全,可见下了功夫。其中汪中,一介布衣,家贫,无力求学,十四岁入书店当学徒,博览了经史百家书籍,后学术成绩斐然,校验《四库全书》,被称为奇才。
名气大的学者还收有:《四库全书》总篡修官纪昀(纪晓岚);于官吏和画家集一身的钱维城;翰林学士朱筠;翰林院编修、湖广总督毕沅;与惠栋、焦循并称“乾嘉易学”三大家的张惠言;地理学家徐松;开拓边疆地理学、民族关系学之先河的地理学家张穆;《儒林外史》的作者吴敬梓;史学家、思想家、中国方志学奠基人章学诚。被称为“书法清四家”的翁方纲、刘墉、永瑆(成亲王)、铁保四人作品都收了;而钱维城、毕沅则是乾隆状元。
还有今人熟悉的扬州八怪画派,父亲收到金农、郑燮(郑板桥)、黄慎、李方膺的字。西泠八家丁敬、蒋仁、黄易,奚冈、陈豫钟、陈鸿寿、赵之琛、钱松的字都收了,这些人多出身贫寒,生活清苦,而往往清高孤放,借书画抒发胸臆,他们作品具有胆大创新之风,在艺术史上独具位置。
第三阶段,为一八四〇年以后,中国社会进入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这一阶段,父亲关注时代风云造就的杰出俊才,如思想家龚自珍;民族英雄林则徐;清末“戊戌六君子”。“六君子”收到谭嗣同、刘光第、杨锐、康广仁的墨迹,他很遗憾,六人中缺了林旭、杨深秀的墨迹。一九六一年父亲在长治搞农村基本单位核算的调查,后到山西晋祠宾馆起草中央文件,偶然在晋祠发现了一幅杨深秀水印件《松风水阁图》,题款有杨深秀的44个字,杨是山西闻喜人,重要的维新派人士,即使是水印件,父亲也视为珍品收下了。
父亲最看中收藏中龚自珍的一幅中堂,龚自珍是近代改良主义先驱,主张革除弊政,抵制外辱,人物分量极重。知音好友来了,必拿出欣赏。田家英一九六六年五月,“文革”发动前含冤离世。此珍品“文革”中被陈伯达顺走,再也没能找到下落,实在可惜了。
林则徐的《观操守》中堂,则是精品中的精品,是林则徐遭贬黜后自作文:
“观操守在利害时,观精力在饥疲时,观度量在喜怒时,观存养在纷华时,观镇定在震惊时。防欲如挽逆水之舟,才歇力,便下流;从善如缘无枝之木,才住脚,便下坠。”
林则徐这段内心直白,是他情操的真实写照,说出了人的操守、精力、度量、存养,要在经受考验的环境中才能体现得真实的道理。
晚清离今天很近,所收藏的著名人士人们相对熟悉,比如经史学家、湖南岳麓书院创始人王先谦;参与洋务运动,兴办路矿,主张西方科技的学者郭嵩焘;爱国文史学家、“旧文学的殿军人”李慈铭;碑学帖学并尊、自立门户的书法艺术家杨守敬;发现了殷墟甲骨文的甲骨文之父王懿荣;最早于甲骨学研究取得主要进展,并碑碣墓志、金石拓本收藏大家罗振玉;中国近现代交替时期新史学的开山学者王国维。这些学者除了学业卓著,著作等身,他们的书法都是各有千秋。尤其是王国维,是父亲作学习的楷模。
再有洋务运动代表人物曾国藩、张之洞,吴大澂、端方等墨迹。
林则徐(一七八五——一八五〇年)行书观操守轴。
心灵的慰藉
曾和父亲工作了十七年的逄先知说:收藏清代学者墨迹,是田家英的业余爱好,却成了他全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使他的精神世界和文化生活更加充实,更加丰富。逄先知的话是有所指的。
自上世纪六十年代,面对左的指导思想,父亲敢于坚持真理,坚持实事求是,很少随声附和,很少讲违心的话。一九六二年,因向毛泽东反映包产到户,被指责为刮“单干风”的代表人物。这一年,成为他政治生涯的分水岭。
失去了主席的信任,可想父亲的思想是何等苦闷。然而对传统文化的热爱,让他在以后备受冷落的日子里,把一大部分精力,投入到清史的研究上,空闲的日子,他花大力气收集藏品,收获的喜悦和成绩,给了他精神世界以极大的安慰。
文化陶冶着性情。一九六一年父亲在浙江调研,当目睹老百姓缺粮断炊,病饿致死的情景,极大的内疚压在心头,他不由想到郑板桥的诗句,“衙斋卧听萧萧竹,疑是民间疾苦声。些小吾曹州县吏,一枝一叶总关情”,感慨系之地对省委书记林乎加说,“一个封建社会的县吏尚且如此关心百姓疾苦,何况我们共产党人呢!”
调查时,对工作组有同志担心反映问题会冒风险,他说,“人生最惨无非是妻离子散,死于非命。难道我们的命比老百姓的命大一些吗?我们革命不就是为了老百姓吗,为老百姓而死又有什么不好呢?”这是他的肺腑之言。
从浙江调查回来,父亲请篆刻家陈巨来将林则徐的诗“苟利国家生死以,敢因祸福避趋之”刻成一对印章,奉为座右铭。他说,“如果有利于国家,就不顾生死去做,哪敢为了个人的祸福躲避或追求其他”。
面对即将来临的政治风暴,父亲和母亲说过: “宁为玉碎,不为瓦全”。这一品行,和他一向仰慕的爱国志士“士可杀,不可辱”的思想精髓,不无关联。
一九九一年,田家英个人收藏在中国历史博物馆展出,引起的人们对我父亲的深切怀念,赵朴初老人观展后难以抑制敬重和感怀之情,赋诗云:“观其所藏,知其所养,余事之师,百年怀想”。
展览之后,全家将一百一十余件藏品捐给中国历史博物馆,包括吴伟业、龚鼎孳、王时敏中堂、龚自珍吉祥龛心课册、林则徐、邓廷桢对联,何绍基的代表作等清代著名学者、仁人志士的墨宝。
一九九五年、一九九九年、二〇一三年,文物出版社、人民文学出版社先后出版了《小莽苍苍斋藏清代学者法书选集》上下编、《小莽苍苍斋藏清代学者信札》上中下册,将田家英收藏品的全貌大致公布于世。
如果说父亲未能实现他撰写清史的夙愿是人生的憾事,那么小莽苍苍斋的收藏系列成书,流布人间,当是对他未竟夙愿的一些弥补吧。
如今,父亲的藏品部分珍藏在中国国家博物馆,这些清代学者墨迹凝聚着父亲的心血,每逢专题展览拿出展示,看见它们,就像看见了父亲。对我们,对公众,都是永久的纪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