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会战十万大军防守九江，为何坚持三天就失守？

俞达

在民国时期，武汉是一座很重要的城市，甚至比当时的首都南京还要发达，而且武汉地理位置十分重要，处于长江中游，扼住了中国内陆跟外界的水路联系。

日本打算实施“长江跃进”计划，顺长江逆流直上，将国民政府逐出中原，以取得战略性的有利态势，然后迫使其投降，因此武汉会战十分重要，武汉会战打不好，国民政府都将面临困境。

蒋介石调集120个多个师，100万人组织武汉会战，按照蒋介石的想法，武汉会战应该是一次持久抗战，实际上早在南京保卫战的时候，唐生智提出的节节抵抗，逐级防御，持久抗战的思想就很受老蒋启发，但是淞沪会战被打的太惨，根本来不及准备，再加上地形上处于平原地带，根本无险可守，所以南京保卫战就成了一个悲剧。

武汉会战时准备很充分，先是李宗仁在徐州拖了很长时间，武汉的地形也可以据险以守，这一次老蒋还真就研究了一下持久战，作战思想就是一寸山河一寸血，要拖住日军。

结果就发生了我们看到题目当中的事情了，十万大军防守九江，仅仅三天就失守的事情，在老蒋看来九江必然可以防守个月余，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日军7月23日开始进攻，仅仅三天就攻占九江，简直就是啪啪的打老蒋的脸。

那么，九江防守为何仅仅三天就失守呢？

防守九江的将领是国民革命军著名将领张发奎，张早年在北伐战争表现最为出彩，而张作战的地方就是在湖北九江一带打，老蒋这个人认为此时再让张发奎在这里作战，必然能够再创辉煌。

实际上，张发奎在北伐战争风光一时后就在国民党的内部斗争中被淘汰、闲置了，如今重新启用，自然很是惶恐，问题的关键是，张发奎久疏战阵，部队也不是嫡系，因此这次战役的指挥并不尽如人意。

九江的地形也不适合防守，九江北临长江，东面是鄱阳湖，有利于日军海军和空军的行动，实际在抗战中，如果没有日军强大的海空支援，中国对日本未必会输的太惨。

比如在淞沪会战和南京保卫战中，日军因为有陆海军支援，势如破竹，而在徐州会战中，日军缺少海军参战，结果就是尽管我军伤亡惨重，却是杂牌军打出了精彩，这个道理很浅显，我们的海空军特别low，而日军的海军当时在世界上都敢挑战美国，可见实力有多强，牵扯到海军和空军，那肯定是要为我们减分的啊。

张发奎到战场之后信心也是不足的，当然这并非个别现象，而是当时的氛围，中日开战以来，竟无一场大胜，日军所到之处，占领只是时间问题，在攻陷徐州后，日军随即西进，中国士兵普遍士气不足，张发奎因此在九江西南丘陵地带设立了第二道防线，并且把精锐安置在这里，一旦九江失守，还有一道保险。

当然在蒋介石的要求下，九江滩头也是防御的重点之一，7月23日日军从鄱阳湖西岸姑塘进行登录，仅仅三个小时就登录上去，对九江城区进行两面夹击，随后日军飞机大炮就开始轰，国军根本无法组织有效防御，在这样的情况下，张发奎决定撤退到第二战线进行抵抗。

这就是十万大军仅仅三天就从九江失守的经过和原因，实际上这次撤退是一次很好的转进，不但给日军造成一定伤亡，我军在撤退的时候没有多大伤亡，部队到二线之后继续抗战，张发奎虽然被老蒋免职，但是这次撤退保留了部队，没占便宜，也没吃多少亏。

史论纵横

武汉会战防守九江的是张发奎第二兵团，下辖13个师，加起来确有十万之数，不过九江三面环水，展开不易，很多部队放在第二线机动。蒋介石因此责怪张发奎没有把战力较强的第4军顶上第一线，张发奎觉得第二线阵地同样重要，但他承认，九江失守“对我来说是一件可耻的事，也是八年全面抗战中一件最悲痛而遗憾的事”。

一、破路过早。南昌至九江的南浔铁路破坏后，只剩下九星公路连接九江后方，但这条公路距离鄱阳湖太近，日军登陆姑塘即告中断，导致国军只能徒步跋涉小路，重兵器无法后移，同时粮食弹药补给也困难。破路原本是想降低敌人的机动力，结果自己的手脚先被捆住了。

