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浩（？－450年），字伯渊，小名桃简，清河郡武城（今河北清河县）人。白马公玄伯之长子。仕北魏道武、明元、太武帝三朝，官至司徒，参与军国大计，对促进北魏统一北方起了积极作用。后人称颂为“南北朝第一流军事谋略家”。
崔浩作为军事谋略家，深为道武帝、明元帝和太武帝所器重。作为统一战争的谋士，崔浩参与了北魏王朝三代帝王重大的军事决策，多谋善断，算无遗策，屡建功勋，在北魏统一中国北方的一系列战争中起了重要作用。此外，崔浩才艺通博，除了在军事和政治上的成就外，在天文、历法、法律、饮食、宗教等方面都做出过重要贡献。
如果要论北魏的第一谋士，那必定是崔浩。他面容清秀，皮肤细腻白皙，手指纤长柔嫩，外貌看上去像个“伪娘”，实际胸中藏有百万兵，弹指间樯橹灰飞烟灭。
可惜他扼住了敌人命运的咽喉，却挣不脱命运套在自己脖子上的绳索。
他的父亲叫崔宏，做到北魏的“组织部长”，深得拓跋珪、拓跋嗣的信任。更难得的是，他一生清廉，去世时家徒四壁。明元帝拓跋嗣下令全体官员为他送葬，备极哀荣。
崔浩是崔宏的长子，天文地理，无所不通，自比张良。20岁时，因写了一手好字，被调到道武帝拓跋珪身边做秘书。他工作勤勤恳恳，经常在单位加班不回家。拓跋珪晚年脑子出了毛病，得了狂躁症，杀人如麻。崔浩和这个“精神病”近在咫尺，但同事一个接着一个被杀，他独得恩宠，毫发无损。
拓跋嗣即位后，崔浩担任“帝王师”，为他讲授经书。皇帝每次去郊外祭祀天地，崔氏父子都坐着豪华的车子。老百姓教育子女都说：你现在好好读书，将来就会和崔家一样。
至太武帝拓跋焘更不仅把崔浩当臣子，还当作最亲密的朋友，允许他出入自己的卧室。拓跋焘一遇到什么疑难问题，拔腿就去崔浩家里。
崔浩被皇上的突然袭击经常搞得措手不及，有时，衣服都没有穿好，就匆匆忙忙走了出来，派人手忙脚乱地准备一些水果和小吃。味道都不怎么样，但拓跋焘总是装成吃得津津有味的样子。
拓跋焘一次举办宴会，席上有几百名刚刚投降的高车部落酋长。拓跋焘指着崔浩说：你们看看他，又瘦又小，弱不禁风，不能弯弓持剑，可是百万大军怎么作战，都是听他的指挥。
他对各个部门的负责人说：你们凡是有不能决断的国家大事，都要听听他的意见。
然而，祸福相随，盛极易衰。
拓跋焘有个愿望：想重现祖上的光辉历程，让世人了解，幸福生活的来之不易。
可是做这样的事是吃力不讨好的，因为分寸太难把握。当年拓跋珪就命令尚书郎邓渊撰写《国记》十多卷，还没有写完，拓跋珪就处死了他。
这个倒霉的差事落到了崔浩头上，439年12月，拓跋焘下令崔浩以《国记》为蓝本，撰写《国书》30卷。崔浩赶紧打报告请示：能够全部说真话吗?
