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什么时候，一个人如果是贪官，要是见到纪检部门的人，肯定要低头藏肩、顺着墙脚开溜。可是明朝有一个大贪官竟然主动找上纪检部门，嫌纪检部门不作为。谁这么不开眼呢？内阁首辅薛国观。
薛国观一开始就不是什么好官，曾跟着魏忠贤混。崇祯上台后，开始清除魏党。一看自己要倒霉，薛国观也挺聪明，立刻撇清自己，投靠了另一位受宠的大臣温体仁。
温体仁很受崇祯器重，但是也属奸臣一类，民间有个说法叫“崇祯遭瘟”，这个“瘟”就是温体仁。薛国观给温体仁跑腿，也没干什么好事，就是帮着他打击一下东林党人，比如钱谦益。结果，薛国观隐藏得不够深，被言官发现了，掀起了一波弹劾薛国观的小高潮。一看形势不对劲，薛国观赶紧留下辞职信，溜了。
下岗也就算了，至少保住了命。可是，薛国观是一个“有追求”的贪官，没过多久，他又杀了回来。加上崇祯年间换内阁成员跟换衣服似的，薛国观抓住机会，竟然一跃成了内阁首辅。
薛国观有权了，没事就抓抓灰色收入，这也是当时官场的常态。可是，崇祯年间的官不好当啊。崇祯对官员的要求很严，他深深感觉大明官员的廉洁程度太低、官场的腐败现象太严重，准备问责。内阁首辅当然是首责对象。
既然薛国观本人也贪污，问贪污犯怎么治理贪污，自然是问100年也不会有结果。一般来说，遇到这种事，历朝历代的贪官都会打打马虎眼，支吾一下过去就得了。
可是，薛国观似乎脑子进水了，竟然转移矛盾，攻击起另一派实权人物来，说朝廷现在这么乱，都是东厂跟锦衣卫反贪不给力—如果厂卫尽责的话，官员怎么敢贪污呢？
面对这种歪理，掌管东厂的太监竟然无力反驳。崇祯也被薛国观绕晕了，觉得对啊：明朝的监管机制就是这样的，六扇门管百姓，厂卫管官员，现在这届官员不行，当然就是厂卫的责任了！于是，崇祯把东厂跟锦衣卫好好批评了一顿。
这下，薛国观得罪人了。东厂可是整个大明朝最牛的“人肉加工厂”，擅长整治各种官员，就是清官正吏看到也要躲着走，你一个贪官竟然敢找上门来？东厂头子就此记住了薛国观，没事就打他的小报告。
正在这时，薛国观又惹事了：这一回，不是得罪太监，而是得罪同僚。
有一天，明朝官员正在例行考核。行人司（掌管传旨、册封等事）的官员吴昌时害怕自己会被降职，所以走了点儿门路，给薛国观送了钱。薛国观收下钱，表示一定把他排到第一名，升他当牛哄哄的吏科给事中。吴昌时自然感激不尽。
谁知，考核结束后，薛国观却只给吴昌时安排了一个礼部主事的职位。单位换了，从肥缺衙门换到了清水衙门；职位也变了，还不如在行人司干呢，至少认识的人多啊。
薛国观为什么收钱不办事呢？这也是没办法的：送礼的人是无限的，肥差是有限的。有限的肥差应对无限的走后门者，自然就有关照不到的，所以薛国观就没给吴昌时兑现承诺。
吴昌时不干了，马上找到东厂，告了薛国观一状。
正好，崇祯这个时候对薛国观不爽。
这也是钱闹的。当时国库已经没钱了，大多数人的想法就是加税，羊毛总是出在羊身上的。但薛国观难得清醒一回，他知道百姓的税负已经很重了，加税牵扯面又广，万一百姓闹事了怎么办？
所以，薛国观提出，不如敲皇杠，向皇亲国戚、达官贵人借钱。这是个得罪人的事，不过薛国观大包大揽，说官员这边的钱，我去说；皇亲国戚那边的钱，皇帝您负责。
结果，皇帝一开口，皇亲国戚都说自己特别穷，有的把房子拆了，有的把家里的洗脸盆拿到街上卖……恰在此时，五皇子夭折，让崇祯觉得这番折腾有害无益，继而迁怒于薛国观。
其实薛国观的这个提议还是不错的，但世界上的事情都是很复杂的，想法好也不一定能执行到位，所以人们想干点儿事情总是比较难。
总之，薛国观原来是崇祯的心腹，这一下变成了心腹大患，吴昌时再一告，崇祯就想弄死薛国观了。可是，崇祯竟然没办法立刻下手。
原来，那些言官还以为薛国观是皇帝的宠臣呢，压根不知道皇帝已经想弄死薛国观了，所以告状时都留有余地，没往死里告状。因为告状不到位，薛国观就只是下岗回家了。
这时，薛国观应该夹着尾巴赶紧回家，天高皇帝远，眼不见心不烦，说不定自己以后还有翻盘的机会。然而，脑子进水的薛国观还很嘚瑟：明明是下岗分流，他却搞得跟衣锦还乡一样，搬家的动静很大，装财宝的车子一辆接一辆。这一闹，东厂的人又知道了，马上补告了一状。崇祯终于逮住机会，把薛国观抓了起来。
到了这一步，薛国观还以为自己可以相安无事，便在牢里吃好、喝好、睡好。当官员前来宣布他的死刑时，他还在睡大觉，睁开眼一看，那不是普通的狱卒，而是穿着红号服的人。他这才知道自己摊上大事了。
自作孽，不可活。就这样，这个自作自受的贪官在牢中上吊自杀了。
有趣，有料，有深度
作者｜小马连环
来源｜《百家讲坛》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