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后金的西北面有并不支持他的蒙古和叶赫部，南面是忠于明朝的朝鲜，西南面则是立国已有250年的巨无霸——明朝。
当时，蒙古力量涣散，没有形成统一的力量；叶赫部虽然有明朝的支持，但是本身战力还是弱于后金；南面的朝鲜没有明朝的帮助差点被丰城秀吉灭了国，而明朝坐拥九州，有火药刀兵之利，有钱粮物资之富，可以说是当时后金最大的对手。
从地理角度来看，蒙古、叶赫、朝鲜位于后金的两翼，而明朝却位于西侧前线。努尔哈赤却偏偏置后方的对手于不顾，选择了最强大的明朝率先开战。这与明太祖朱元璋当时平定南方的进攻顺序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当时朱元璋、张士诚、方国珍据有东南，其中陈友谅、朱元璋势大，均有意天下。张士诚、方国珍则相对弱小更向往割据一方。朱元璋听取了刘基的意见先陈后张再方，果然鄱阳湖一战，陈友谅倾巢而来，张士诚则首鼠两端，未能出姑苏一步相救援。朱元璋先败后胜，携灭陈友谅之势一举平定苏南浙江，统一了东南，打下了统一全国的基础。
我们可以发现假若后金先打朝鲜、叶赫则会陷入当年朱元璋先攻张士诚的困局。一旦战事持久，明军介入，两线作战的压力将会压垮刚立国的后金，而如果先向明朝挑战寻求决战机会并一举击溃，叶赫、朝鲜、蒙古自然顿成累卵，趁势而破只是朝夕之事。
根据这一战略思想，努尔哈赤率军首先突破辽东防线，大肆侵扰抚顺、清河等重镇，迫使明朝用兵辽东，这场名为萨尔浒之战的会战就此展开。
在分析战役的具体情况前，我们先来了解一下主要人物，这会对我们理解随后的历史发展走向有着很大的帮助。
努尔哈赤：后金天命汗，精通满语和汉语，曾长期跟随明朝前辽东总兵李成梁，与其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熟知明朝的军事政治概况，其战术风格也类似于李成梁，依靠骑兵的机动性在战场间进行长途奔袭，通过速度上的优势发起精准打击。
杨镐：明末将领，萨尔浒之战明军总指挥，虽然任职辽东多年，但并没多少战绩，在援朝之役中有分兵大败于蔚山的前科。
杜松：山海关总兵，萨尔浒之战明朝中路左翼主帅，在西北作战中经常仗着勇力长驱直入，战绩斐然，人称“杜太师”
马林：以父荫升总兵，萨尔浒之战明朝北路军主帅，雅好文学，能诗，工书，交游多名士。
刘綎：萨尔浒之战明朝南路军主帅。一生经历平缅寇，平罗雄，平朝鲜倭，平播酋，平倮，大小数百战，威名震海内。《明史》称赞其为“诸将中最骁勇”。
李如柏：李成梁次子，萨尔浒之战明朝中路右翼主帅，熟知辽事，但萨尔浒之战前已赋闲在家二十余年。
萨尔浒之战中明军号称47万人，但由于辽东军饷严重不足，实际人数不足9万，协同叶赫部1万5千人，朝鲜军1万人，合计11万左右。后金则有兵6万有余。明清军力对比接近于1.5比1，但是明朝自嘉靖以来，卫所军户制度逐渐崩溃，为了适应对外战争的需要，边将开始自行招募士兵操练，进而形成了明朝独有的家丁家将制度，可以说明军中真正有战斗力正是这些家丁。辽东大将李成梁也是依靠着8000家丁起家，成为百年来武将封爵的唯一一人。
明军不但缺乏能战兵员而且由于长期的军需供给不足，装备缺失严重，明军许多官兵除了胸甲与背甲之外，身体其他部位并无保护，相比之下，后金重装部队配备有头盔、面具、护肩、护臂、护心镜，还制造了专门用于保护胁部的“护腋”甲，全身上下防护非常严密，连一些战马也披上了重铠。不但能抵挡弓箭，甚至能对三眼铳（明军主力火器）有较佳的防护作用。