拓跋焘说：当然了，历史上是什么就写什么，我替你撑腰。
就是这句话，使的崔浩敢于放胆据实而书，忘了‘为尊者隐'的历史潜规则
最终酿成了一件大案！
这就是史上著名的“国史之狱”。
顾名思义，这事和修史有关。
中国人自古以来就非常重视修史，入主中原后的北魏王朝当然也不会免俗。
早在北魏立国之初，道武帝拓跋珪就曾命著作郎邓渊撰写北魏国史，可惜邓渊只写了十余卷就因故被赐死了，没有来得及完成。
拓跋焘平定北凉后，又命司徒崔浩担任主编，中书侍郎高允、散骑侍郎张伟等一批汉族名士出任编委，共同编修国史。
拓跋焘对他们的要求，只有四个字：务从实录——务必要根据事实撰写。
跟现在的大多数主编一样，崔浩其实只是挂个名、定个基调、偶尔出席一下会议讲几句不痛不痒不咸不淡不温不火的套话而已，并不怎么参与具体的编写。
真正执笔的，除了高允、张伟等人外，还包括著作令史闵湛、郗标等相关官员。
闵、郗二人对崔浩百般逢迎，很得崔浩宠信。
历经十年，国史这个大工程终于完成了。
闵湛、郗标建议崔浩把国史刻在石碑上，让世人都能看到他们的研究成果：古有霍去病勒石燕然（其实他们错了，勒石燕然的是东汉的窦宪），今有崔司徒刻石平城，何其壮哉！
高允得知此他们的言论后大惊，忍不住对另一名国史编撰者宗钦说：闵湛、郗标如果真的这么做，只要稍有差错，恐怕就会给崔氏满门带来大祸！
可惜崔浩并不这么想。
这段时间他被闵、郗等人吹捧成了一个古今无人可比的完人，什么“张良再生，诸葛再世，谢安再起，不如你”、什么“确认过眼神，你是最完美的人”、什么“万物生长靠太阳，治国家靠的是崔司徒思想”……
崔浩对此很是受用，有时自己也免不了以完人自居。
然而很多时候，当一个人自以为是完人的时候，他往往真的快要完了。
崔浩就是这样的例子——他竟然真的采纳了闵、郗等人所提的那个让他彻底完蛋的操蛋建议！
当时拓跋焘正在南征军中，不在京城，崔浩便向留守的太子拓跋晃提了出来，拓跋晃也表示认可。
随后崔浩立即命人在平城郊外修造了一片规模宏大的碑林，方圆各一百三十步，总共花了整整三百万的人工！
碑林落成后很快得到了各界人士的广泛关注，跑去观看的人络绎不绝。
关于石碑上刻的内容，史书上只记了几个字：书魏之先世，事皆详实——记录了北魏先人的事迹。
但是这本史书，写得太真实了，比如：1、拓跋氏早期落后，有“哥哥死了，弟弟可以取寡嫂;父亲死了，儿子可以娶后妈”等一些落后的风俗;2、拓跋珪晚年“精神错乱”;3、拓跋焘的疯狂屠城，崔浩全实录了下来。
由于石碑早已被毁，具体的内容现在我们已经不得而知了，只知道看了这些东西后，汉人们都交头接耳，指指点点，而鲜卑人则大多面红耳赤，愤恨不已，等拓跋焘南征一回来，就纷纷向皇帝告状：崔浩暴扬国恶，大肆宣传我们祖先的污点！
这当然是可以理解的。
北魏的皇族拓跋氏出自代北游牧民族，开化较晚，祖上的很多事情在经过文明洗礼的后人看来都很不光彩——乱伦像车轮一样平常，扒灰像尘灰一样普遍，这些羞于见人的东西刻在碑上，任人观看，那岂不是把高高在上的皇家的底裤都扒光了？
而很多鲜卑贵族原本就看崔浩很不顺眼。
崔浩自恃得到皇帝拓跋焘的信任，做事比较专横，有时甚至连太子拓跋晃也不放在眼里。
有一次他一下子就征用了数十名汉族士人担任各地郡守，拓跋晃认为这些人没有经验，不合适，但崔浩却执意不听，最后软弱的拓跋晃只好对他让步。
