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千多年前，三国曹魏时期的建安年间，也像今年一样发生了一场特大瘟疫，加之战乱频仍，全国人口锐减80%以上。当时，不仅整个家庭惨遭灭门比比皆是，甚至一个村庄、一座城市再无人烟者也不在少数。
在这样迅速蔓延的全国性瘟疫下，不仅普通老百姓惨遭生灵涂炭，就是那些豪门旺族、达官贵人也一样难逃厄运。据历史记载，东汉时期非常有名的“建安七子”在这次举国大瘟疫中一下子就死了五个，成为中国文化史上的一次重要灾难事件，驴鸣送葬的故事就发生在那次灾难之时。
我们还是先看看“建安七子”都是些什么样的人吧。
“建安七子”不仅仅是文化名流，他们还是当时社会上的权贵
建安七子，是东汉建安年间七位著名文学家的合称，就像是后来的“唐宋八大家”、“扬州八怪”等一样，是一个文化人群体的雅称。
建安七子包括孔融、陈琳、王粲、徐干、阮瑀、应玚、刘桢七个人，他们个个都是当时的饱学之士，他们的诗赋文章名冠天下，文学成就同曹操、曹丕、曹植三父子齐名，代表了曹魏时期的最高水平。
建安七子的称谓不仅为当时民间文化界认可，也得到了当时曹家父子的赞同。曹丕在他的《典论·论文》中就提到过这个称呼，可见建安七子在当时的地位和影响之大。他说：
“今之文人，鲁国孔融文举，广陵陈琳孔璋，山阳王粲仲宣，北海徐干伟长，陈留阮瑀元瑜，汝南应玚德琏，东平刘桢公干。斯七子者，于学无所遗，于辞无所假，咸以自骋骥騄于千里，仰齐足而并驰。”
（1）王粲
王粲，字仲宣，出生于公元177年，死于217年。他是山东高平人，他父亲是当时著名的大将军何进手下的长史，相当于将军府的秘书长，是个实权派人物。王粲少年时跟随父亲在当时的都城长安生活，儿童时在京城就有才名，深得文学泰斗蔡邕的常识，他后来在文学上的成就应该也得益于蔡邕的提携与帮助。
王粲十五岁时，因为关中骚乱而投奔刘表，客居荆州达十年之久，那时他怀才不遇，终日闷闷不乐，但他并没有放弃学习，这期间也是他文学修养大大提高的积累期。刘表死后，王粲归顺曹操，这里他已经31岁，却如鱼得水、如鸟归林，终于得到了施展才气的机会。同样，因为他的才能而得到曹氏父子的赏识和信赖，他被曹操封为关内侯，这就不是一般的政治待遇了。
王粲不仅在文学上同曹操谈得来，他的文韬武略也同曹操英雄所见略同，所以，曹操在出兵打仗时一般将王粲带在身边，为曹操的军事决策当参谋，发挥了重要作用。王粲一生著诗、作赋、写议近60篇，明朝时编辑成《王侍中集》，现留存于世的作品还有23篇，刘勰认为他是 “七子之冠冕”。
公元217年，王粲未能幸免那场全国性的大瘟疫，死于陪曹操出兵归途。在本文开首我提到的“驴鸣送葬”的主人公就是他，后边我再慢慢讲。
（2）徐干
徐干，字伟长，出生于公元171年，也是死于217年。他同王粲一样也是山东人，但他的命运却比王粲坎坷的多，既有他出身的问题，也有自身性格的问题。徐干年轻时正值汉灵帝之末，那时的世族子弟都结党权门，尽做巴结奉迎之能事，但他却闭门自守，穷处陋巷，过起了深居简出、特立独行的半隐居生活。
但是，是金子总会发光的，徐干的才气还是得到了爱才如命的曹操的赏识，授与他为司空军师祭酒掾属，又转五官将文学，后来他又不愿意干了，托病辞职，曹操还特意命令加旌表彰，可见曹操对他的尊敬和重视程度。我现在弄不明白曹操封给他的是什么级别的官职，但从曹操的重视程度来看，应该不是个“弼马温”之类的闲职。
徐干留存后世的著作是《中论》，曹丕称赞此书"成一家之言，辞义典雅，足传于后。"
徐干比王粲大六岁，同样死于217年那场瘟疫。
（3）阮瑀
阮瑀，字元瑜，出生于公元165年，死于212年。他是河南开封人，年轻时也因为才气出众而得到蔡邕的赏识，他的名作有《为曹公作书与孙权》，诗有《驾出北郭门行》，明朝时将他的作品编撰成《阮元瑜集》。
阮瑀虽然是文化人，但大部分时间还是随侍曹操军中，同当时的重要谋士陈琳一起为曹操起草了大量军国书檄，地位也是比较显赫的。
阮瑀对于我们来说不太熟悉，但他的儿子阮籍、孙子阮咸却比他名气更大，都是“竹林七贤”中的重要角色。
（4）应玚
应玚，字德琏，出生于公元177年，也是死于217年。他同王粲竟然是同年生、同年死，倒也是一段难得的缘份了。他是汝南南顿县，也就是今天的河南省项城市南顿镇人，擅长作赋，他的诗歌也很有代表性，后人将他的作品编撰成《侍五官中郎将建章台集诗》，流传于后世。
应玚也是曹操的重要谋士之一，开始时被任命为丞相掾属，后转为平原侯庶子，后来又担任过将军府文学一职，大概相当于将军府掌管文字的秘书长，是不小的文职官员。
（5）孔融
孔融，字文举，出生于公元153年，死于208年，他是建安七子中年龄最长者，也是山东曲阜人，是孔子的二十世孙，太山都尉孔宙之子。
