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前面谈到：从唐朝起，古代政府将法官的错判分为四大类型：故入人罪、故出人罪、失入人罪、失出人罪。故入人罪，指司法官徇私枉法，故意将无罪之人判有罪，或将轻罪判为重罪；故出人罪，指司法官故意为罪犯开脱，将有罪之人判无罪，或者重罪轻判；失入人罪，指司法官因过失，误将无罪之人入罪，或将罪轻者重判；失出人罪，指司法官因为失误，将有罪之人判无罪，或将罪轻之人判重罪。
前面我们已经介绍了宋代对故入人罪、故出人罪、失入人罪的责任追究，点这里可以回看：
今天我们继续来说说宋朝政府对“失出人罪”的问责。按《宋刑统》的规定，“失于出者，各减五等”，即以比照“故入人罪”减五等的原则，问责“失出人罪”。这只是《宋刑统》规定的“失出人罪”责任。实际上，宋政府对“失出人罪”的司法官基本不追究责任。
熙宁八年（1075），洪州（今江西南昌）发生一起错判：当地平民周汝熊犯下徒罪，但洪州司法官因为失误，给判了杖罪，属于“失出人罪”。在中央法司对这一判决进行审查时，有人提议对洪州司法官作出处罚，但中书堂后官刘衮驳议说：“洪州官吏当原。”刘衮又建议：“请自令官司出入人罪，皆用此令。”意思是，今后司法官失入、失出人罪，都可以援引洪州例，给予谅解。大理寺却提出：“失入人罪，乃官司误致罪于人，难用此令。其失出者，宜如衮议。”申明“失入人罪”必须问责，“失出人罪”才可免责。朝廷“从之”。
宋人的奏疏也透露了宋代“失出不坐”的信息。宋仁宗庆历年间，一位大臣说：“祖宗积德，陛下好生，失出者不为深罪，失入者终身负责。” 宋哲宗元祐年间，又有大臣说：“伏见法寺断大辟，失入一人有罚，失出百人无罪；断徒流罪，失入五人则责及之，失出虽百人不书过。”
元祐初年，执政官提议：“天下谳狱，失出入者同坐。”将“失出人罪”视同“失入人罪”，同样问责。但这一动议受到给事中乔执中的封驳：“先王重入而轻出，恤刑之至也。今一旦均之，恐自是法吏不复肯与生比，非好生洽民之意也。”
不过，由于朝廷对“失出人罪”不问责，法官在司法审判过程中难免会倾向于轻纵罪犯，有损司法公正。因此，元祐七年（1092），一位臣僚又上书说：“法寺断狱，大辟失入有罚，失出不坐”，“常人之情，能自择利害，谁出公心为朝廷正法者”？这位臣僚建议说，“乞令于条内添入‘失出死罪五人比失入一人死，失出徒流罪三人比失入一人’。”意思是，司法官失出人死罪五人，按失入人死罪一人问责；失出人徒流罪三人，按失入人徒流罪一人问责。朝廷采纳了这一建议，“从之”，“著为法”。
绍圣四年（1097）十一月，朝廷又修订法律，将“失出死罪”三人比照“失入死罪”一人处置，问责略严。但过了几年，“失出有罚”的立法就被否决了——元符三年（1100），有大臣提出：“大理寺谳断天下奏案，元丰旧法无失出之罪罚，后因臣僚建言，增修失出比较。逮绍圣立法，遂以失出三人比失入一人，则一岁之中偶失出死罪三人者，便被重谴，甚可惑也。夫失出者，臣下之小过；好生者，圣人之大德人。请罢理官失出之罚。” 于是，朝廷宣布绍圣四年十一月的敕命不再施行，再次确立了“失出不坐”的问责原则。
说到这里，我们应该来思考一个问题：为什么宋人这么在乎“失出”坐不坐罪？
本来，不管是从司法公正的角度，还是从法官责任的角度来说，一件案子出现畸轻畸重的不当裁决，法官都应该接受问责才对。那么宋人再三要求朝廷确立“失出不坐”的原则，是想逃避司法责任吗？是罔顾司法公正吗？当然不是。《宋刑统》延续“出入人罪”的立法，严惩“故入人罪”与“故出人罪”，问责“失入人罪”，都是为了维护司法的基本公正，建立法官责任制度。
但对于“失出人罪”如何问责，宋人的着眼点，却不是“司法公正”，而是尽最大程度避免无辜者受冤。我们看宋代士大夫论证“失出不坐”时，往往都会援引《尚书?皋陶谟》记载的一项司法理念：“罪疑惟轻。”罪疑惟轻的意思，就是疑罪从轻、疑罪从无。
我们要理解宋人为什么强调“失出不坐”的用心，必须把握这个关节点。
为什么说“失出不坐”就是“罪疑惟轻”的体现呢？道理很简单：导致出现“失出”或“失入”的案子，通常都是案情存存在疑点、证据存在疑问、法律适用存在疑难的疑案，法官在裁决这样的疑案时，可以选择“惟重”（意味着可能会犯“失入”之错），也可以选择“惟轻”（意味着可能会犯“失出”之错）。如果法官问责原则是“失入有罚，失出不坐”，那么基于“常人之情，能自择利害”的经济人理性，法官自然会倾向于作为从轻乃至从无的判决，从而达成了疑罪从轻、疑罪从无的效果。
（文章引用了不少文言文，以前有网友留言说看不懂。我建议，看不懂就多看看，学习一点文言文，你会更有B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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