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竞生：他在100年前就主张一对夫妇生育两个孩子

自从二胎政策开放以来，育龄夫妇们欣喜若狂了一阵之后，也渐渐冷静下来，生育二胎不再成为热门话题，但在100年前，中国就曾有人提倡

张竞生身上有诸多“第一”的头衔，第一个提倡计划生育，第一个开展性教育，第一个组织爱情大讨论，第一个被北京大学除名的教授，第一个把卢梭《忏悔录》译成中文，甚至被列为民国“三大文妖”之首，但就是这样一个敢于第一个吃螃蟹的人，却为他的先知先觉付出了惨重的代价，以致身败名裂几十载，只能躲在家乡度过余生，他究竟是伟大的先知？还是鄙俗的文妖？相信历史自有公断。

张竞生（1888—1970）原名张江流、张公室，因受达尔文“物竞天择，适者生存”进化论思想影响而更名，广东饶平人，1888年2月20日出生于广东饶平浮滨镇大榕铺村，曾入读私塾，二十世纪之初曾入饶平“琴峰书院”和汕头“同文学堂”读书。

1907年，张竞生考入广东陆军小学堂（也称广州黄埔陆军小学），该学堂学制三年，招生对象为高小毕业生或初中一年级学生，所开设课程均为现代课程，从这所学校走出的杰出校友有邓寅达、陈铭枢、陈济棠、蒋光鼐、张发奎、薛岳、叶挺、黄琪翔、余汉谋等军政界大佬。

张竞生经常偷偷阅读革命党人的宣传读物，渐渐萌发了反清革命思想，积极组织和参与学生活动，甚至带头剪掉了自己头上的辫子，被视为“坏学生”而于1909年初被学校开除，但该校副监督赵声（革命党人、广州起义总指挥）非常欣赏张竞生的所作所为，暗中资助张竞生秘密前往新加坡面见孙中山，由此加入中国同盟会并进行反清革命活动。

1910年初，22岁的张竞生十分不情愿地接受了父母的包办婚姻，因为如果他不结婚，就不能得到家庭资助外出读书，他在举办婚礼之后赴上海入读复旦公学，半年之后北上京城，入读北京法文高等学校，不久又考入京师大学堂，以学生身份暗中从事革命活动，曾奉命参与营救因刺杀摄政王载沣而被捕入狱的汪精卫。

“武昌起义”之后不久，张竞生被孙中山委任为南方代表团秘书，随南方代表团首席代表伍廷芳等人前往上海，与袁世凯派出的全权代表唐绍仪等人进行南北议和谈判，双方争论的焦点是实行君主立宪制还是民主共和制，而问题的关键就是由谁来执掌国家政权。

孙中山最终发表声明，只要清帝退位，袁世凯赞成共和，即将临时大总统职位让给袁世凯，孙中山辞去临时大总统职务时，一些辛亥革命有功之臣，决心与孙中山共进退，不愿为袁世凯服务，因此这些人大多被送往国外留学，张竞生就是在此背景之下，与杨杏佛、谭熙鸿、任鸿隽、萧友梅、宋子文等25人作为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稽勋局选派的第一批官费生放洋留学，而张竞生是于1912年11月赴法国的。

张竞生先后就读于巴黎大学和里昂大学，并于1919年4月以论文《关于卢梭古代教育起源理论之探讨》获得博士学位，他在法国留学七年，曾先后游历和考察了英国、德国、荷兰、比利时、瑞士等国。

1920年春张竞生从巴黎回到广州，经邹鲁举荐担任潮汕金山中学代理校长，期间曾上书广东省省长兼粤军总司令陈炯明，建议“实行避孕节育措施，主张每对夫妇只生育两个孩子，多者受罚。”陈炯明哪里听得进去这样的谏言，不屑一顾地讥讽张竞生为“神经病”，先知先觉的张竞生“水土不服”，在任职仅九个月就辞职离开。

1921年10月，张竞生被蔡元培聘为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在开设了哲学、伦理学、行为论、美学等课程之外，还专门开设了性心理和爱情问题讲座，成为中国讲授性学第一人，可见张竞生的勇气，而听讲座者也是趋之若鹜，其《美的人生观》、《美的社会组织法》等授课讲义还被印成小册子。

