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是国家公祭日。
从2014年起，中国政府将每年的12月13日设立为南京大屠杀国家公祭日：以国家公祭的方式，祭奠在南京大屠杀中死亡的30万生灵。
国家公祭日的设立使得对南京大屠杀遇难者的纪念上升为国家层面，表明了中国人民反对侵略战争、捍卫人类尊严、维护世界和平的坚定立场。
81年前的今天，侵华日军占领南京，近30万同胞惨遭杀戮，留下了人类文明史上最肮脏的一页。
本期的年讲，让我们暂时抛开欧洲历史的是是非非，沉痛追忆81年前这段让所有中国人痛彻心扉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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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大屠杀发生那年，南京正处在新旧交替的变革时期，老南京、清朝的南京与民国政府的新南京共处同一时空——旧时代的痕迹在南京的街道上随处可见：小贩挑着扁担、露天工厂的纺织工辛勤劳作；随之而来的新气象是柏油马路、电灯和载着外交官的小轿车。几乎无人料到，几个月之后战争会降临在这里，血流成河。
8月初，中日军队在上海开战后，南京政府被迫做好应战准备。官员们要求居民对房屋进行伪装，整个南京城内，人们将红色屋顶和白色外墙漆成黑色，仿佛在筹备一场“盛大的葬礼”。
11月底，恐怖的消息终于传到南京——上海陷落。随着上海的沦陷，日军正向南京进发。攻城在即，任何有些许能力、财力或机会的南京市民都选择了出逃。当时，南京人口在100万以上，到了12月，这个数字锐减为50万。留在南京的是那些走不了的人：老人、妇女、儿童，经济赤贫或体质孱弱的人，他们几乎毫无防御能力。
在日军的猛烈炮火下，中华门失守，日军大举涌入南京城，一场浩劫由此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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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12月13日，南京陷入日本侵略者之手，千年古都变成人间炼狱。
南京沦陷后，日军在这里大肆进行了一场世所罕见的残暴屠杀。保守估计，从1937年底到1938年初，南京有超过26万名非战斗人员死于日军的屠刀之下。
无论是使用最保守的数字26万人，还是最大数字35万人，南京大屠杀的死亡人数都远超过美国轰炸东京的死亡人数，甚至超过1945年底，广岛、长崎两座城市在遭受原子弹轰炸后的死亡人数之和。
社科院历史学家孙宅巍通过长期调研对大屠杀死亡人数做出预估：南京的慈善机构至少掩埋了185000具尸体，群众个人至少掩埋了35000具，由日军控制的民国政府掩埋了7400多具……孙教授推算南京大屠杀的罹难者数高达令人震惊的37.74万。
在黑暗时代，大部分人变得麻木不仁，随波逐流，但却有极少数的人挺身而出，置所有警告于不顾，做出一些常人无法想象的壮举。一些欧美人士，他们甘冒生命危险而反抗日本对中国人的侵略。
在南京的一批欧美人士决定模仿上海建立中立区，在20几位外国人的保护下，中立区成了南京的安全岛，隔离着5万日军对南京城的蹂躏。安全岛总共安置了二三十万中国难民：留在南京的中国人几乎一半人口都在安全岛，那么另一半很可能都死在了日军手里。
南京城中的安全岛
让我们记住这两个名字：约翰·拉贝和威廉明妮·魏特琳。
约翰·拉贝。德国纳粹党驻中国南京分部的副部长。没错，一名纳粹党员。在拉贝家的院子里，有一面很大的纳粹旗帜，那是他和家人一起用床单做的。当初放这面旗帜是为了让日本飞机看到不要投下炸弹，后来是希望所有的日本人看到后能够“绕道而行”。旗帜下面藏着的，是拉贝在自家院子里收留保护的600多名难民。
而作为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主席，他竭尽全力地维护安全区的秩序和粮食供给。在恐怖的氛围中，努力让难民保持对未来的希望。拉贝将自己在这场东方浩劫中的所闻所感以日记的方式记录下来，《拉贝日记》成为控诉日本人在南京暴行最有力的证据之一。
拉贝故居纪念馆位于南京市广州路小粉桥1号
威廉明妮·魏特琳。当时担任金陵女子文理学院教育系主任和院长，是南京大屠杀开始后的几周里留在南京城内屈指可数的西方女性之一。南京陷落前，她拒绝和其他美国人一起撤离南京，而选择留守保护女学生。
多年以后人们仍然怀念她，不仅因为她曾奋勇保护数千名中国妇女免遭日军蹂躏，还因为她保存的日记非常珍贵。许多历史学家认为，这些日记的重要性在于它们描绘了南京大屠杀期间一位目击者的精神世界，因而会像《安妮日记》一样为世人认可。
威廉明妮·魏特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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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屠杀给日本带来了巨大的国际舆论压力，日本影响舆论的方法是使用其惯用伎俩——掩盖真相：首先，日本媒体宣传南京城内一切安好；接下来，日本政府批准了为日本游客精心安排的南京之旅：
