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图：潘安兴 李转运
一个人在一个企业干一生，这在计划经济时代，是普通现象。像我这个年龄的人，不少人是他所在企业兴亡的见证者。
1970年6月20日，我接到招工通知——到国营黄陂县印刷厂报到。背上行李，告别祖母，告别知青的蹉跎岁月，我到长轩岭公社集中，乘上前往的敞篷汽车。到了黄陂收割机厂，早有人等候接我们。
从此，我定格在终身制的体制内。
曾经的黄陂印刷厂
初识国营黄陂县印刷厂
黄陂县印刷厂坐落在前川街小南门口，滠水从门前穿过，是挹水而居的代表。那时，西高东矮的一排朝南的房屋横列在人民道北首，卓立街头，正对小南门。在西首的两层楼上临窗而望，滠水流过眼前，一片田园诗意扑面而来。
从中间的门进入厂内，一个方形操场，给人空旷视觉。西边的二层楼房与东边的布瓦房不对称地互视着对方。东边的青砖二层楼高水域突兀在食堂左边，别看孤零零的，却是生活之源！坐落在操场北边的，是红砖红瓦的一排平房。不知啥时，长出如庙红房，凸于操场中间。
这个集生产、单身职工宿舍的院落，面积约30亩，建筑面积大概1.2万平方米，其中生产车间约7000平方米，宿舍约500～600平方米，余下的是会议室、办公室、仓库、食堂等。
二层青砖楼中，一楼是机印车间，三排印刷机器整齐划一地显示时代风采。第一排三台对开机，一台切纸机，是当时生产的中坚力量。第二排是10多台圆盘机，第三排是10多台四开印刷机，担当着生产的主力军。
北首那一排红砖红瓦的平房一分为二，分别是装订车间与排字车间。装订车间有2台切纸机，3台订书机，2台刮页机，1台锁线机，2台捆书机，还有10多块长方形木案板，装订工人用于刮页、配页等流程。
排字车间布满了字架，每个排字工人一副字架，专门做文件，字体有老宋、仿宋、正楷、黑体，字号有1、2、3、4、5、6号，每号字体一副字架，还有魏碑与隶字二、三、四号字架，以备标题之需。
排字车间内，有一个圆形木架，上面置放各种规格的铅线条，空铅分裂在各自的木框内，这是专门排列各种账表、单据、发票的地方，都由技术程度很高、娴熟的老工人担任主角。
整个排字车间，简直是中国四大发明之一毕升活字印刷术的活化石展览馆，而排字工人心灵手巧，仿佛摘取天上的星星般，拼接一个一个的单元整体，小心翼翼地推放到铁盘内，等候着下一轮的墨香飘逸。
那凸出操场北首中间的机修车间里，有车床、刨车、台钳、钻床之类的加工机械。紧邻大门东街面的二层楼房，下面是一个大大的仓库，不下于200平方米，四周堆放着齐屋顶的各类纸张。
七十年代初，整个印刷厂建置有政工组、业务组、财务组、后勤组，下设有机印车间、装订车间、排字车间。机印车间约30多人，装订车间约30多人，排字车间约10来人，机修车间只3～5人。管理上，书记、厂长各1人，政工组1人，业务组5～6人，财务组2～3人，后勤组7～8人。全厂大概百把号人。
感受国字号
与我同一天跨入印刷厂的有陈友定、陈朝林，他们与我一样，都是长轩岭公社的知青。第二天，陆续到了来自姚集公社的知青管祖顺，来自石门公社的知青陈达、王桂菊、刘汉珍、余盛发、雷金汉等。对于印刷厂来说，很多职工都是土生土长的黄陂人，武汉知青的到来，无疑是一种气象。
到厂后，厂长陈小山带我们到各办公室、车间转了一圈，对各办公室人员、车间工人、负责人一一作了介绍。我们进厂时，书记是张平阶，没多久就换成了姚世宏，业务组负责人是范尧臣，财务组负责人是李立新，后勤组负责人是吴英，民兵连长是涂小华，机印车间负责人是吴建成，排字车间负责人是黄清芳，装订车间负责人是卢桂，机修车间负责人是郭起初、陶维菊、熊国勋、李冬生、卢铁等。
在党的基层组织中，张平阶任书记，陈小山任副书记兼厂长，支部委员3人全部来自生产一线工人。书记、厂长，除公事会议外，其余时间都在车间参加劳动，还熟练着一门技术。