三、军纪不良。日军登陆姑塘，国军预备11师竟然毫无察觉，阵地被突破后，该师军官擅自带队撤退德安，沿途鸣枪拉夫，到处骚扰百姓，“军行所至，村舍为墟”。你们说这样的军队如何抗敌？国军整体素质如此堪忧，难怪屡战屡败。

四、民众逃亡。因为战前的民众动员和组织工作缺失，九江、南昌等地老百姓大多逃离家乡，军队作战时征用民夫、采办给养都成了大难题。不瞒你说，当时伤兵无人担架抬走，轻伤的还能饿着肚子互相扶着慢慢走，重伤的恐怕只能等死。痛心啊！

冯杰

1938年夏天，日军已经占领了半个中国，他们渡过长江已经兵临武汉城下。蒋介石为了抵抗阻止日军南下，调集一百万大军包括当时中国全部海空力量，这算得上是抗日战争中规模最大的一场战役。武汉会战历时三个多月，中国军队损失四十多万，最终以失败告终，不得不放弃武汉。

武汉会战虽然失败了，但是此战作用是明显的，日军此战之后，基本上已经没有能力再次发动南下的战争，原因就是此战日军损失二十多万，再加上日军控制中国的北方需要大量的军队，这就导致了日军已经没有兵力南下。

武汉会战中的九江防御战可以算得上一大败笔了，十万大军守卫九江，但是仅仅过了三天，九江就失守了。负责守卫的部队是北伐名将张发奎的第二兵团，该兵团从兵力上来说确实有十万，但是却战斗力不强，原因在于国民党内部派系林立，很难凝在一起，互相不配合不支援，情报藏着掖着不告知，战场上相互推卸责任这是国民党部队时常发生的事，而张发奎作为粤系老将，早年又是汪精卫部下，很难指挥动手下的第二兵团。

其次就是日军火力实在太猛，鄱阳湖上二十多艘日本军舰没日没夜对着中国军队的九江防线轰炸，天上又有上百架日军飞机轮流对着阵地扫射和轰炸，在这么猛烈的火力之下，每天都有上千士兵是因为飞机军舰轰炸而死，稍微不坚定一点的部队很容易崩溃。

麦地传奇

武汉会战之“九江保卫战”的迅速失利，与蒋介石在抗日战争初期的用人方式关系甚大，为了争取全国各路派系和地方势力的共同抗日，一批民国军界元老被重新起复为重要军职，然而时过境迁，以当时国民党军队的习性，这些老同志已经指挥不动拥兵自重的新晋将领了。主要负责防守九江地区的国军作战序列，是第九战区（司令长官陈诚）麾下的第二兵团司令张发奎所部，辅助作战是第一兵团司令薛岳和第四兵团司令李品仙。

（武汉卫戍总司令、第九战区司令官）

张发奎是北伐名将，粤系军队元老，资历是没得说的。可惜他一直追随汪精卫反蒋，早已不是蒋介石嫡系。抗日军兴，淞沪会战期间被起用为第八集团军司令，表现平平，即便后来升任第四战区司令长官后，也无甚大的作为，归根到底，是没有可靠的基本部队。

九江保卫战他所指挥的第二兵团各部，没有一支是粵系部队，计有第3集团军孙桐萱部（西北军、韩复榘部队接班人）、第30集团军杨森部（川军）、第31集团军汤恩伯部（中央军）和第32集团军关麟征部(中央军），哪支部队会认真服从张总司令的指挥？基本都是阳奉阴违，派系林立和协同不力，是国民党军队的顽疾。

（抗战时期的张发奎）

九江，是长江上著名的要塞，更是湖北和江西的门户，一旦九江丢失，日军不仅可以直接威胁武汉，还可以迂回包抄南昌甚至长沙，战略位置极为重要。为此，张发奎和薛岳联手，在九江附近集结了十万大军，主要作战部队是：第3集团军孙桐萱三个师、第25军王敬久二师一旅、第54军霍揆彰的二个师，以及隶属第一兵团指挥的李汉魂第29军团的七个师，这倒是粵军正统，可惜不归张发奎直接指挥。结果是，自1938年7月23日零时起日军开始进攻，至25日夜张发奎下令弃城，仅仅三天时间，九江即告失陷，失败原因浅析：

