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扒民国奇情第44期）
傅斯年在民国时期的文人中，是出了名的不畏权势、敢讲真话。中国近代史上的文人中，敢为学生运动，当面顶撞蒋介石并骂他是“新军阀”者，唯傅斯年一人，而已。
如果你认为傅斯年的不畏强权仅此而已，那可就大错特错了。在1938年担任国民参政员期间，他曾公开弹劾并轰走了两位参政院长，这两人非别是孔祥熙和宋子文。为了赶走宋子文，傅斯年还写下了一篇震惊朝野的《这个样子的宋子文非走不可》。
这样的傅斯年，其文人风骨，足以让天下人大呼畅快。
然而，这样的傅斯年注定不会受到官家的青睐。而历来，文人的风骨一旦太硬实，注定要经受狂风暴雨的摧残！
傅斯年生于1896年，祖籍山东，傅家是书香门第，其先祖傅以渐，是清代顺治年间的首任状元。
但傅斯年出生时，其家族已经没落，加之9岁这年，傅斯年父亲就撒手人寰了，所以，傅斯年的童年一直在贫寒中度过。
但贫寒之中的傅斯年，却一直勤于治学，20岁这年，他就升入了北大。几年后，他考取了官费留学生，前往欧洲留学。
这期间，傅斯年虽学业有所成，但却深为感情所苦。
当时的中国，时兴包办婚姻，傅家也为他包办了一桩姻缘。这桩旧式婚姻红线的另一头，是聊城县乡绅丁理臣之女丁蘸萃。
这丁蘸萃长得并不丑，而且还略通文墨。但相比留学欧洲的傅斯年，其思想和生活方式还是与之相去甚远。加上两人长期分居，傅斯年对这个原配妻子的不满与日俱增。
“胡適之先生曾有一句很妙的形容语，说‘我不是我，我是我爹的儿子’。”
傅斯年曾借用胡适的这句话，表达自己对封建旧婚姻的不满。
相比民国的傅斯年、胡适、鲁迅等，不难发现，古时父母为儿子找媳妇，从来不是参照儿子的标准，而是不约而同地参照自己的标准。这个结果势必是：找来找去，做父母的给儿子娶亲，并不是为子娶妇，而是为自己娶儿媳妇儿。
相比之下，今天的父母，也依旧有这种误区。孰不知，这样找来的儿媳妇、女婿，结局多半要以悲剧告终。
1934年，留学归来的傅斯年下定决心了解旧婚姻，不久后，傅斯年忍痛拿出一笔数目不小的分手费，当做“青春补偿费”交给原配丁蘸萃，这段维持了20多年的旧婚姻才画上了句点。
此时的傅斯年之所以敢下如此大的决心，乃是因为，他已经心有所属，这个女子，是一个与原配截然不同的新式女子。
这位新式女子，名叫俞大彩，是傅斯年同学俞大维的妹妹。俞大彩是江宁才女、美女，上海沪江大学外语系毕业。这各女子的出现，犹如一颗火种，直接将傅斯年这座老房子悄无声息地点燃了。
老房子着火，多半是不烧成灰烬不罢休。傅斯年，被这把火烧得，那叫一个彻底，直烧到脑子短了路。
胡適曾在日记中记载傅斯年谈恋爱时的情景时说：孟真（傅斯年）在恋爱中已近两月，终日发疯，有一天来信引陶诗‘君当恕醉人’，误写作‘罪人’。我作打油诗调之:‘是醉不是罪，先生莫看错。这样醉糊涂，不曾看见过”。
从胡适日记中的“发疯”二字，和傅斯年所犯的堪称笑话级的笔误可看出，傅斯年在这场恋爱里，脑子已然不好使了。只是，他当时到底怎么疯的，胡适并没有多说。想来，能让胡适用到“疯”字，自是疯到了一定程度。
