遍数长达二百余年的明朝更迭，"正常"父子继位的不少，但其中也不免有"特殊"的上位者，如"夺"而上位的成祖，有二次复辟的英宗，其中最特殊的上位者，或许还是那位可谓"天降帝位"的世宗了。
其实后世对世宗的评价比较复杂，站在不同的角度都有自己的看法，也不能单从"好与坏"去一概而论，尤其他在继位初期和后期似截然不同的统治理念，（或称统治手段。）更是为人所难以理解，单从年纪这一点去判断，未免有失偏颇。
因为就以人性而言，一个人出现较大的转变，尤其是如此翻天覆地般的转变，绝对不是因为年长而心软或愚昧可以解释的，一定是长期以来对一些事态有着潜移默化的看法，或者发生了一件什么事情而引起的。
世宗嘉靖帝影视形象
而这件事（看法），很有可能就是继位之初与"朝廷"（其实是以大臣们为主）的"大礼议"之争有关。
从表面上看，所谓"大礼议"只不过是君与臣之间的"祖本"之争，或者简单说，就是在争论"父亲"的正统问题，但是，对于古人（中国传统理念）来说，"祖宗家法"大过天，"正统"问题更是超越了其本身的意义，表现的是一种对皇帝的统治君权的认可，可以这么说，只有认可皇帝之生父为"尊"，才算是真正承认了帝位的"正"。
如此，笔者其实看到更多的还是"大礼议"背后，比之"正统"问题更为深层次的"真相"，那就是随着宋朝终结而终结的，所谓"君与臣共治天下"的"儒礼"的"复辟"。
简而言之就是明朝在历经腐化期（本文以大龄先生为明朝划分的时期为依据，腐化期大致为英宗正统七年到武宗正德十六年。）之后，好不容易迎来一位"选"出来的"优秀"继任者，此时的大臣们希望有机会重现当年宋时"君与臣共治"的风采与崇高地位，其实说白了就是想与君"权利平等"，共同统治国家。
物极必反之慎重"选"出来的"自己人"
自春秋战国时期，孔子开创"儒学"以来，到汉时"独尊儒术"起，"儒学"一直被历朝历代所推崇并应用着，尤其在结束了百年战乱一统天下的宋朝时，更是因为种种原因，把以"儒学"为"内核"的"文臣"给捧上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
且不说宋时文臣的要权有权，要财有财，身兼数职，同领数份"工资"的"崇高"地位，就说一介"白衣"的文人学子们，都是百姓心中"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的尊敬所在，妄论连上朝时拜而不跪，以及"不杀文臣"的铁律更是让"儒派"文臣挂上了免死金牌。
“一人之下”的范仲淹
但所谓万物规律一般都是"盛极必衰"，极盛之后，元朝时的"儒派"文人，却落得个"十儒九丐"的尘埃地位。
直到明朝的建立，期望改变社会地位的文人，积极帮助太祖建国，希望可以凭此"回归"，但无奈，此时期的太祖、成祖，甚至其后的仁宗、宣宗都好，他们是非常尊重文人，也重用文臣，但也是只把此作为一种强化皇权统治的"制衡手段"，而不是"平等共治"的"回归"。
此后的明朝陷入腐化期，更是君王平庸、荒诞，至使"奸宦"当道，国家不宁，百姓苦不堪言，文臣更是被随意捏扁搓圆的耍弄，心灰意冷之下，在"最爱玩"的武宗去世之后，眼见于其既无后嗣，也无同父兄弟，更是一份像样的"遗诏"也没有，但国不可一日无君，自然需要"选"一位"合适"的君王继承王位。
鉴于此"天大"的良机，沉寂已久的"文臣心"，自然也开始欲焕发光彩，尤其从能力而言，以杨廷和为代表的内阁"成员"们，不管是在威望上，还是实际的"治国能力"都是极为强大的存在，自然会趁此机会想试一试"君与臣共治"的"儒臣"巅峰。
杨廷和影视形象
于是以"祖宗家法"的血脉远近联系为依据，更重要的是根据他们的"理想"而综合选择了一位有"明君"潜质的君——世宗。