说到孔融，我们更熟悉那个让梨的故事，主人公就是他。而学习汉隶书法的人都知道有块名碑叫做《孔宙碑》，主人公就是他的父亲孔宙。所以，孔融不仅是一位历史文化名人，他更是一个有故事的大家。
孔融也是建安七子中任职最高的一位，他历任北军中侯、虎贲中郎将、北海相，时称孔北海，后来经刘备表荐兼领青州刺史，他是名副其实的地方长官。
孔融能诗善文，曹丕称其文“扬（扬雄）、班（班固）俦也”，他的代表作是《荐祢衡表》。孔融也是建安七子中唯一同曹操政见不同的人，最后终因触犯曹操而被其所杀。
陈琳，字孔璋，出生年月不详，大概与孔融出生日期相当，他同样死于217年那场瘟疫。他是广陵射阳人，也就是现在的江苏宝应县人。
陈琳同王粲一样是当时名噪一时的文化大家、重要谋略家，初时他也跟随大将军何进为幕僚。何进密谋诛杀十常侍时，他曾经力劝但不为何进所纳。何进事败被杀后，陈琳为避祸投奔袁绍为幕僚，袁绍被曹操战败后，陈琳被曹操俘获，并被曹操重用。之后，他同王粲一起成为曹操的重要谋士，为曹操的军事决策发挥了重要作用。陈琳在曹操手下做的官为司空军师祭酒，后又徙为丞相门下督，我想也应该是相当于现在的秘书长之类的文员。
陈琳的文学作品留存很多，也被明朝文人收录进《陈记室集》中。
（7）刘桢
刘桢，字公干，出生年月不详，也是死于217年的瘟疫。他是东平宁阳人。
刘祯与魏文帝关系不错，后来因为说话不小心，被认为大不敬而被刑办，出狱后做过一个小官，他应该是建安七子中官位最低的一个。
刘桢的文学成就主要表现在诗歌方面，现留存于世五言诗十五首，后人为其编撰《刘公干集》。
从上面的介绍看出，建安七子不仅是当时赫赫有名的文化大家，更重要的是他们都有从政、从军的背景，其中六位还与曹操父子相交甚密。他们当中，除了两人因为年龄大提前死去以外，其他五人竟然一同死于217年那场大瘟疫当中，不能不令人唏嘘。
在这因瘟疫而死去的五个人当中，王粲因为同当时的曹操世子曹丕相交甚好，曹丕出面召集一些文化名人，为他举办了一场别开生面的葬礼，给后世留下了“驴鸣送葬”这个成语，这是怎么回事呢？
驴鸣送葬，一场两千年前的文化人举办的特殊葬礼
公元217年，曹操出兵伐吴，在濡须口同孙权发生了一场重要战役，这场恶战以曹操大胜而终，但战胜了的曹操却急于撤兵回府，却是什么原因呢？
当时，曹魏军的大本营，也就是曹操携天子以令诸侯的汉都在邺城。曹操出兵后，邺城发生了严重的瘟疫，死亡人数巨大。曹植有一篇《说疫气》，描述当时疫病流行的惨状说：
建安二十二年，疠气流行，家家有僵尸之痛，室室有号泣之哀。或阖门而殪，或覆族而丧。
这就是说当时的疫情之严重，家家户户都有人死亡，有的满门灭绝，有的合族死亡，应该是非常惨重的。也就是在这场瘟疫中，建安七子中陈琳、刘桢、应玚、徐干四人相继死去。
曹操在濡须战胜后立即撤兵也与这场瘟疫有关。当时他的军队里士兵染疾死亡的人数已经不少，应该是他出兵之前有的士兵已经感染，并迅速出现人传人的状况，再不回兵就可能无法收拾。而在这些被感染瘟疫的人当中，就有位列建安七子之首的大才子王粲，还没有等到大军回到邺城，他就死在军中。
因为王粲在文化界的名望，他又同曹丕关系紧密，曹丕就出面招集当时的文化名流，为他张罗了一场声势浩大的葬礼。因为王粲生前喜欢学驴叫，曹丕就提议参加葬礼的众人每人学一声驴叫来纪念他，于是整个葬礼现场一片驴叫声此起彼伏，倒也别开生面，成就了历史上一件很有文化的雅事。
《世说新语·伤逝》：王仲宣好驴鸣。既葬，文帝临其丧，顾语同游曰：“王好驴鸣，可各作一声以送之。”赴客皆一作驴鸣。
结语：跨越两千年的两场瘟疫，给社会和人民带来的是截然相反的后果
发生在2000年前的那场瘟疫，现在已经无法确切地知道是一种什么样的传染病，但它肯定同发生在今年春天的新冠肺炎一样有严重的传染性和流行性。从目前有限的史料记载来看，公元217年的疫情给社会带来了毁灭性的打击，加之战乱频仍，人民死亡无数，据说疫情之前东汉人口数有6500万左右，但疫情之后全国只有不到650万人，这当然也有统计技术方面的问题，但人口因为瘟疫和战争逝去大半却是不争的事实。
在古代那样的瘟疫下，停止疫情蔓延的唯一渠道就是地区性人口的灭绝，那是一种何等的惨烈啊。在那时，即使象建安七子这样的文化名流、达官贵人也无法幸免于难，何况那些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的平民百姓了。
由此，我们不能不由衷地感叹我们国家的强大和制度的优越，在今年这样的疫情下，如果没有共产党的领导、没有国家制度强大的动员能力，我们何以能够迅速控制疫情，力挽狂澜？
这不是矫情。疫情过后，我们真的应该好好正视我们自己的制度，应该好好树立起我们的民族自豪感和国家自豪感，并用我们的真心来维护它，使我们的国家体制越来越完善，使我们国家越来越强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