上岗以前，厂里组织我们学习，进行革命传统教育，厂长陈小山给我们讲了印刷厂的历史。
曾经的黄陂印刷厂
在困境中崛起
时光倒回旧中国，黄陂有几家小印刷厂，前川2家，祁家湾2家，甘棠1家。1956年，私营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全国公私合营运动轰轰烈烈地展开，这5家合并组成公私合营黄陂县印刷厂。
印刷厂主要承接印制黄陂县委县政府相关宣传资料，中央、省、地政策精神，还有各部门报表、票证单据等。其时，黄陂县委、县政府办有机关报《黄陂报》，用以指导黄陂中心工作，印刷厂赶上了这一趟车，顿时火起来，业务纷沓而至，迎来“开门红”的高峰。
陈小山、卢桂元、黄清芳等人成为这场盛会的积极分子，经过历练，成为党支部的中坚力量；祁述生、周汉生、董洪德、夏汉柱、左祥坤、梅长金、任竞秋、郭起初、王祥瑞等人都成了印刷厂的开山元老。
三年自然灾害时期，经济萎缩，开始压缩企业人员，为了生存，厂里组织一部分人——其中有任竞秋、董洪德等——到滠口刘店、叶店动手搭棚，开荒种地，解决粮食困难。在血吸虫疾区搞生产自救，为了保命，多么无奈呀！
好不容易熬过了艰难岁月，经济复苏了生机。1963年，厂子又走上了健康轨道。这一年，厂里根据县民政局安排，接纳了李冬生、吴阳生、李转运、王冬梅、彭玉娥、胡细先、柳发季这一批刚从孤儿院出来的成年楞头青，让厂子有了新生力量。
曾经的黄陂印刷厂
红色经典带来火红
1965年冬，全国学习毛主席著作热潮，人手一册《毛主席语录》，全省各大型印刷厂满负荷运行，仍然满足不了需要，于是任务被分解到各县。
机遇来了，印刷厂请示县政府，马上报批，增加印刷设备，又从附近菜农生产队中招收了一批青年员工。招兵买马，使得印刷厂热气腾腾，印刷厂也成为人们羡慕的单位，进印刷厂成为一种荣幸。印刷厂，也正式由公私合营跨进国字号烫金招牌。
学习红色经典，是一个时代的坐标。各种学习资料、辅导教材应运而生，作为一项学习任务，几乎人手一册。干部学习就更多，宣传部门、党政机关是率先学习的堡垒，印数就更多了。1965年~1977年，印刷厂发展到第二轮兴旺高峰，这轮高峰，是红色经典带来的红利。
1976年，毛主席逝世，中央决定出版《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上下一起动起来了，县委、县政府、县工交办公室、县轻工局领导不时光临指导，厂子里通宵达旦加班加点，没有加班工资，每人只吃碗鸡蛋下面，心里热乎乎的，充满幸福感。能够参加承印毛主席著作，该是多么自豪！
曾经的黄陂印刷厂
公有制释放热能
好事接二连三，1972年，黄陂县广播站瓷缸厂合并到黄陂县印刷厂，一下子增添了一些新鲜血液，其中不少是知青，只有一名社会青年。到了1975年，国家实行退休顶职，又进了10多人。
那时，黄陂县工交战线篮球赛搞得风生水起，征得上级允可，印刷厂招收了10余名身高达到要求、技术较好的农村青年。到了1977年，厂里准备兴建一个卷烟厂，又招收了20多个临时工。此时，印刷厂达到200人的规模。
进入70年代，钱人伟担任书记期间，业务范围扩大到黄陂附近县新洲、麻城、红安、大悟、孝感等地，生产规模也在扩张，购置了对开印刷机。1975年，又开办了彩印车间、制版车间，增添了方箱机，四开彩印机、卡盒机、烫金机等。1978年以后，又购四色对开胶印机，四色四开胶印自动切纸机。鸟枪换大炮，实现印刷机械设备的更新换代，达到了现代化水平。
从上世纪六十年代末起，印刷厂土木建筑也加快了步伐。在操场西侧建成了一栋二层现浇建筑，面积4000平方米左右，在当时工交战线是独占鳌头的厂房，很多工业学大庆的会议都在二楼会议室召开，让兄弟厂啧啧称赞。