考虑到明军的实际战斗力，明朝相对于后金的优势并不如想象那么大。
由于明末军饷吃紧，大军每驻扎一天就多一天的压力，皇帝与内阁的催战命令每天都会如期而至，同时由于明末军队家丁盛行，四镇总兵互不为统属，因此杨镐决定四路部队分别总开原、辽阳、沈阳、宽甸这个长达四百公里的战线上分兵进击。
分兵进击本来并没有问题，但其成功的基础建立在各路军队在利用地形，在兵力调配，在行军安排上做出调整，最终在会战地点出其不意的集结优势兵力。在萨尔浒之战中明军最理想的会战地点即为赫图阿拉，通过优势兵力的机动突击，一举拿下后金大本营，这也是过去李成梁所善用的“捣巢”战术的本质。
在世界近代战争史上也不乏分兵合击的好手，拿破仑的几次著名战役都是分兵合击的经典案例，1805年的乌尔姆战役。在不到1个月时间里，拿破仑兵分四路，将散布汉诺威—布雷斯特的17.6万法军以一天24公里的速度强行军603公里抵达莱茵河一线，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在乌尔姆合围歼灭了奥地利6万大军。诚如他自己所说的，他的胜利是靠士兵的双腿，而不是靠他们的刺刀赢得的。而在随即到来的这个战役中，我们可以看到拿破仑作为战场指挥官的才能真正发挥到了顶峰，那就是著名的三皇会战即奥斯特里茨战役。拿破仑同样在极短的时间内，集结了所有能调动的兵力，虽然在数量上仍落后于俄奥联军，但通过出乎对手意料的军力集结依然为胜利打下了基础。
然而由于明军的自大以及对后金的轻视，其军事部署基本没有进行保密，甚至杨镐还让逃兵带了出兵的军事信息给努尔哈赤，寄望形成心理上的威慑。努尔哈赤跟过李成梁多年，自然熟知明军的惯用手法，不仅没被吓住，而且完全掌握了将帅人选，行军路线，出兵时间等信息，据此选择了“凭尔几路来，我只一路去”的战法，集中优势兵力歼灭敌方有生力量。
可以说这一不成熟的分兵合击战略，就注定了明朝大败的结局。
而杨镐作为主帅的不作为也加速了明军的失败，其失职有四：其一为备战阶段未能有效解决粮饷问题最终仓促在早春从四地分兵出击。去过东北的人基本都知道，辽宁吉林一带的初春经常会有大雪霜冻，是一个不适于中原军队向东北进攻的季节；其二妄自尊大，没有理解“兵者诡道也”这一定义，对军事部署未能有效保密；其三未能给各军制定明确的作战目标，也没有指派相互配合的作战任务。四路明军主帅没有主次之分，以至于在400公里长的战线各自为战；其四在前军将领没有主次的情况下，中军主帅杨镐却留在了沈阳，整个战役期间，他一不派斥候侦察，二未预留一支部队随时机动应变，对战争发展态势真正做到了完全不知情。换言之明军是在没有统一指挥的前提下打了这场决定国运的会战。
通过前文关于主要人物的介绍，两军基础信息的比较以及战略方面的部署我们已经对萨尔浒之战有了一个全景的认识。而具体到战术打击层面，首当其冲的正是轻兵冒进的杜松部。
杜松其人，前文已经介绍长于勇力，在西北与蒙古对战多有建树。这次他也根据历来的经验，认为兵贵神速，日夜兼程，导致了携带辎重的部队与前军拉开了距离。虽然兵贵神速并没有错，但其成功的两个要素至少需要兼备一个：一为突然性，在军力有限的情况下通过速度抢占主动权，霍去病出击漠北，快速的在敌后迂回并进行精确打击即是对这一战法的完美演绎，二为以强击弱，在局部集中强势兵力迅速找到敌人软肋进行有效打击，二战时期德国针对波兰发动的闪电战正是参照了这一战略理论。