以他这样的做派，得罪的鲜卑贵族当然不会少。
不过，崔浩对此却毫不在意。
在他看来，他就是风，其余所有臣僚都只是草——风往哪个方向吹，草就该往哪个方向倒。
然而他错了。
其实，他自己也是草。
而且很快就要被连根拔起！
毁灭他的这股狂风是那些早就对他不满的鲜卑贵族发起的。
国史刻碑之事发生后，鲜卑贵族们找到了报复崔浩的机会，争先恐后地在拓跋焘面前说崔浩的坏话，曝出了各种有关崔浩的黑材料——捕风捉影的有之，添油加醋的有之，纯属捏造的有之，比抗日神剧还要离奇的有之……
三人成虎，何况是这么多人一起挑拨！
一向性情冲动的拓跋焘终于再也受不了了——崔浩，我对你如此重用，没想到你竟然这么不中用！
他当即拍板，决定严查国史案，将崔浩等所有参与修撰国史的人员全部逮捕下狱！
这里有个插曲不得不说：
太子拓跋晃首先得到拓跋焘决定严查国史案，将崔浩等所有参与修撰国史的人员全部逮捕下狱这一消息时，他脑海中闪过的第一个念头，是要救人。
当然不是崔浩——崔浩之前曾多次忤逆他，他对崔浩早已恨之入骨。
他要救的，是自己的恩师高允——高允之前曾教他研习经史多年，两人感情很深。
当天夜里，他把高允召到了自己府上，第二天一早便让其跟自己一起入宫，面见皇帝。
进宫门的时候，他特意叮嘱高允说：等会如果皇上问你话，你一定要顺着我的意思回答。
高允一头雾水：到底出了什么事情？
事关机密，拓跋晃不便细讲，只给他回了这样一句话：进去了你就知道了。
一见拓跋焘，拓跋晃便为高允求情：中书侍郎高允曾在儿臣宫中与我相处多年，我对他非常了解，此人忠厚老实，人品很好，虽然他也参与了国史的部分编撰工作，但就像一滴清水无法改变黄河整体的浑浊一样，他一个好人也无法改变整个国史写作班子的乌烟瘴气。实际上，著史的所有重大事项都是崔浩一手把持的，我请求父皇能高抬贵手，赦免高允的死罪！
拓跋焘没有马上表态，而是转过头来问高允：国史都是崔浩一人写的吗？
高允平静地回答：《太祖（拓跋珪）记》为前著作郎邓渊所写，《先帝（拓跋嗣）记》和《今（拓跋焘）记》则是臣与崔浩共同完成的，不过崔浩比较忙，只抓大的方向，具体的文字，臣比他写的要多得多。
拓跋焘的脸色一下子就阴了下来，对拓跋晃说：高允的罪责比崔浩还要严重，怎么可能免死？
拓跋晃在心中暗自叫苦：高允啊，我让你顺着我讲，你偏要哪壶不开提哪壶、哪件事不中听提哪件事，你的情商怎么比那个云淡心远还低，真是……
不过尽管如此，他依然不愿放弃努力，又继续帮着解释说：高允是个没见过世面的小臣，刚才一定是被陛下的天威给吓坏了，导致脑子抽筋，才会这样语无伦次，儿臣以前问过他，他都说全是崔浩干的。
于是拓跋焘厉声质问高允：太子所言，可是实情？
高允的语气还是那样波澜不惊，似乎他面对的根本不是不可一世的皇帝，而是菜场卖鸡蛋的大妈：臣就算要被灭族，也不敢说半句假话。太子殿下是因为臣在他身边侍讲多年而同情我，想要救我一命，实际上他并未问过我，我也没有说过那样的话。
拓跋晃大惊：这样说岂不是找死！
但世界就是这么奇妙，有时候越是想睡却越是睡不着，有时候越是找死却越是不会死！
拓跋焘被高允表现出的大无畏气概征服了：真是直臣啊！一个人说一句真话不难，难的是死到临头还能坚持说真话！好吧，我赦免他！