1974年，土木建筑向北扩展征地，在装订车间与排字车间后面又建了一排红砖红瓦的平房，作为职工食堂、机修车间发电房，还在装订车间西侧南北纵向修建了洗澡房、磨刀房、厕所等配套设施。
在此之前的1971年，职工开始了“五七”活动，在小南门外开拓了一片沿滠水由东向西的菜地，还养了10多头猪，用来改善职工生活，年终杀猪分红，大家高高兴兴提着肉回家过年，在计划经济、什么都凭票的时代，可以说皆大欢喜。
后来，为改善职工居住条件，又在菜地上东西两侧做了两排平房，每边7间直筒，南边又做了一栋二层楼房，形成一个小院落。下面一片土地，还与轻工局合伙做了将军楼。中间空档，到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与开发商做了六层楼房。
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将门口东边一排平房拆去，代之以三层楼，水泥钢筋结构，拔地而起，在人民道小南门边，告别了解放前的原始，胶印车间有了着落，各个办公室有了像样的处所，五金杂货仓库也有了不担心漏雨潮湿而生锈的家。
到了上世纪八十年代初，靠近水塔的食堂那一片也拆了，代之而起的二层钢筋结构。不久，又在食堂左侧补建二层楼的配电房，整个印刷厂土木建设工程落下了帷幕。
曾经的黄陂印刷厂
登上巅峰的遐思
开辟第二战场，创造经济效益，开办了卷烟厂，1977年秋，购进了烤烟机、卷烟机、切烟机，招收了一批临时工，推出双凤牌烟，每天生产300~500大箱，通过供销部门批发给各乡镇供销社，一时成为畅销货。
在物资凭票供应的时代，很多人还要找关系来买这种烟，印刷厂是猴子屁股翘凸了的呢！印刷厂用烟草带来的利润买了一台武汉嘎斯汽车，方便运送材料与产品，从此结束了一个国营印刷厂无汽车运输的历史。
自上世纪七十年代初开始，每年春秋两季课本是上级教育部门分配下来的（印刷）任务，由新华书店负责发行。到七十年代中期，印刷厂又与湖北省教育学院联系，负责中小学生的辅导教材（印刷）。
这下可够忙的，我们经常晚上加班，周日也不能休息，印刷厂进入到火红世纪。从印刷到装订，全员上阵，行管人员都到了生产第一线，每个人都是一块砖，哪里需要哪里搬，一个时代的风向标，车水马龙地忙碌着。
曾经的黄陂印刷厂
表率闪光在职工中
我刚进厂不久，不经意中发现书记姚世宏、厂长陈小山跟职工住在一个寝室，那种平民化的作风，让我惊叹不已。
刚进厂的那年春节，到了初三下午，我匆匆赶到厂里，碰到厂长陈小山，“小潘，过年好！走，到我家坐坐。”边说边拉我的手，不由分说拉进他家，把我推到了上席。热气腾腾的年饭，在计划物资的时代，让我终身难忘。
下班了，书记、厂长一样跟班排队在食堂买饭买菜，轮到书记钱人伟，他把碗递进窗口，炊事员丁见状把饭用勺压紧，又多打了一些红烧肉。“使不得，使不得，赶快退下去。”钱书记忙说。后面跟班的哄堂大笑。
工业学大庆，是一个时代的精神坐标。1974年秋，县工交办公室要我们送一份典型材料，非常急。书记交待任务，厂长在旁边陪了一夜，我连写带抄，完成了任务，受到上级表彰，让书记、厂长脸上有光。到了年底，厂长陈小山来到无人处，硬要塞一条游泳的烟给我，推了半天，最后盛情难却，诚惶诚恐地表示衷心。
一次，厂里开职工大会，到了下班时间，厂长陈小山话没讲完，还在延续，职工卢铁盛了一瓢冷水放在厂长跟前，陈小山一激动，将瓢一扔，全场一片大笑。事后，陈小山拍着卢铁的肩膀说：“你会批评人呀！”两人释怀。
祖母去世，我请假，书记问明原因，忙说：“到长轩岭找某某，我打电话给他，解决白喜事招待问题。”那时买肉要计划，还要排队，真难啊！我到了指点地点，受到热情接待，早已准备好的物资放在那儿。领导为职工分忧真周到啊！
那时，印刷厂还办了幼儿园、托儿所、医务室、图书室，全功能配套设施。梁露莉专教幼儿园。