1、张发奎不能切实指挥兵团各部，第二兵团也是拼凑之军，后果就是上级缺乏战斗决心，下级缺乏战斗意志，不仅不能认真执行军令，在战事爆发后部队之间也无有效配合，总兵力的全面优势反而转化为局部劣势。战后张发奎曾报呈蒋介石：“与师长以上各将领唔谈，每多借口新兵过多，防区太广、武器不足，战斗力弱，精神涣散”云云。

（第四战区司令长官张发奎）

2、日军进攻九江的部队虽只有第11军下辖的波田支队、第106师团和海军陆战队一部，但“波田支队”至为凶悍，以“台湾警备队”为主编成的该支队兵力高达14000人，等于投入九江作战的超过二个师团30000余人，在1938年的两军素质对比下，国民党军队的十万人马丝毫不占优势，何况还是临时编组的乌合之众。

3、日军彻底掌握着“制水权”和制空权，所以称为制水权，是因为日军舰队开进了长江和鄱阳湖，20余艘日舰用猛烈的炮火完全压制了中国守军，再加上60多架敌机的轰炸扫射，中国军队的防御作战极为艰苦，战力稍弱的部队很容易在日寇的立体火力下崩溃。

4、中国军队对日军在鄱阳湖西岸的登陆缺乏必要的心理准备，波田支队冒着大雨在姑塘抢滩成功，而守军预11师四个小时内没有上报司令部，造成日军两路夹击九江的态势形成，波田支队由南向北、第106师团自东向西，一旦两路日军完成合围，九江城区的守军就是灭顶之灾（如图）。

5、中国军队各部均配置在江边或湖边的一线阵地，没有防御纵深，对登陆之敌难以形成有效的反击。武汉会战之前，为了坚壁清野国军方面同时进行了破路行动，岂料日军自水路而来几无影响，反而是中国军队的预备队前出因道路损毁而困难重重。

6、汉奸猖獗，波田支队能够顺利进入鄱阳湖，避开国军眼线，是因为有伪军一部带路。也正是他们7月26日上午指引日军进入九江市区，这伙汉奸的番号虽有待考证，却是不争的历史事实。

（薛岳和张发奎合影）

需要指出的是，九江虽然三天失守，但十万国军损失并不大，张发奎及时命令弃城是明智的：既然整体态势已经不利，面临被两路日军包抄的危险，一味死守的结果就是人地两失。因此说，这位北伐名将、陆军二级上将绝非草包，战场洞察力还是有的。不久以后，他的战友薛岳（孙中山大元帅府警卫团两位营长）就指挥第一兵团，几乎全歼攻占九江后试图迂回南昌的第106师团，为九江保卫战牺牲的国军将士报了一箭之仇。

薛伯陵也是粵军出身，但早已投靠陈诚，是有后台的“妖精”，可以得心应手指挥兵团各部，更掌握着抗日铁军第74军等精锐部队，这是张发奎所不具备的条件，所以才有“万家岭大捷”，导致日寇第106师团惨败后不久被取消番号。

九江失陷后三个月武汉沦陷，中国的抗日战争进入战略相持阶段。

（武汉会战日军进攻要图）

度度狼gg

当时，九江的守军还是比较多的，在湖口，鄱阳湖，以及长江沿岸，有李汉魂第64军，以及第25军分散防御。

在九江城内，有第3师，第155师和预备第9师，以及第187师参加城防。一共有10万军队，司令官为第2兵团司令张发奎。日军为了在长江作战，出动了海军第11战队的9艘炮舰，以及辅助船，还有第1水雷队的4艘水雷艇，第11水雷队的3艘炮舰，6艘水雷艇，还有辅助船。

以及第2联合航空队所属2个航空队，苍龙号航母航空队陆基使用，以及吴港第4和第5陆战队。另外还有一个台湾旅团和新成立不久的第106师团。但是，10万大军，就在日军1个半师团的进攻下3天就丢失九江。

主要原因比较多，首先是守军缺乏野战炮，无法威胁到长江上的12艘日本炮舰。第2个原因是，交通线破坏太早，而且阵地没有修建工作。也就是说，我军把九江附近的公路，铁路都破坏的太早了，导致自己的运输和物资调运，几乎瘫痪。