“他们被小心翼翼地引领着，穿过几条少数刚刚被清理过尸体的街道，优雅地将糖果分给中国儿童，甚至拍拍这些惊魂未定的孩子的头。”
照片上的翻译是“日本人给中国小孩吃奶糖”，除了孩子惶恐的眼神是真的，其他都是假的
另一方面，安全区国际委员会竭尽所能地对日本密集的虚假宣传攻势进行反击。
来自欧美国家的传教士无一例外的都是能言善辩的作家和演说家。对日军暴行的生动描述不仅出现在他们的日记中，还出现在信件和报告里。这些信件离开南京，刊登在《时代周刊》《曼彻斯特日报》等海外媒体上，揭开了日本虚伪的遮羞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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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屠杀给南京这座城市带来毁灭性的打击。按照1939年的美元市值计算，遭日军摧毁的公共财物价值总额约8.36亿美元，私人财产损失至少1.36亿美元，这还不包括被日军掠走的珍稀文物的价值。大部分的破坏是由纵火造成的，从南京陷落之日起，城内的火灾一直持续了6个多星期。几周以后，日军就已将全城三分之一的地区和四分之三的商场烧成灰烬。
南京的苦难终于在1945年的夏天画上句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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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也称东京审判，于1946年5月3日在日本首都东京开庭。东京审判的规模之大令人震撼——共吸引了20多万名旁听众和419位证人。庭审纪要多达49000页、1000万字，包括779份书面陈述和口供以及4336件法庭物证。这场被称为“世纪审判”的东京审判持续时间长达两年半，这也是有史以来持续时间最长的战争罪行审讯。
东京审判资料图
法庭认定，在对待战俘的残忍程度方面，日军甚至超过了纳粹。囚禁在纳粹集中营的美国战俘死亡率为1:25，相比之下，遭日军囚禁的美国战俘死亡率则高达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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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发人深省还有守护南京安全区的外国人的命运。尽管他们为保住在南京的中国人付出了精力、牺牲了健康，但生活和后人并未给予他们应得的回报。
关于这些被遗忘的二战英雄，迄今为止并没有任何出色的专著，当然更没有像《辛德勒的名单》那样引起举世关注的电影。他们的精神主要寄托在少数档案馆和藏书楼中，活在中国幸存者的心中。
辛德勒的名单剧照
南京大屠杀给威廉明妮·魏特琳带来的心理创伤远超预期。几乎没有人意识到，在成为神话传奇的背后，是一个脆弱而精疲力竭的女子。
1941年5月14日，在她离开南京一年之后，魏特琳在家中用胶带封住门窗的缝隙，打开煤气自杀。
约翰·拉贝离开南京后的命运也非常坎坷。1945年，德国战败，因为是纳粹党员的身份，拉贝先后被苏联和英国逮捕，甚至投入了监狱。1946年，同盟国法庭宣布他无罪释放，64岁的拉贝开始衣食无着，生活拮据。
在他最艰难的时刻，曾收到了一张2000美金的越洋汇票，汇款人写着：南京人民。中国人没有忘记拉贝。但没多久，1950年1月的一个晚上，因为中风，拉贝与世长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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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专家学者认为，南京大屠杀这一恐怖暴行和日军在战争期间的其他暴行是一种名为“压迫转移”的现象导致的，现代日本军队自诞生之日起就潜藏着极大的施暴隐患。
第二个因素是宗教。日本军队为暴力赋予某种神圣的意义，将其视为一种必不可少的文化要素，它所产生的力量同十字军东征和西班牙宗教法庭时期驱策欧洲人的宗教力量一样强大。
后记
无论战后的事态如何发展，南京大屠杀永远是人类历史上的污点。然而，这一污点之所以如此令人生厌，是因为历史从来没有为南京大屠杀写下恰当的结局。甚至到了现在，日本的修正主义势力依然试图将受害者埋葬在被遗忘的角落。
无论是历史的美好，还是历史的灾难，都需要真实。
今天是国家公祭日。
擦清历史的镜子，走好未来的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