接着，拓跋焘又把崔浩召来，像发射导弹一样，一边眼中喷着足以吞噬一切的怒火，一边咆哮着把那些鲜卑贵族所列的一条条针对崔浩的罪状一股脑全都发射了出来。
崔浩从来没有见皇帝发这么大的怒，一时竟然懵了，从前的天之骄子一下子成了天之“焦”子——焦头烂额，外焦里枯，心焦如焚，却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见他这样，拓跋焘更火了，盛怒之下，他当场就命高允起草诏书，将崔浩及参与编修国史的僚属共一百二十八人全都诛杀，并夷五族！
高允退下去拟旨，却迟迟没有下文。
性急的拓跋焘频频派人催促，但高允手中的笔却依然纹丝不动，只有脑子在转个不停。
思想斗争了一段时间后，他终于下定了决心，义无反顾地再次进殿，求见皇帝。
他的声音虽然不高，却有着不容置疑的坚定：崔浩之罪，如果还有别的原因，臣不敢多说，但如果仅仅是因为写史的事触犯了皇族，臣认为他罪不至死。
竟然敢违抗圣意！
这下终于激怒了本来就在火头上的拓跋焘。
他暴跳如雷，当即喝令武士把高允绑起来！
幸亏旁边的拓跋晃苦苦求情，连说了五百多句好话，拓跋焘总算逐渐平息了怒气。
他用手指着高允，对拓跋晃说：没有这家伙，今天可能会多死数千人！
高允这才得以逃出生天。
事后，拓跋晃责备他：人应该知道见机行事，随机应变。否则，读那么多书又有什么用处？我费尽心思帮你开脱，你却始终不肯照我说的去做，反而把皇帝气成那样，搞得我到现在还心有余悸！
高允回答说：史籍就是要如实记载，才能为后来者所借鉴。崔浩的确有些私心，但他主持修史时所写的朝廷大事，国家得失，并没有太大的错误。我和他一起编修国史，理当同生共死，不能置身事外。太子殿下对我的再造之恩，我非常感激。但若要为了苟活而说违心的话，我是不愿意做的。
拓跋晃听后对他的老师更加佩服：权力不能淫，威武不能屈，真大丈夫也！
而高允的心迹在他私下里对人说的一句话中表现得更加明显：我之所以不愿按太子说的去做，是怕辜负了翟黑子。
翟黑子是高允的朋友，曾奉命出使地方，收了当地一千匹绢的贿赂，事发后，翟黑子请教高允：皇帝问我的时候，我是该实话实说还是死不认账呢？
高允正色道：你一定要讲实话，这样或许有可能被赦免，切勿欺骗皇上。
但翟黑子左右的亲信们却都认为这个主意太过荒唐：这哪里是出谋划策，简直是居心叵测！皇上最恨腐败了，如果你承认了岂不是自寻死路。千万不能听高允的话！
翟黑子觉得有理，不由埋怨高允说：我与你交情不薄，你为何要诱我入死地！
从此他与高允绝交，并在拓跋焘面前坚决否认收受贿赂的事。
最终翟黑子用自己的生命证实了高允的正确——他因不肯坦白而被拓跋焘斩首。
有人从这件事中看出，高允是一以贯之的正直诚实的真君子。
然而也有人认为并非如此——高允其实是个大智若直的聪明人。洞悉人心的他知道，拓跋焘这样的人是不可能被欺骗的，更是不可能容忍被欺骗的，若要骗他肯定必死无疑，实话实说方有一线生机，所以他才会这么干。
究竟哪一个才是真正的高允？
集正直与智慧于一身才是高允的真面目！
正是凭借这些品质以及太子拓跋晃的鼎力帮助，他最终有惊无险地逃过了这一劫。
但崔浩就没有这样的好运了。
生性清高的他在朝中的人缘并不好，不仅鲜卑贵族对他恨之入骨，很多汉人大族对他也没有好感——比如拥有多名朝廷重臣（尚书李孝伯、中书侍郎李灵等）的赵郡李氏，就因为几年前的族人李顺被杀事件而对他极为不满，因此朝堂上几乎没人站出来为他求情，有的只是墙倒众人推，破鼓万人捶。
