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状元”的诞生
本文共计
图说：民国九年（1920年）云南省图书馆合影，前排左起第三人袁嘉谷
云南省在元朝之前，是相对独立的区域，当时，云南人是不参加科举考试的。从元朝开始，云南考生才获得了参加中原地区的科举考试的机会。当时，仅有少数人能考中举人、贡生。
至明、清两朝，云南省出现了不少的秀才、举人、进士，但一直没有状元。中原地区科举的昌盛，让云南的官员和百姓都不甘心，希望早日出个状元，为云南人争气。
在昆明的金汁河上有一座古老的桥，名叫桂林桥，到康熙年间，桂林桥摇摇欲坠，当局决定修复加固，修好后在桥上盖起一座3层的桥楼，给来往的行人挡风避雨，歇脚休息。刚修好时取名“魁楼”，魁是第一的意思，指这座桥是由东边进入昆明的第一座楼。经过数百年的风雨，此楼几经修缮，保存了下来。20世纪初，人们把这座桥楼改名为聚魁楼。
1895年重修的“聚魁楼”老照片
清光绪十八年(1892)时，云南提学史张建勋(广西人，1889年状元)倡议重修聚魁楼。因为魁斗星是主文运的，希望上天保佑，让云南也能出一个高中金榜的状元。重修聚魁楼的费用全部从民间捐款解决。云南的富商以及读书人、普通百姓大多都捐了款。有趣的是，石屏一个叫袁嘉谷的年轻人，虽家境一般，也努力捐出了六钱银子。
聚魁楼于1895年重修完成。八年后的夏天，这个名不见经传的袁嘉谷考中了经济特科一等第一名。消息传到昆明，全城沸腾，云贵总督魏光寿提议褒奖袁嘉谷，由书法家钱登煦书写“大魁天下”四个大字，挂在聚魁楼上。从此聚魁楼就被云南的老百姓誉称为状元楼！
云南地处边疆，接触中原文化比较晚，不能和内地文化先进的省份相比，如苏州，仅清代就出了23个状元，而云南人盼望了六百年，才等到一个袁嘉谷，其兴奋和喜悦的程度可想而知。
袁嘉谷究竟是什么人?为什么他能够脱颖而出？让我们来看看袁嘉谷青少年时期的学习、生活经历，也许能得到答案。
吃墨少年
袁嘉谷自幼好学，他五岁就开始读书，先是听父亲袁德洋口授《千字文》《三字经》《千家诗》等启蒙教材。听过几遍后，便能背诵其中的一些诗歌，这让父亲非常高兴。
随父兄去游览风景名胜时，每见到匾联，他都要认真地读，遇到不懂的字，就问父兄，然后默记在心，回到家中他就能背诵出来。
6岁开始，袁嘉谷就跟着三个哥哥读完了“四书”。哥哥们就是他的启蒙老师。7岁跟着大哥袁嘉乐学习《史记》《易经》《诗经》；10岁跟着二哥袁嘉谟学习诗词、联语；12岁跟着三哥袁嘉猷学习书法，初学欧阳询，后学王羲之，旁通颜真卿、褚遂良、米芾。
袁嘉谷行书作品
10岁那年，逢城里赶集，熟精诗赋的二哥带袁嘉谷及几个侄子去赶集，一路上有说有笑。走到黑龙坡时，二哥信口说出一联：“近看黑龙坡。”问袁嘉谷能不能对出下联。他马上回答：能！随口说出下联：“远望白马庙。”二哥又出：“雷打火烧铺。”他马上对出：“风吹瓦头窑。”又出上联“游西准堤”,他也很快对出下联“进东岳庙”。二哥非常高兴，和侄子们一起高喊：对得好！对得好！
12岁那年的夏天，他去小瑞城(石屏异龙湖里的小岛)游玩，回来就写出了一篇颇具文采的《游小瑞城记》，其中有不少精彩的句子，如：“癸未夏，复登舟往，一岛苍翠，峙于湖心。不阔而嶒崚，不危而崚，不燥而静，不湿而润。无端而以城名，盖取形似。渔人家其滨，邻比而居，如城市然。我辈城外人，游之反教居者难。不航不游，不晴不游，不酒不游，不友不游。今竟游矣。”
1884年，在他十二三岁时，法国军队攻占了越南(当时是中国的属国，称为安南)的几个地区，迫使清政府签订了《中法会议简明条款》。入侵越南的法国军队，后来又挑起谅山事件，被中国老将冯子材带领的清军打败，收复了谅山，取得“镇南关大捷”。可是清政府却仍和法国签订了屈辱的《中法会定安南条约》，之后法国势力不断伸入云南。