1923年初，张竞生在北京《晨报》副刊提出了“爱情四项定则”：1.爱情是有条件的；2.爱情是可比较的；3.爱情是可以变迁的；4.夫妻为朋友之一种。引发了一场关于爱情的大讨论，当年5月北京大学成立了“风俗调查会”，张竞生被推举为主席，他在拟定“风俗调查表”时，列出了30多个调查选项，“性史”即其中一项。

1925年又在报纸上刊登征稿启事，公开向社会征集“性史”经历，先后收到300余篇稿件，张竞生选编其中七篇编为《性史》第一集，于1926年4月出版后，犹如捅了马蜂窝一般，引发社会舆论哗然，其观念为社会所不容，被讥讽为“性博士”、“卖春博士”等，主张“兼容并包”的蔡元培在社会舆论压力之下也不得不将张竞生解聘，而此后再也没有一所大学敢于聘用张博士了。

1927年秋，张竞生南下上海担任开明书店总编辑，不久又开办了“美的书店”，编写、出版一系列性学书籍，并雇佣女青年上街售书，引发上海滩舆论哗然，张竞生也由此与音乐家黎锦晖、画家刘海粟齐名，被视为上海滩“三大文妖”。

1929年，张竞生到杭州讲学，被杭州警界以“性宣传”有伤风化为由拘禁，被保释之后，为躲避社会舆论再度赴法从事学术研究，他给老同学陈铭枢写信寻求资助，由他组织编译世界名著计划，并先后翻译出版了《忏悔录》、《梦放逐》、《印典娜》、《歌德自传》、《多惹情歌》等著作。

1933年张竞生应老同学陈济棠之邀回到广州，出任广东省实业督办兼《广东经济建设》主编及《群声报》编辑，期间与中山大学法律系毕业的黄冠南结婚，曾集资为家乡饶平修筑了60余里公路，因遭诬陷而逃亡香港，后被陈济棠派人接回，出任省参议等闲职。

抗战爆发后，张竞生携妻儿返回故里，出任饶平县民众抗日委员会副主任，投身于宣传抗日救国，汪精卫叛国投敌之后，曾屡次函电邀请张竞生赴南京议事，并许诺高官厚禄，均被张竞生拒绝，后不耐其烦而通电与之决绝。

1939年在家乡倡导创建“维新学校”，1941年又创办了“农业职业学校”，办农场、育苗圃，开展乡村建设运动，一度与北京的梁漱溟并称“南张北梁”。

抗战胜利后，张竞生曾游历上海、南京、台湾等地访问故旧并考察农业，还选送家乡农校师生到台湾糖厂学习制糖技术，并从台湾带回甘蔗良种试种。

解放战争时期，张竞生曾将刻有“休养生息”的四把银锄，分别寄给了他所熟悉的国民政府要员，寓意要求停止内战，致力于休养生息，疗治抗日战争造成的创伤，还暗中在家乡资助共产党游击队。

解放以后，已过花甲之年的张竞生出任饶平县生产备荒委员会主任、县人大特邀代表和广东省农林厅技正，1953年成为广东省文史研究馆首批馆员，其撰写的《南北议和见闻录》颇具史料价值，并完成了《浮生漫谈》、《十年情场》和《爱的漩涡》，并曾上书中央建议实施有计划地生育。

六十年代初期是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张竞生体谅国家的困难，志愿申请回家乡，做一名省文史馆驻外馆员，十年浩劫时期，尽管张竞生身在地方，也是屡遭红卫兵的批斗，中国与前苏联对峙时期，曾作为疏散对象被遣送到漳溪镇，1970年6月18日晚在夜读时，因突发脑溢血而离世。

2014年2月，世界图书出版社出版了一本《性史1926》，这实际上是一本书名为《性史》的再版图书，让已经沉寂了几十年的作者张竞生又浮出了历史的水面，由于历史与认知的局限，人们对这位时代的先知者曾产生了许多误解，他的许多主张直到今天才被人们认可和重视，但时间维度却已经过去了近一个世纪。

“至于张先生的伟论，我也很佩服，我若作文，也许这样说的。但事实怕很难，知道私有之念之消除，大约当在二十五世纪。”这是鲁迅于1923年对张竞生的评价，时至今日也已经过去了将近一个世纪，我们对张竞生的认识还是很有限的，难道真要等到二十五世纪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