因为交通完全被破坏，建筑材料无法运输，野战工事只完成了三分之一，无法进行有效作战。第3个原因是，军纪不好，到处拉夫，导致百姓纷纷逃亡。所过之处，绝无人迹。

第4个是，运输准备工作太差，无论粮食，还是伤员，都无法上下接送。10万大军就只依靠九江到马回岭一条小山路，根本无法维持。第5个是联络，协同太差，各个军，师，步兵，炮兵，友军，都缺乏通信器材，战时难以互相策应联络。

第6个是，警戒疏忽，导致日军登陆，完全没有察觉，丧失了反击机会。第7个是将领缺乏信心，中下级军官无力掌握部队，精神涣散，每次遭到日军飞机袭击，就会多数溃散。

深度军事

在抗战初期，为了团结抗战，蒋介石起用了很多旧人，包括很多反蒋的。诸如唐生智守南京，冯玉祥先后做三、六战区长官；程潜任第一战区长官；张发奎第八集团军司令，第二兵团司令等；阎锡山任第二战区长官。

他们的抗战决心都很坚定。但除了阎锡山之外，都久疏战阵。

（当黄埔教官蒋鼎文、刘峙都难以适应对日作战，其更早一辈的有怎么能适应呢？）

我把这些案例都写出来，自然就很容易明白张发奎在九江的失败了。

1、唐生智守南京

在北伐后，唐生智控制武汉政府，能和南京政府分庭抗礼。在李、白指挥部队西进击败后，才宁汉合流。

1929年，蒋介石瓦解了桂系后，唐生智再次掌握自己的部队，在河南反蒋，被击败。

（南京保卫战）

之后长期脱离军事指挥，主要从事军事行政工作。在南京保卫战中，主动请缨，要死守决战。其结果众所周知，十多万精锐丧亡殆尽，南京丢失。

他也基本退出了军界。

2、程潜任第一战区长官

平汉线作战失败大体有两个原因：兵力不足，指挥不利。兵力问题《郑洞国回忆录》写的比较清晰。指挥不利一般归咎为刘峙。

其实程潜也有过。程潜所部在北伐到了南京后，被李白缴械。之后基本就脱离了一线指挥。

在抗战初，被任命为一战区长官。他在给阎锡山发电报写为“昨日日军二师渡河，我军待敌半渡而击，第伤亡甚重，一师逾半”。

（平汉线作战）

很难想象，这样的话出自战区长官的电报，这种北伐风格的电报出在抗战，如何能指挥方便。

在38年任天水行营主任，再次告别一线指挥。立了战功的卫立煌负责他的位置。

3、冯玉祥任三、六战区长官

冯玉祥将军是著名的爱国将领。在抗战前就为国奔走。但其自中原大战后就没有统兵作战，且其下部队难以节制，对战局影响甚大。

（津浦线北线作战）

蒋介石介于的宋哲元、韩复榘是冯玉祥的老部下，为了协调作战，令其统一指挥。

一是久疏战阵，二是各怀心思，难以节制。

在十月份，冯玉祥将军辞职。

4、张发奎作战

和诸位北伐时期的大佬一样，在中原大战后，张发奎也久疏战阵。

淞沪会战任第八集团军司令，指挥作战，其负责作战方面，日军在杭州湾登陆。

在武汉会战中，指挥近二十万部队，一日而失九江。

（武汉会战，张发奎所部惨败）

根本原因就在于缺乏作战经验，在这就是部队难以如臂指使。

总结：

北伐时期的大佬久疏战阵，对现代战争不熟悉，且帐下部队难以节制，自然引发一系列溃败。之后各战区逐步起用宿将，形势渐渐变好。

战争从来不是一腔热血与资历问题，他也是技术问题，需要实实在在的懂，实实在在的会。他也是组织问题，需要实实在在的令行禁止。

讲到这里，你就明白战局为啥一边倒了。

一枚明粉

快速失守，这是中国军队抗战期间一个很普遍的问题，也是抗战初期许多大型会战失利的主要原因。

武汉会战爆发后，负责防守九江的是张发奎第二兵团，总人数确实达到了10万。

当时中国军队防守部队居多，战略迟滞，野战部队战斗力弱，很直接的后果就是处处防御处处被动，大部分兵力作为二线机动。

这样的布局导致：日军只要集中兵力，突破一点，就可以扩点成面，实施反包围，所以等日军突破防御后我方军队必须后撤，这种矛盾贯穿于抗战的始终。 虽然第5、第9战区部队在武汉外围沿长江南北两岸展开，但是由于战线太长，导致没有发挥到最佳的效果。

