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晋末年，门阀政治的日趋腐败，阶级矛盾日益激化，结果导致爆发了孙恩、卢循武装举事，在镇压这场武装举事的过程中，一些出身地主阶级中下层——寒门的将军，开始掌握了东晋王朝的兵权。他们中间的代表人物刘裕，就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借助东晋“第一王牌军”北府兵的力量，“奋起寒微”，灭亡了东晋，登上皇帝宝座，建立起刘宋新王朝。
刘宋王朝的建立，使东晋以来门阀士族的统治地位遭到削弱，专制主义的皇权重新抬头。宋武帝刘裕咽气之后，他的继承者多为贪婪不厌足、杀人不眨眼的暴君，为了夺取和巩固帝位，他们彼此猜忌，互相残杀，上演了一幕幕勾心斗角、你死我活的“骨肉相残”丑剧。
“城门失火，殃及池鱼”，其余波之所及，使得刘宋朝廷的文武大臣，尤其是声望高、地位重的功臣勋将，也往往在莫须有的罪名中被无辜屠戮。遂造成了刘宋王朝内部君臣离心离德，军力不振，无法抵御北魏政权进攻的一系列严重恶果。
檀道济就是在这样特殊的时代背景下开始其人生跋涉的，而他最终的蒙冤被杀，则是这种黑暗政治之下，功臣宿将历史命运的一个象征。
檀道济，高平金乡（今山东金乡北）人，出身寒门，是刘裕的最早追随者之一，也是刘宋王朝中最著名的将领。历任扬武将军、宁朔将军、征南大将军、司空、江州刺史、镇北将军、南兖州刺史等要职。
他智勇兼备、骁勇善战，长年担负戍守北边的重任，在与北魏大军相拒中，屡建功勋。北魏军中上下对他都是忌惮三分，惟恐避之不及。以其军事才能和卓越贡献而言，称檀道济为捍卫国家的“万里长城”并不为过，说他维系刘宋政权安危的中流柱石也恰如其分。
檀道济作为一位杰出的军事统帅，在治军管理上也颇有建树，往往能临事不惊，处危不乱，善于量势设计，稳定军心，扭转战局。如著名的唱筹量沙，巧解敌围就是突出的一例。无怪乎后世兵书《三十六计》也要和他扯上关系了，将“檀公三十六计，走为上”作为全书的立论依据及切入之点。
檀道济虽然功勋卓著，兵权甚重，可是对于刘宋政权却是一片忠心，并无贰志。这一点连宋武帝刘裕本人也看得非常清楚，所以他一直没有效法当年汉高祖刘邦的做法，将这位大功臣推上断头台，并且在临终之前淳淳嘱咐他的继承人少帝刘义符说：“檀道济虽然军事上颇有一套，但即政治上没有什么野心。”
可是，就是这样一位忠心耿耿、威震强敌的英勇将领、元戎功臣，最终还是不能为他参与拥立起来的宋文帝刘义隆所容纳，惨遭灭门大祸，留下千古遗恨！
檀道济平生唯一可算是做错的事情只有一件，这就是他当年出于为刘宋朝廷前途考虑，参与了徐羡之、傅亮、谢晦等人所策划的废杀少帝、拥立文帝的活动。虽然说这件事情有干预朝政（其实也是皇帝家中私事）之嫌，文帝上台后并不感激，对事件的主谋徐羡之、傅亮、谢晦等人大开杀戒，恩将仇报。
然而，宋文帝刘义隆终究是不会放过这位功臣元勋的。他登基后，始终对他心存“疑畏”。之所以暂时不杀檀道济，不过是他还有利用的价值，可以替自己镇守北方，抵御北魏大军的进攻。这一点，是只知道打仗，不懂得政治权术的檀道济将军所永远也不会想到的。
宋文帝这一阴暗的心理，恰好为无耻小人所利用。彭城王刘义康十分嫉妒檀道济的功名，便趁宋文帝久病不愈、心情郁闷恶劣之际，屡进谗言，诬陷檀道济。这正好挠着了宋文帝的痒处，牵动了他隐忍多年的凛凛杀机，于是即把檀道济从其驻地江州召回朝廷。
当时，檀道济的妻子已经预见到此去凶多吉少，危在旦夕：“高世之勋，自古所忌，今无事相招，祸其至矣。”
但是，檀道济的见识似乎还比不上一个妇人，总以为自己有大功于朝廷，对皇上忠心耿耿，大概还不至于有大的危险，依然奉诏入京。在京城建康住上一段时间后，宋文帝的病情略有好转，恰好北魏又于此时入侵边境，宋文帝一看檀道济还有他的用处，就准备让檀道济“还镇”，放他回江州。檀道济刚刚踏上回归的船头，尚不及拔锚启航，宋文帝旧病复发，沉疴不起，有道是“攘外必先安内”，于是再度下达圣旨，把檀道济从船上召唤下来，收付廷尉，并将其子孙、亲信一网打尽。
当檀道济面临逮捕之时，曾愤怒得“目光如炬”，摘下帽子往地上猛地一摔，恨恨道：“乃复坏汝万里之长城！”这就是人们耳熟能详的成语“自毁长城”的由来。
檀道济的悲叹感慨太有道理了，“自毁长城”的恶劣后果立即呈示了出来，宿敌北魏君臣闻知檀道济的死讯，禁不住大喜过望，雀跃欢呼，认为刘宋朝廷方面再也没有能同自己相抗衡的大将之材了，于是便趁机加强了对刘宋政权的军事攻击，刘宋北部边境局势骤然紧张，防御阵线几至颓溃。
只有到了这个时候，刘宋皇帝才想起檀道济守边安境的好处来，免不得浩叹一番：要是檀道济还在就好了，岂能容北魏“索虏”军队如此嚣张捣乱！可惜人死不能复生，再说也等于白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