这也注定了他的悲惨命运。
尽管高允拒绝拟旨，但拓跋焘还是很快就另外找人拟定了处死崔浩等国史编撰人员的诏书。
众多鲜卑贵族的怂恿，让暴怒中的拓跋焘在那一刻对崔浩痛恨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
之前他对崔浩看得有多重，现在他对崔浩的惩罚就有多重——7月，拓跋焘判崔浩死刑，诛灭九族。崔氏的姻亲都受到株连，全被灭族，诛杀之广，闻所未闻，史称“国史之狱”。不仅崔浩本人及其所属的清河崔氏中与他同宗的那一支悉数被诛，与其联姻的范阳卢氏、太原郭氏、河东柳氏三大家族也遭到连坐几乎被屠戮殆尽，而其余的一百多名涉案人员却只杀本人一个。
行刑当天，崔浩被关在囚车里押往平城南郊的刑场，一路上数十名押送士兵先后爬到车顶，往他的脑袋上尽情撒尿。
他嗷嗷地不停惨叫，路上所有的行人听了全都感到毛骨悚然！
可怜崔浩为北魏帝国做出了这么大的贡献，到头来却落得了这样的下场！
不过，他虽然被冤杀了，但他的功绩是不应该被抹杀的。
他历仕三朝（拓跋珪、拓跋嗣、拓跋焘），算无遗策，像导航一般引导着初入中原的鲜卑君主们一次又一次在关键时刻作出正确选择，帮助拓跋焘实现了统一北方的大业。
他心存华夏，多次反对南征，力图推动北魏往其他方向扩张；他矢志汉化，不遗余力地在北魏内部推广汉文化，扶植汉人豪门，企图恢复魏晋时的门阀制度，但也因此而得罪了无数鲜卑贵族，最终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细想一下，崔浩的悲剧也许是有原因的：
他善于谋国，却不善谋身；他智商超群，却情商不佳；他地位很高，却孤立无援；他帮助的人不少，得罪的人却更多；
得罪了“有形”势力——鲜卑贵族。崔浩是个汉人，主张全盘汉化，废除鲜卑贵族的特权，把鲜卑人的等级按照汉人的传统重新划分。鲜卑人怒不可遏：那我们不就是忘记老祖宗，抛弃一切民族文化，听一个异族人来摆布。
这股势力的“领袖”是太子拓跋晃。拓跋焘远征，拓跋晃监国时，崔浩不把这个小孩放在眼里。一次推荐了几十个人为郡守，太子不同意，崔浩也不让步，仗着受皇上宠信，逼迫太子最终签字。
整个鲜卑派都看不惯他的跋扈，和崔浩常常在朝中破口大骂，双方势同水火。
同时得罪了“无形”势力——佛教徒。他主张灭佛做得太绝，而佛教早已深入到北魏的每个毛孔，民间群情汹汹：崔浩应该下十八层地狱。
拓跋焘杀他，是为了平息众人心中久压的怨恨，也就是说，崔浩只是权力斗争的牺牲品而已。
崔浩的被杀，归根结底是源于文化的冲突，标志着北魏前期的汉化遇到了暂时的阻碍。
很多鲜卑贵族对此无疑会拍手称快，但帝国的最高统治者拓跋焘显然不在此列。
因为，仅仅几天后，他就后悔了。
当时拓跋焘北巡阴山（今内蒙古中部），途中听到了尚书李孝伯病死的消息（后来证实这只是传言），拓跋焘忍不住脱口而出：李宣城（李孝伯被封为宣城公）可惜！
稍停一会，他又改了口：我说错了，应该是崔司徒可惜，李宣城可哀！
然而，他再怎么后悔，崔浩也不可能再回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