九江位于鄱阳湖和长江的交汇点，扼守赣皖鄂，军事地理位置十分重要，如九江失守，日军既可以西取武汉，南取长沙，为此国军特别派10万大军守卫九江，司令官为张发奎，日军为了攻取九江，特成立11军，并组建11军司令部，东北关东军第二师团团长冈村宁次担任司令官。

第一， 冈村宁次曾经偷盗华中地区军用地图

日本人侵略中国的计划绝不在于1937年，1926年张发奎率领的铁军，即就是国民革命军第4军，一路北伐，在九江附近与孙传芳的军阀部队激战。

此时，冈村宁次为孙传芳的军事顾问，结果孙传芳狼狈逃走，冈村宁次也死里逃生，化妆才得以逃生，但是逃跑之余偷盗了华中地区军用地图，日军侵华后这份军用地图就为日军各级指挥官使用。

第二，蒋介石的战略失误

张发奎出任兵团司令后，令部队积极防御，做好迎击日军的准备，考虑的九江的防御正面江面宽阔，利于日军的海空优势的发挥，守城相当苦难，必须在西南的丘陵地带设置第二道防线，节节抗击。

此方案上报蒋介石后，却遭否决，命令必须死守九江，这个时候留给他准备守城的时间不多了，野战工事只完成三分之一。加上，中国守军缺乏野战炮，交通被破坏，通信器材又缺乏，无法联络协同，结果就回到了开始所说的矛盾中来。 不过，武汉会战取得的战略成就也是很明显的，历时四个月，国军伤亡40余万，毙伤日军25.7余万，大大消耗了日军的有生力量，标志着抗日战争进入了相持阶段。

特邀嘉宾：一枚蜻蜓

历史图文志

武汉会战的重心不是在九江，会战一开始九江防线只是为了迟缓日军进攻，而且九江的地势地形都不利于国军防守。九江三面环水，难以抵抗日军海陆夹击，所以并不是蒋介石当时用人不当，而是确实没打算将九江作为决战的地点。

事实上武汉会战是一个转折点，武汉会战之后，日军再也无力发动大规模的会战，抗日战争进入了相持阶段。会战开始之初，蒋介石就明白武汉乃是南北枢纽，不可以轻易放弃，所以积极备战。武汉会战日军伤亡24万余人，精锐师团大量被消耗。

不少研究抗战的军事专家，都建议将武汉会战视为是抗战的转折点，因为武汉会战其实间接的为国军争取到了巩固西南的时间，并且武汉会战使得日军陷入了中国战场的泥潭。直到日军投降之时，日军都没能打通京广线。

武汉会战十万大军防守九江，作为应对日军海陆火力的第一梯队，其实本来就没把握能够守住。但是幸好没影响后续的会战，仅仅防守三天，自然同九江地形有关，但是不可否认的是这确实是反应出来了国军的一些诟病。

小司马迁论史

1937年7月7日夜,“七七卢沟桥事变”的爆发，意味着日本全面侵略战争的开始，也拉开了中国长达八年的抗日战争。

而“武汉保卫战”（日本称之为“汉口攻略战”）是抗日战争中一场大规模的战役，中国派出了以第5战区和第9战区为主的部队围绕武汉为核心构筑了防卫线。全体官兵经过浴血奋战，顽强抵抗了4个月半，虽然最终失守，伤亡惨重（40多万），但也让日军付出了25.7 万的伤亡为代价。并延缓了日军全面侵华的步伐。

而在“武汉保卫战”大大小小的战役中，当以防守九江的战役最为失败，仅仅守了3天，号称十万军队防守的九江就失守了。归纳起来，此次战役失败有以下4点原因。

第一：战略失误。中国军队采取了分兵把守的大战略，本身并没有大问题。但问题出在没有强大的预备队作为后备力量。同时，没有发挥群众的作用，没有对敌人的交通线进行干扰和破坏。如此一来，当九江被包围的时候，孤立无援，腹背受敌，溃败自然免不了。

第二：在布置防线上存在问题。除了过于匆促之外，还有就是布置的兵力太靠近沿江沿湖一带，战场没有纵深，后方补给跟不上，既容易被各个击破，又难以组织有效兵力反击。如此一来，就较为被动。有的部队一旦被发现，就会遭到猛烈攻击，就算是放弃撤退，往往伤亡也较为惨重。