袁嘉谷知道这些事以后，心中愤愤不平，写下了七律诗《闻人道安南事》两首，以一腔饱满的爱国热情吟道：“要盟竭尽苍生力，为报哲思敢告劳。”并对法国势力从边关深入到我国西南各省而悲愤：“饮恨和戎师魏绛，苦心矫诏叹陈汤。”抒发了爱国的正义呼声。
这年的端午节，他和侄子正在专心学习，二嫂送来了热乎乎的粽子和红糖汁。袁嘉谷一心在书本上，取一个粽子，剥开粽叶，眼睛一面看着书本，一面拿粽子去蘸糖，哪知却蘸到了砚台的墨汁里！由于过于专注，咬了几口竟未觉出异样。一旁的侄子见状，开心地叫起来“哈哈，五叔吃墨了！五叔吃墨了！”
艰苦求学路
袁嘉谷善于从古代英雄的身上汲取营养。岳飞的《满江红》是他从小就喜爱的诗词，“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莫等闲白了少年头，空悲切！”这悲壮的诗句一直鼓励着他刻苦读书。
那时的年轻人读书学习，就得学会写诗。他也常常写诗来表达自己的抱负。在14岁时，写出《亿西秋日侍家大人游金钟山》：
山村茅屋两三家，篱豆花香杂稻花。
好上青云最高处，吟诗遥对海山霞。
这首诗表达出他立志要登上高高的云端，向满天云霞去吟唱诗歌的壮志。
袁嘉谷读书，专注且善于思考。在《登楼望乾阳山》中，他表达了这种勤读多思的愉快心情及感悟：“日与书史游，不暇游山水。天助山水趣，移山近十里。”
袁德洋公建的故居
1885年，袁嘉谷父亲经过多年的辛苦经营，在石屏城内的卖米巷(今南正街)，盖起了占地近400平方米的四合院。在这个院子里，德洋公专门为孩子们建了“读书楼”，为此袁嘉谷写了一副对联，上联:读经史易礼春秋。下联:书真草隶篆文章。横批是“读书楼”。这副对联，今天还挂在石屏袁嘉谷故居的读书楼上。
石屏故居读书楼
读书楼内部
16岁时，袁嘉谷父亲袁德洋不幸病逝，享年56岁。父亲去世后，母亲召集全家人开会，为使大家庭的生活不受影响，让老大、老二持家和务农，老三、老四接过父亲的马帮去经商，让还未成年的袁嘉谷和两个弟弟安心学习。在母亲的带领下，这个家渡过了最艰难的时期。袁嘉谷也在生活的历练中逐渐成熟。
石屏焕文公园里的状元楼
石屏名儒张竹轩是袁嘉谷的老师，虽为人师，却和袁嘉谷是同辈人，称袁嘉谷为五弟。他很喜欢袁嘉谷这个学生，希望把自己的大女儿张灵芝许配给他，于是去征求女儿的意见。女儿出了一副对联给父亲，说如若谁三天之内能对此联，就随父亲做主。她的上联是：
张竹轩阅后大喜，主动上门找袁嘉谷的母亲提亲：“伯母，我想把大女儿许配给五弟，你看如何?”袁母笑道：“这样，我俩不就成同辈人了?”张竹轩答:“不敢，我只是想让他们俩合起来，夺取一个状元啊!”袁母听了很高兴，他们的婚事就定下来了。
婚后第二年，袁嘉谷到昆明参加乡试，不幸落榜，这对年轻的他刺激很大，连日辗转反侧、思前想后，遂把这些积极思考的结果写成《悔箴》14则。从起居饮食、读书治学、谨言慎交，到寡欲戒游等几方面给自己订下规矩。
21岁时袁嘉谷又参加岁试，考试结果名列第一。让云南学政高勉之很高兴，把他调入五华书院，作为优等生深造。在昆明，五华书院是仅次于经正学院的好学校。学习一年，他又在省里科试中夺得第一，高勉之又把他调入经正书院，这是当时云南的最高学府。
清代科举考场实景还原图
经正书院名师荟萃、藏书丰富。有许印芳、张竹轩、朱廷珍、陈荣昌等著名学者，他的同学也是一批优秀人才。进入这个书院，可以和名师益友们反复切磋。在这样良好的环境中，他如鱼得水，学问不断精进。
在经正书院，袁嘉谷博综子史，擅长考证，汉学宋学合并研究。古人说读书一目十行，可他认为要十日一行，才是真正做学问的态度。
