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辽朝的民族压迫与各民族的反抗
辽朝境内的民族构成十分复杂，辽朝“因俗而治”的民族政策总体上起到了比较积极的作用。然而辽朝在处理民族关系的具体措施上也并非完美无瑕，在其成功的政治构架下也有残酷的民族压迫，而其结果必然招致各族人民的反抗。这里重点介绍女真和渤海人的反辽活动。
1、辽朝对女真的暴政与女真人的反辽斗争
女真族是活跃于我国东北地区的一个古老民族，历史上还曾被称作肃慎、挹娄、勿吉和靺鞨（黑水靺鞨）。辽朝建立后，北方诸民族纷纷臣服。契丹统治者“恐女真为患”，“诱豪右数千家处之辽阳之南而着籍焉，分其势，使不得与本国通，谓之‘合苏欵’。自咸州东北分界入宫口至束沫江，中间所居之女真，咸隶兵马司，与其国往来无禁，谓之‘回霸’。”合苏欵女真入籍辽朝，受辽朝的直接管辖，被称作“熟女真”，其余未入辽朝户籍的女真则称为“生女真”，生女真各部与辽朝维持着封贡关系。
辽朝对女真人采用这种的分而治之的办法在相当一段历史时期确实产生了一定的效果，造成了女真人“种类虽一，居处绵远，不相统属，自相残杀，各争长雄”的局面。虽然女真“地狭产薄”，但女真向辽朝进贡的记载不绝于史。辽朝对于女真的长期掠夺致使双方发生冲突在所难免。保宁五年（973 年）五月，“
辽朝对女真的暴政中最令女真人痛恨的是“银牌天使”和“打女真”。
契丹人酷爱打猎，要打猎则必需猎鹰，而女真人所生活的区域正好出产优质猎鹰“海东青”。天祚帝上台后，“赏刑僭滥，禽色俱荒”，统治者对“海东青”的需求激增。所谓“银牌天使”就是朝廷派遣到女真人那里征收“海东青”的官员，而这些人往往利用职权之便来祸害女真人。据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记载：“有使者，号天使，佩银牌，每至其国，必欲荐枕者，则其国旧轮中下户作止宿处，以未出室女侍之。后使者络绎，恃大国使命，惟择美好妇人，不问其有夫及阀阅高者。女真浸忿，由是诸部皆怨叛潜附阿骨打，咸欲称兵以拒之
除此以外，辽朝还有“打女真”的政策，“打”即“打博”，贸易的意思。据《契丹国志》所载：“先是，州有榷场，女真以北珠、人参、生金、松实、白附子、蜜蜡、麻布之类为市，州人低其直，且拘辱之，谓之“打女真”。”洪浩的《松漠纪闻》也有相关记录：“每春冰始泮，辽主必至其地，凿冰钓鱼放弋为乐，女真率来献方物，若貂鼠之属。各以所产量轻重而打博，谓之‘打女真’。后多强取，女真始怨。”从以上史料可以看出，“打女真”并不是一种平等贸易，辽朝方面常常恶意压价，巧取豪夺，甚至侵犯女真人的人身自由以及人格尊严，而辽朝皇帝也会借“春捺钵”之机敲诈并羞辱女真人一番。天庆二年春，天祚帝在混同江钓鱼办头鱼宴，命令女真诸酋长为其跳舞助兴，这实际上就是在嘲弄这些女真人的领袖。等轮到完颜阿骨打时，阿骨打以不会跳舞为由推辞，即使天祚帝再三命令他跳舞，阿骨打也不为所动。天祚帝本来对阿骨打起了杀心，幸得萧奉先求情，再加上阿骨打众兄弟服侍天祚帝打猎，令其非常开心，此事才最终作罢。而“
2、渤海人争取复国的抗争