眼看着同学疯了，这周围人尤其是同学朋友，若还不帮腔，那显然也太不近人情了。
1934年8月5日，重获自由身的傅斯年，在同学俞大维的撮合下，与俞大彩结成连理。这年，傅斯年38岁，俞大彩30岁。
婚后一年，即1935年9月，傅斯年的儿子傅仁轨出生了。此时沉浸在喜悦中的傅斯年，不由分说将老母亲接到了北平和自己一同生活。
但令傅斯年没有想到的是，这一接，妻子俞大彩的婚后生活立马变得艰难起来。
人说心宽体胖，然而，傅斯年的母亲虽肥胖，却是个暴脾气。傅斯年这辈子谁也不怕，唯独怕这个暴脾气的老母亲。这一来与傅斯年的孝顺有关，二来也是因为这老太实在过于蛮横。
此时的傅斯年虽已是学界政界要员，但在傅母眼里，啥都不是。所以，傅母该发脾气的时候，是一点儿不含糊。而每次见到老母动怒，傅斯年就会立马长跪不起，听任母亲斥责。这老太太气要是没消，傅斯年绝不敢站起来。
在任何一个家庭里，家庭主男的过分偏袒，一定会造成另一方的委屈。在傅家，傅斯年如此偏袒母亲，势必会委屈妻子俞大彩。
但傅斯年比一般男子好的一点是，他在偏袒母亲的同时，也极力呵护妻子。
傅斯年母亲肥胖又有高血压，不宜吃肥肉，可这老太偏就最喜欢吃肥肉。有一次，傅斯年母亲因为俞大彩不给她吃猪肉责骂她，傅斯年一看情况不对，立马就跪下了。跪下后，傅斯年默默听着母亲数落，直到老太骂完了他才起身。
随后，傅斯年还不忘偷偷跟妻子俞大彩做思想工作说：
“以后你给母亲吃少许肥肉好了。你要知道，对患高血压症的人，控制情绪，比忌饮食更重要，母亲年纪大了，别无嗜好，只爱吃肉，让她吃少许，不比惹她生气好么?”
为了进一步安抚妻子情绪，傅斯年还补充说：
“我不是责备你，但念及母亲，茹苦含辛，抚育我兄弟二人，我只是想让老人家高兴，尽孝道而已。”
新婚后的这段日子，两人虽过得并不富裕，却还勉强算安乐。但这样的日子，也随着抗战的爆发戛然而止了。随后，等待两人的一直是愁苦辛酸。
抗战初期，出于安全考虑，傅斯年不得不让妻儿前去投奔娘家。
在这期间，俞大彩一人带着孩子过着艰难的生活。对此，傅斯年一直愧疚不已。他还专门画了一幅儿子行程图，来记录俞大彩和儿子这段颠沛流离的生活。
傅斯年此举，也是为了时刻提醒自己，不要忘记妻子为自己所受的苦。
人世间的事往往如此，越不想这般，命运越是这般安排。
由于虚胖，加上过度操劳，傅斯年病倒了。病来如山倒，傅斯年病后的日子，家里的开销全靠往日的积蓄撑着。这般坐吃山空，很快，夫妻生活陷入了困境中。
大户出身，且从未受过经济之苦的俞大彩，在这段时间真正难受到了“困苦”的滋味！在回忆与与傅斯年在重庆郊区山中养病的情形时说：
“那是一段穷困悲愁的日子，孟真重病在身，幼儿食不果腹。晴时，天空常有成群的敌机，投下无数的炸弹。”
但即便家里已经没米下锅了，俞大彩也是偷偷瞒着傅斯年到处筹钱，生怕影响他养病。
某日，傅斯年友人前来探病，已无米下锅的俞大彩急坏了，她只得四处借钱，最后好容易借来100元，才总算备了酒菜招待友人。
而这一切，傅斯年都并不知情。后来，当病中的傅斯年得知真相时，他长叹一声，拉着妻子的手，强撑着笑脸说：
“等我病愈，要拼命写文章，多赚些稿费，决不让你再觍颜向人借钱了。我好惭愧!”