第三：武器设备上的差距。日军装备精良，而且从海陆空全面进攻，水路以舰炮开路，陆地上有各种小分队，再加上敌军用飞机在空中进行地毯式轰炸。一些阵地一暴露，就会被火力集中攻击，夷为平地。故伤亡极为惨重。士兵连拼命的机会都没有。

第四：作战动员的不够。从上层来看，缺乏对战争的充分认识和决一死战的信心，而到了下层，更是缺乏战斗意志力。士兵们没有意识到毫无退路，缺乏破釜沉舟的勇气。还有就是部队与部队之间的联系不够紧密，没有生死相依之感。等到唇亡的时候，齿寒也就必然的了。再加上新兵多，战斗力弱。所以遇到敌军的攻击，很容易溃不成军。甚至自乱阵脚。溃败也就不可避免了。

综上所述，三天十万大军失守九江，无论是天时，还是地利，我军都没占优，而在人和上面，也是逊色于日军。故在素以誓死效忠天皇，有严明纪律的日军面前，被迅速击溃也就不可避免了。

以上

木剑温不胜

九江抗战是武汉会战前期的一次保卫战。日军的参战部队是波田支队（相当于旅团）和第一零六师团，另外还有海军的六十艘舰艇协助参战。兵力虽然不算多，但是有海军的助战，火力上对国军实际上是有压倒性优势的。国军这边是以张发奎为总司令的第二兵团，下辖王敬久的第二十五军、李汉魂的第二十九军团、孙桐萱的第三集团军、霍揆章的第五十四军、吴奇伟的第九集团军。如果从纸面上看，国军在兵力上是日军的好几倍。其实不是那么回事。

日军是从东面打过来的，霍揆章和孙桐萱两部的防守任务是在九江以西，所以他们两部都没有参加作战；吴奇伟的第九集团军担任总预备队，没有参战。因此，所有的作战任务都压到了驻守在九江市区东面的李汉魂和王敬久两部身上。而日军非常鸡贼，选择了李、王二部的夹缝处突破，主攻李汉魂的防区。于是九江抗战实际上就是李汉魂的第二十九兵团与日军在单挑。

那么李汉魂部有多少兵力呢？账面上看还挺多的。辖李玉堂的第八军（两个师）、李汉魂亲自兼任的粤军第六十四军（辖两个残破师）、另外还有三个预备师、两个江西省保安团、一个游动炮兵营、一个野炮营、一个重炮营、三个高炮连、半个工兵连。但是这些部队都是九江抗战之前临时拉来的，真正有战斗力的就是李玉堂的第八军，其余都是凑数的。（粤军一直在打，没有补给，损失很重）

前面也说了，日军在火力上对国军有压倒性优势。而九江的地形易攻难守，一面临长江，一面临鄱阳湖，李汉魂的部队又是那副惨样。所以九江保卫战开始之后，日军在空军和海军联合轰炸下，防线立刻就崩了。

开战第一天，日军的波田支队从九江的姑塘登陆。王敬久一开始还组织反击，但是日军打到塔顶山之后，就没有继续进攻了。于是王敬久退到了第二线构筑工事，把所有的压力都甩到了李汉魂身上。而李汉魂在听说日军成功登陆后，立刻组织了一次反击，结果完全没用，被日军的舰炮和空军一顿炸弹狂砸，瞬间就被打残了。

第二天拂晓，登陆的日军稍作休整后，向九江东面的李玉堂之第八军发动猛烈进攻。第八军死守了一天，阵地被日军攻破，退到了九江郊外。当天晚上兵团总司令张发奎调吴奇伟的第四军和七十军支援李玉堂。结果等增援部队出发之后，突然发现公路被炸了，而且还是国军自己人炸的。第七十军赶到前线后，结果发现接手的防区什么工事都没有，被日军的炮火一顿猛轰，损失极大。

第三天天亮，日军的增援到了。第一零六师团从九江附近的江滩上登陆，并派出一小部由姑塘方向沙河附近攻击前进，与前天在此处登陆的波田支队会合，对九江市区发动总攻。退守九江的第八军打了一整天，无力再战。张发奎催促第四军增援，但是路被炸了，第四军实在赶不过去。张发奎考虑九江失守后，可能还有大战要打，在九江跟日军死磕的意义不大，最后没有让第四军参战，给第八军下达了退守的指示。于是当天晚上日军攻入九江城内，九江以及九江对岸的江防要地（大、小池口）相继陷落。