武则天圣历元年（公元 698 年），粟末靺鞨在大祚荣的带领下建立政权，后来大祚荣受唐朝册封为渤海郡王，因而其国得名“渤海国”，其民则称“渤海人”。渤海国文化灿烂，经济繁荣，时人称之为“海东盛国”。早在唐朝，渤海国与契丹的关系就比较紧张，渤海国在扶馀府“常屯劲兵扞契丹”。辽太祖耶律阿保机在率军亲征渤海国之前，称渤海为“世仇”。渤海国被契丹灭亡后，为了加强对渤海人的控制，辽太祖、太宗两朝分别对渤海人进行了两次大的迁徙，其中不少人沦为宫帐户，成为奴隶。渤海人不仅遭受了国破家亡之痛，还要经历背井离乡之苦。投降辽朝的渤海王大諲譔及其王后被辽太祖分别赐名为“乌古鲁”和“阿里只”，据《辽史·国语解》记载，所谓的“乌古鲁”、“阿里只”是“太祖及述律后受諲撰降所乘二马名
除了外部抵抗势力之外，辽朝境内的渤海人的反辽活动仍然此起彼伏，其中以辽圣宗太平九年爆发的“大延琳之乱”与天祚帝天庆六年的高永昌起义影响最大。
“大延琳之乱”的爆发有两个直接的原因。一是商业税的增长，本来辽朝对渤海故地商业税的征收是比较宽松的，但圣宗朝时，这种状况发生了转变，两任东京户部使冯延休和韩绍勋“相继以燕地平山之法绳之”，致使“民不堪命”；二是由于漕运问题引发的民族矛盾，当时燕地发生了严重的饥荒，为了赈灾，东京户部副使王嘉提出命渤海人造船出海，将辽东地区的粮食运往燕地赈灾的建议。然而在实际操作过程中，由于“水路艰难”，船只沉没的情况多有发生，而辽朝的官吏却不分青红皂白地迁怒于渤海人，对其“鞭楚搒掠”，造成“民怨思乱”的局面。于是，在辽圣宗九年八月，时任辽东京舍利军详稳的大延琳率众起义，囚禁了辽朝的东京留守、驸马都尉萧孝先和南阳公主，诛杀了韩绍勋、王嘉等官员，并以“兴辽”为国号，建元“天庆”。辽圣宗得知消息后，立即派大军前去围剿。当时渤海人夏行美总领辽朝的渤海军，驻守保州。大延琳遣人向夏行美送去密信，想让他杀死辽军主帅耶律蒲古，不料夏行美向耶律蒲古告密，大延琳所部八百人被杀，起义军无法东进。随后大延琳分兵向西攻打沈州，仍然不顺利，只得得固守辽阳。次年八月，大延琳被俘，起义失败。后来辽朝把大量居住在东京的渤海人迁到了上京附近，以便加强控制。
高永昌起义则发生在辽天祚帝天庆六年，此时女真已兴兵攻辽，势如破竹，辽朝统治者腐败无能，辽帝国处于风雨飘摇之中，让长期受辽朝压迫的渤海人看到了复国的希望。时任东京留守的萧保先施政严苛，“渤海苦之”，当地人裨将的高永昌带了十几个人杀掉了东京萧保先后据城自立，自称大渤海皇帝。高永昌本来与金军联合，击败了辽朝派来镇压起义的军队，但渤海与金国双方就两国关系的定位产生了严重的分歧。
东京辽阳府是战略要地，是金军进攻辽南京的通道，高永昌占据此地对于金国来讲可谓是如芒在背，因而金朝方面要求高永昌放弃帝号并归顺金朝。然而渤海人经过了将近二百年的抗争，终于等到了复国的良机，如果高永昌答应了金朝的要求，渤海人独立自主的梦想就会再次破灭。高永昌最终“表辞不逊”地回绝了金国的提案，并且要金国释放对辽作战中俘虏的渤海人。然而此时只占有辽阳一城之地的高永昌根本不具备和金国讨价还价的实力，金太祖见高永昌并无归降之意，果断命令完颜斡鲁等率军攻打高永昌，高永昌最终兵败被杀，辽朝的辽东地区尽入金国囊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