23岁时应光绪辛卯、甲午并科优贡试，袁嘉谷名列第一。后来又参加了甲午科云南乡试，名列第二，成为举人！
1894年11月29日是慈禧太后六十大寿，要求朝野内外为她举行隆重庆典。朝廷六部(礼、户、吏、兵、刑、工)尚书为讨好老佛爷，以求加官晋爵，纷纷捐出自己的“养廉银”，聘请能工巧匠，修缮紫禁城，使之金碧辉煌，焕然一新。几个省的封疆大吏也准备向老佛爷贡献巨金以做寿宴的“点景费”(装修费)。
当时的中国内忧外患，国内很多地方发生灾害，对外中日之间危机重重。这时英法已经逐步占领了越南和缅甸，并且窥视着中国，逐步向云南、广西、广东渗透，形势危急。
祝寿这件事引起云南学政高勉之的反感，遂以此为题，让经正书院的学生作文。有的学生认为此文难写，可是袁嘉谷很快就交上一篇作文，题目是《拟请节点景之费以赈灾黎疏》。
二十出头的袁嘉谷，血气方刚，充满正义感，他的文章写得大胆、坦诚，先平静地和慈禧讲理：皇上一贯是以孝治天下，现在太后万寿，群臣祝贺，全国欢腾，各省又准备献上“点景费”来祝寿，好不热闹?可是有了这个点景费，并不能增加孝的作用，没有点景费也不会伤害了孝！为皇帝祝寿，是老规矩了，虽然不能废掉，但总可以改进一些嘛。接下来他详尽地介绍了各地的灾害情况，特别说明云南先是干旱，之后又发大水的灾情。出现这些灾害，过去皇帝还要拿国库的钱去救济，现在何不就命令各省领导，把点景费直接用于救灾？这样才是既尽孝了，也爱民了，多好的事啊。
两次进京赶考
昆明距离北京近万里之遥，在20世纪初期，从昆明到北京只能走路或乘马车，没有三四个月的长途跋涉，根本到不了。袁嘉谷是以举人身份到京参加会试，可以乘坐马车去。这种马车俗称“公车”，只要进京赶考的举人都可以免费乘坐，不过回程就不免费了。他带上弟弟嘉瑞一起去北京，想让弟弟也见见世面。
1898年的春节他们是在湖南衡阳过的。又经过一个月的跋涉，历尽艰辛后，在当年3月到达北京参加会试。袁嘉谷遗憾的再次体会到落榜的沮丧。然而，他没有就此沉沦，鼓励自己“大丈夫不作楚囚泣”。
1903年袁嘉谷又经过长途跋涉，来到河南开封参加会试。为什么要在开封会试呢？因为1900年的庚子之乱，八国联军侵入北京，在议和的条款中，就有五年之内不得在北京举行科举考试的内容。对这个强加的不平等条约，袁嘉谷非常气愤，在诗中写道：“二百年来开变局，六千里外住公车。”清朝建立二百多年来，还从来没有过把公车停在六千里外的荒唐事！
于是，在这个屈辱的条约束缚下，1903年的会试只能改在开封举行。这一次，袁嘉谷没有让自己失望，也没有让他挚爱的家乡人民失望。
袁嘉谷最后的功名是：癸卯科二甲62名进士，癸卯年经济特科一等第一名。
老照片“三进士”，右一为袁嘉谷
经济特科一等第一的功名，相当于榜眼、探花，并非传统意义的状元。老百姓习惯称其为状元，是从尊敬的角度讲，也没有错。从另外的角度，也可以说“特元”比“状元”更难，科举三年则有一状元，而清代267年间，能考中特元的仅三人而已，而当年的状元也未能考中经济特科第一。“状元”与“特元”，是不同取仕的科制，笔者认为两者不具有可比性。
袁嘉谷在世时，从未自称过“状元”，他挥毫作书时常用的一方印章，印文是“经济特科第一翰林”。袁嘉谷如果活到今天，听大家议论状元和经济特科第一名哪个级别更高，一定会捻着下巴上的胡须，笑着说：争这些问题有什么意义？有时间还是多做些实事，多教几个学生吧！
云南
本文摘自
《耕读世家——云南科举第一人百年家族史》“与时俱进”一节，有删改
文字校对//李爽
文中图片来自本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