三天的九江抗战，就这么窝囊的结束了。如果仅从战斗过程来看，九江抗战暴露了国军的两个问题： 一是准备不足；二是兵力部署缺乏纵深配备。后来张发奎自己做了一份关于九江作战失利的报告，把自己在九江失守的责任做了一个系统的总结，其中就包括了这两点。他的总结更系统，总共有六点：

第一、未战先怯。也就是对防守九江没有起码的信心。日军还没来，国军自己就提前破坏了交通线。各种工事也没有构筑好，虽然兵力不少，但是人再多，没有防御掩体，也只是被挨炸的命。这一点是根本原因！

第二、后勤稀烂。李汉魂与日军交手后，后方的补给运不上去，前方的伤兵不能及时的运下去。这一点也是国军一贯的毛病，遇事就各种恶意推诿，无人愿意承担责任。

第三、军纪不良，民众逃亡。（这是张发奎自己总结的）

第四、各自为战，协同不好。具体表现就是开战之后，各部互不帮忙。即使电话线断了，也不主动派人沟通联络。坐视友军被日军一通蹂躏。其实张发奎这是在发牢骚，暗指自己名为总司令，结果根本没人鸟他。

第五、麻痹大意，警戒疏忽。防守长江和鄱阳湖的部队警戒心不够，当日军登陆后，立马就溃散了。既不组织反击，也不向上报告，导致增援部队是在几个小时后才得知的消息。再组织反击，日军已经构筑好了防线。

第六、高级将领间缺乏自信心，中下级干部多无力掌握部下。其实就是第一点总结的具体表现，日军还没到，就精神涣散了。

另外，张发奎还暗指蒋介石的责任。因为提前破坏交通线这种事，只有最高统帅部才有下达这种指令的权力。那么谁才有这个权力呢？肯定就是蒋介石了。其实这也是吸取了南京保卫战的教训，但是搞的有点矫枉过正了。后来长沙的“文夕大火”也是因为未战先怯而导致的。

最后再说说九江失守之后的事。日军攻占九江后，波田支队和一零六师团南岸兵分两路。一零六师团走陆路进攻德安，波田支队则和海军陆战队搭乘海军德舰艇继续沿江西进，攻击下一个要点瑞昌。等到波田支队抵达瑞昌东北的江面后，再次故技重施，乘着守军孙桐萱部麻痹大意，在瑞昌登陆。在孙桐萱西面的汤恩伯得知瑞昌失守后，立即率部增援，一度将波田支队打下了岸。但随后日军的王牌，第九师团增援瑞昌，汤恩伯和孙桐萱不敌，遂放弃了瑞昌。

当波田支队进攻瑞昌的同时，第一零六师团继续追着李汉魂的屁胡打。把李玉堂和欧震给惹毛了（第四军军长），便就地布置防线，还下了死命令，不让日军再进一步。一零六师团攻不动第八军的防线，就转攻只剩半个军的第七十军的阵地，岂料七十军也就地布防，依托庐山上的天险顽强抵抗，又挫败了一零六师团的攻势。

冈村宁次见一零六师团受挫后，便让一零一师团从湖口横渡鄱阳湖增援，突破了在湖西驻防的王敬久部防线，协同一零六师团企图攻占德安。结果两个师团还是突不破李汉魂所部的防线，于是冈村宁次便让一零六师团分成五个小部，从国军的正面防线中穿插过去。结果被薛岳逮了个正着。（薛岳是第一兵团总指挥，张发奎是第二兵团总指挥，两人一起防守赣北地区）

之后就是喜闻乐见的万家岭战役了。国军十万人对一零六师团发起总攻，激战了三昼夜，多次击败日军反扑。冈村宁次为了挽回该师团全军覆没的噩运，向万家岭地区空投了两百多名军官，希望能恢复一线作战部队的指挥。随后薛岳组织全线攻击，各部组成敢死队，以光膀子为标志，冲入敌营，摸到穿着衣服的日军就是一刀。被围的一零六师团被歼三千余人，这是赣北地区自九江惨败后，最扬眉吐气的一次大胜，史称“万家岭大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