傅斯年此后，确实再未让妻子借过钱，但也仅此而已。后来，傅斯年痊愈后，两人的生活虽不似这般艰辛，却也同样捉襟见肘。
可贵的是，夫妻两始终相濡以沫，俞大彩对于这种生活，也从未有过丝毫怨言。
人说“贫贱夫妻百事哀”，然而，世人只知这句，却不知后一句：夫妻恩爱万事兴。这话，恰是相对于前句而言，意思再明白不过了：只要两人相爱，万事又有何难！
傅斯年虽一直不间断地生病，但在任何时候，他都不忘与妻子相互加油打气。当傅斯年的儿子作文因优异而被刊登时，夫妻两激动地抱在了一起。平日里，生活中只要有值得高兴的事，他们两总是互相分享着，细细咀嚼着，仿佛他们生命里，除了幸福快乐再无其他。
相比很多能为一件小事悲伤很久，却很少因一件大喜事开心很久的常人，傅斯年与俞大彩的境界，让人钦佩。而世人如也能如法炮制，放大幸福，缩小悲伤，岂不时时幸福快乐。
这也是两人虽一直身处贫寒，却一直未“百事哀”的根本所在。
1949年，傅斯年飞赴台湾，1月20日，傅斯年就任台湾大学校长。这期间一直带病坚持工作的傅斯年，平日里为填补家用，常会赶稿到深夜。
俞大彩在回忆傅斯年去世前的生活时说：
“因为他次日要参加两个会议，我催他早些休息，他拥下笔抬头对我说，他正在为董作宾先生刊行的大陆杂志赶写文章，想急于拿到稿费，做一条棉裤。”
俞大彩见状，只好不再催他，只坐他对面，缝补着他的破袜。
傅斯年接着补充说：
“稿费到手后，你快去买几尺粗布，一捆棉花，为我缝一条棉裤，我的腿怕冷，西装裤太薄，不足以御寒。”
平日里，傅斯年总舍不得为自己置办衣物，他的衣服总是缝了又缝，补了又补。好容易他动了心思为自己想一次，俞大彩心里虽不忍，却很欣慰。于是，她便任由丈夫在灯下操劳。
却不想，俞大彩的这个小不忍，竟成了她一生的恨事。
1950年12月20日，由于操劳过度，傅斯年刚走下讲台就昏倒了。送到医院后，虽竭力抢救，傅斯年也终未挺过难关。傅斯年因操劳过度并发脑溢血死亡后，俞大彩肝肠寸断。她怎么也想不到，与她相伴才16年的丈夫，竟就这样离开了自己。
傅斯年死后，俞大彩才知道他最后一笔稿费里的秘密。
董作宾把傅斯年最后一笔稿费送到俞大彩手里时说：
“先生跟我讲了，自从你嫁了他，没过上舒心的日子，这篇文章的稿费，是要留给你贴补家用的。做棉裤之说，只是先生的托词。”
直到这一刻，俞大彩才知道，他夜夜挑灯，根本不是为了自己，而是为了她！
只是，这个真相，傅斯年不敢说，因为一旦说了，俞大彩就会制止他。实际上，俞大彩从未向傅斯年哭过穷，对于他们的穷苦生活，她从未表现出过不满。但傅斯年却时时为此内疚着，也是这种内疚逼迫他日此操劳。
人世间的真爱大抵如此，我从不说苦，你却总把我的苦装在心上。
死前，他给妻子留下的遗言是：
“你嫁给我这个穷书生，十余年来，没有过几天舒服日子，而我死后，竟无半文钱留给你们母子。”
难能可贵的是，傅斯年虽如此迫切地想让妻子过好的生活，却从未因此利用职权做过任何“谋财”的勾当。
同样可贵在于：傅斯年与俞大彩，虽一直饱受贫寒之苦，但感情却从未因窘境而生裂缝。相反，两人在困苦中始终包容、理解，用爱谱写了传奇！如此夫妻，比金屋银屋里“同床异梦”的夫妻，岂不强百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