其实历来后世对"人选"的问题，总有这样、那样的各种见解，要么就是对所谓"血统"的怎么"算"而有其他的说法，但在笔者看来，这"君"的选择，说白了就是一种"最强方"的利益选择罢了。
作为当时势力"最强"的文官集团来说，以"正统"论人选也好，以"祖宗家法"论也好，其实都是覆盖在"利益"二字上光鲜亮丽的"皮"，内里就是想选一位最大可能"站在"他们利益面的"君"。
如《明史》有载定"人选"时的"说法"为：
"顷之，中官奉遗诏及太后懿旨，宣谕群臣，一如廷和请，事乃定。"
以及在世宗继位"空"出来的三十七天内，所作出的似"革弊"，实则平衡各方的"稳定"举动，其实都可以看出在当时，虽各方势力错综复杂，但实则文官集团的势力是最为强大的。
但许是此前数百年一来，文官集团都被压制地"太过"，如杨廷和一般的文臣们其实对于此"天大良机"的把握，尤其是时间上的紧迫，不免在"安排"上就略有缺失了，也正是此"缺失"为后来"大礼议"及其本身的悲惨遭遇埋下导火线。
"缺失"之因有二：
1. "祖宗家法"选人的理解偏差：
首先，杨廷和对于以"祖宗家法"中"兄终弟及"的理解本身就大有问题，诚然，以"兄弟"为血脉依据来说："兴献王长子，宪宗之孙，孝宗之从子，大行皇帝之从弟。"这种说法"伦序"是对的。
但是这里这里有个"大错"，就是这是针对"同父兄弟"定的标准，所以，相对"正确"的做法应该是采用过继"儿子"，用武宗"嗣子"的身份继承地位才对。
再来，对于"人选"而言，以杨廷和为首的文官们首先想到的必然是"继位者"，也就是"继统"人，但其实"继位"还有一层含义，就是"继嗣"，但是他们选世宗时，却只把世宗的"身份"确定为"继统"，而没有区分这二者，如此就为后来的"大礼议"的宗系争端埋下"由头"。
2. "手段"软绵之"殇"：
最重要的一点还是被"儒学"教导的文官集团，
看似为当前稳定朝局的"最佳"行为，实则削弱了文官集团的势力，间接促使后续"大礼议"中的节节败退之局。
虽或许有"人选"的"信心"作为底气，但实则这种"天高皇帝远"般的"调查"或是"风闻"而得来的"肯定"，本就风险较大，遇到名不副实的平庸者还尚可"控制"，但倒霉地遇上"天才"世宗，那就是"送人头"的作死之选了。（出于"利己"，杨廷和等人肯定是风闻世宗"人品"才定下的，而不是什么"祖宗家法"。）
有志气的"明白人"与雄心勃勃的"聪明人"
其实要说文官集团们对"人选"的眼光，还是真的好，终其世宗一朝单从治国之能而言，历数明朝历代帝王，世宗其人算是"英明"的。
后期“修仙”的世宗嘉靖帝
正如嘉靖初期的新政一般，基本文官集团想要的种种"革弊"之政，大展拳脚的"空间"都给予了他们极大的"发挥"。
不管是他们喜闻乐见的"彻底"限制与惩治宦官集团，至《明史》载：
"尽撤天下镇守内臣及典京营、仓场者，终四十余年不复设，故内臣之势，惟嘉靖朝少杀。"
还是"解决"冗官冗员的朝廷痼疾，如把正德时期在册的约三十七万余"官"，查革清退至十四万八千七百余人；
以及对"圈地"的大力惩治，如世宗下令要求：
"勘正德间额外侵占者，悉归其主，而尽撤管庄之人。"
如此等等"条例"，其实大多都是以臣下上书，而君"采用"下令的形式进行，在很大程度上就是显示文臣们所希望的，"君与臣共治"的"最高理想"国家统治模式。
但是，"好景"不长，其实所谓君臣之间关系的"蜜月"，虽见于嘉靖初期"联手"推行新政，看起来十分和谐，大有当初宋时之"共治辉煌"。
但实则，从世宗继位的那"一刻"直到嘉靖七年六月，《明伦大典》的成书、付印到刊布天下，颁布"敕定仪礼诸臣之罪"后，才让文官集团明白何为"美梦破碎"之感。
正如从一开始的"缺失"的疏漏一般，放在平庸"人选"的眼中，当然没什么，但是世宗作为"天降帝位"般，雄心勃勃地希望干一番"大事业"的"聪明人"而言，就是一次借用"大礼议"为"壳"，实则为绝佳争皇权的"机会"。