进入上世纪八十年代，我的父亲退休了，想与儿子共享天伦之乐，我在黄陂的住房很窄，又不能冷老父的心，于是鼓足勇气找到书记钱人伟，说明情况，没想到他立即答应，叫来管后勤的主任，腾出新房一间，交了钥匙给我。父亲搬进去，有床有桌，高兴得不得了，说：“我一生没有住这好的房！”
我的妻子住院，印刷厂领导一直很关心。病逝后，厂长周昌富闻讯，第一时间赶到现场，亲自执绋抬棂，双肩担负着哀思，送上最后一程。在我心中，成为不可复制的典型，那是再也没有出现过的难忘记忆。
有一年，我们支农到长轩岭红旗大队修水渠，在社员家里住，用稻草往地上一铺即是床，我与公社主任杜善良睡一个被里，白天抬石头，我与他共扛，他总是让我杠子，怕我压伤了。
本文作者潘安兴与李转运
昙花一现的钱包
蓦然回首，这些看似寻常的小事，企业改制，实行承包，嗅到了发财机会的人粉墨登场，角逐企业这块无本求利的肥肉。
各车间实行单独核算，自负盈亏。钱财物人划块到各车间，车间主任顿时成了小老板，谓之民选的厂长一下子变成大老板，小老板对大老板趋之若鹜。时代宠儿五彩光环笼罩在头上，不用原始积累，很快膨胀起来，各车间承包头也就成了拥兵自重的各路诸侯。
开始，这剂药似乎特灵，开笼放雀，各显神通。各车间业务员到处联系业务，各承包单位开足马力生产，工人也尝到了甜头，每个月多拿几十元奖金，笑呵呵的。
胶印、彩印最为明显，由厂里通过上级部门联系到武汉卷烟厂印制红金龙、白金龙香烟盒，长年流水线不断，进货出货，家里不断火，路上不断人，大家为此没有了星期天。黄陂六药包装也是长年活，黄陂自行车飞轮包装盒，武汉中联制药厂外包装，这几家企业曾经给印刷厂带来繁荣一时。
这样风光了几年，开始走下坡路，到了九十年代初，公有制红利已被消耗殆尽，大小老板将揽到的业务资源据为己有，或送给其他印刷厂提成，或自己开办印刷厂，厂的内瓤已掏空，那库存的上百吨纸、油墨、辅助材料全部耗空，还欠下银行贷款百万元，一屁股债没法还。到九十年代中期，已经是日薄西山了。
本文作者潘安兴与现居住于印刷厂内的肖振华
无穷遗憾与失落
“子系中山狼，得志便猖狂。”切块承包客观上架空了企业党的基层组织，形成尾大不掉，而那些厂长们，目无国法党纪，为所欲为，形成过去传统小说中的“奸臣当道，好人遭殃”的局面。
一种歪风邪气弥漫厂内，当地的邪恶势力沆瀣一气，很多人不做事照样拿钱，抹牌赌博成风，更有甚者，吸毒成了夫妻班、弟兄班，达10多人，成为贩毒吸毒的重灾区，偷盗的窝子，人称“乱悸岗”。印刷厂由全县的先进典型，转瞬之间变成人们惟恐避之不及的恐怖阴霾。
到了九十年代中期，印刷厂基本关门，工人下岗了，只有少数人留守。二零零零年以后，买断工龄，我们三十多年工龄，也只收到14000多元钱。后来，厂房、机械设备是怎么卖的，很多人是黑的，没有知情权，个中情节不得而知。
而今，这里变成三街菜场，残垣断壁的零星中，东边一栋二层楼房孤零零地向土地诉说沧桑故事，笔者有一首词《鹧鸪天·过旧时厂址》云：
紫燕离巢已远飞，东风无力唤春回。
墙残瓦破蜘蛛去，霉腐苔苍霜露摧。
人亦少，足迹稀。盘桓蝙蝠占余晖。
猖狂狐鼠今何在，杂草低头泣式微！
一个企业脱离了党的领导，脱离了社会主义法制轨道，黑恶当道，最终走上了邪路，附入万劫不复之深渊，这样的教训深刻啊！
留下记忆，用以存史，资政育人。
关于作者
潘安兴 自号木兰山樵，1949年10月11日出生。湖北黄陂人。当年老三届，经历知青上山下乡，招工进厂，下岗打工，招聘政府机关工作。现为中华诗词学会会员，中国楹联学会会员，武汉作家协会会员。代表作《中华大家庭赋》，作品曾获全国《钰山赋》二等奖。
李转运 一九四九年生，黄陂人。毕生从事印刷工作，后开办宝和印刷厂。是党养育的孤儿。爱党爱社会主义是基本宗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