所以先是从登位前"一刻"，就抓住"漏洞"，要求以皇帝之礼入城、登基，而不是以大臣们"备好"的"继嗣"之太子之礼入城、登位，而登基第四天就"急忙"拉上生母蒋氏为其"争礼"，（其实就是以"避位"为要挟，加快尊"父帝"之大礼。）再两日就立即下诏议"父帝"的祀典与尊称。
正是如此雷厉风行的举动，加上生母的"加持"，如此在与群臣的"角力"中占了先手上风，更是以"提拔附庸者"论礼，来分化、削弱文官集团，使之两派争锋相对。
随着"左顺门跪伏"事件地血腥"清洗"，使两派之间的矛盾得以激化至最盛，此事件不但使文官集团"最强"靠山杨廷和黯然离职，还连累约二百二十余民官员，下狱有之，充军有之，夺俸有之，廷杖更是多达一百八十余名，杖死者也高达十七人。
直至最后的世宗颁布"敕定仪礼诸臣之罪"，算是以世宗"胜利"而暂时落下帷幕。
太庙
但此后十数年世宗不遗余力、孜孜不倦地更定祀典，表面上看是为了把"父帝"彻底纳入"正统"的宗系、帝系之列，但实则是以"正统"的形式"昭告天下、祖宗"，去强调、强化自身的皇权统治。
之所以要更定祀典，还是因为"正统"二字，所谓"名不正，则言不顺。"只有把自己的"帝位"摆正了，才能更好地行使皇权。
从明朝建国开始，最开始太祖遵循古礼（其实就是"儒礼"的延伸、传承。）
"冬至祀天于南郊之圜丘，夏至祀地于北郊之方泽。"
而后因洪武十年，水患不止，于是改为合祀于大祀殿，并奉其父仁祖配享天地，后建文帝改奉太祖配享，仁宗时又以太祖、太宗并配。（其实就是根据"儒学"中"复礼"之"周礼"的昭穆之序。）
“昭穆”体系示意图
世宗为了"正统"，开始着手"改规矩"：
第一步：就是把合祀改"回"天地分祀，把太祖"独配"，这样就可以空出"余地"活动一番；
第二步：把祀典之"人"改为先师孔子祀典，实际上就是为后期"塞父帝"落下冠冕堂皇的表面"功夫"，有了孔子这位"大成至圣文宣王"的"降位"的先例，为此后的"行为"做依据；
第三步：就"太庙"一事，先退一步，另立世庙祀"父帝"，而后借用太庙毁于火灾的"天灾预警"大修九庙，恢复同庙异室之"祖制"，正式把"父帝"奉入太庙之中，坐实了其乃"正统"。
"权利"巅峰之争——"皇权"VS"儒礼"
其实自汉时"独尊儒术"之始，历代皇权与"儒礼"之争屡见不鲜，但始终皇权占据相对优势，直至宋朝因为种种原因，使得数百年来一步一步把"儒礼"为代表的文官、士大夫、学子等推上几乎与君王平等的"最高之位"，实现"君与臣共治"之景。
经元朝的"天堂落到地域"的打压，再历太祖至宣宗时期的皇权强化，终于看到可以"共治"曙光的文官集团，如何不心生希望之感？
但他们错了，时至今日还梦想着以"儒礼"压制、规范、约束皇权，以达到"共治"之景，实属"痴人说梦"。
世宗在使用诸多"手段"一步步把"儒礼"打入尘埃，不仅剥夺了先师的"王位"，还反使其祀典改制、降等，就是为了宣誓着皇权的"至高无上"之威仪，其有言：
"君父有兼师之道，师决不可拟君父之名。"
正是如此。
结束语：
其实说到底，整个明朝历代，不管君王如何英明或平庸，亦或荒诞都好，自太祖建国的种种措施的制定之始，就意味着终其一朝对皇权的"维护"。
而看似君与臣"平衡"的嘉靖朝一般，开局占上风的文官集团（毕竟皇帝选谁是"文官"说了算。）想要"复辟"宋时地位，却偏偏遇上"英明"君王世宗，所以注定失败，终其一朝皆沦为其手中"木偶"。
所以，其实从一开始的所谓"大礼议"之争，看似为"祖宗家法"的尊"父帝"之争，实则背后的"真相"，就是皇权与"儒礼"地位之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