可以说速攻中充满着双方在信息收集分析上的博弈。可惜的是杜松对后金一无所知，而努尔哈赤却对杜松的行兵路线了如指掌。后金与杜松在西北的对手蒙古最大的不同是：蒙古多以弓骑兵进行两翼的骚扰，极少有正面的突击，因此杜松的速攻在西北能够屡试不爽，然而后金军队多装备重甲，步骑混编，并不惧怕骑兵的突进，因为他们本就是习惯正面突击的部队。在信息不对称的前提下，努尔哈赤顺利的借助冰河在萨尔浒附近将杜松所部3万人分割为两部分，明军的速攻转眼间变成了孤军深入，其依仗的火器由于受到天气以及渡河的双重影响，不能有效发挥作用，就这样明军主力杜松部就毫无抵抗的被努尔哈赤分割歼灭。
明朝神机营士兵
这个时候北路军马林部距离交战的地方仅有十五六里，尚不清楚斥候是否有将战况进行汇报，或者是马林觉得大局已定并未寻求主动介入战场，而是退回到了尚间崖兵分三路，成品字形安营，期望互为犄角的阵型能帮他抵御后金的冲击，以等待叶赫部援军的到来。马林做出这一选择也是想发挥明军最大的优势——火器。而在战争主流仍被冷兵器主宰的时代，火器要获得成功也有几个要素：首先在阵地前沿需要配备拒马或者战车用来防止骑兵冲散阵型，其次需要形成火器的连发射击阵型来对大规模的步兵军团造成杀伤。
具体到这场战斗，马林绕着大营挖了三道战壕来延缓敌军步兵的冲击，同时有鸟枪大炮组成火力阵线，并在前面搭配了装备有火器的精锐骑兵，勉强形成了可以连发的火力布局。但是明军的布置存在着三大先天不足：首先拒马战车的缺失造成了后金的重骑兵可以轻易的撕开防线；其次战壕的存在影响了三个大营之间的呼应，分兵扎营互为犄角的目的完全没有实现；最后明朝的火器对付后金的精铁重甲效果有限。努尔哈赤也迅速发现了这些不足，首先隔断了一个犄角与其他大营的联系，然后全力进攻这个被孤立的营盘。毫无意外，明朝的北路军也被努尔哈赤全歼，马林仅以身免。而马林一直寄予厚望的叶赫部在观望战场形势后，为了保全实力，悄悄退出了战场。
就在努尔哈赤获得重大胜利的同时，他得到了斥候的报告，得知刘綎和李如柏部已经行军到赫图阿拉附近。努尔哈赤当机立断，决定星夜驰援大本营。
而刘綎和李如柏由于指挥部远在沈阳后方，在当时完全不了解其他友军的信息。如果说明军有着一线胜机的话，那就存在于努尔哈赤与杜松马林激战之时，彼时赫图阿拉仅有数千守军，假若李如柏刘綎能够抓着这一空当，加速行军全力攻城拿下赫图阿拉，后金震动，努尔哈赤必然会率军回撤。明军再借助后金军心不稳急于回援的心态，在途中凭借火器之利进行伏击，一举奠定胜势。那时处于观望状态的叶赫、蒙古等势力也会趁机出兵，辽东可定。
然而刘綎和李如柏都没有抓住这短短一瞬的机遇，三月三日努尔哈赤回师赫图阿拉，并派人假扮杜松士卒计诱刘綎。
刘綎自恃勇武也怕杜松抢攻，果然中计，抛弃辎重轻装突进，很轻易的就进入了后金的包围圈，刘綎虽然手刃数十人终究力不能支，最终壮烈殉国。在其后面跟进的朝鲜部队则在目睹明军全军皆墨的惨状后，选择了投降后金。
李如柏则在此期间一直逗留在虎栏，既没有攻城，也没有选择支援刘綎部。直到接到杨镐的撤退命令，全师撤回了沈阳，而努尔哈赤对于他似乎也没有追击的打算。考虑到李成梁与努尔哈赤之间难以说明的关系，这种默契很难不让人产生疑问，最终李如柏也因为难以忍受世人的眼光于天启元年在家中自裁。
我在上一篇文章中关于李成梁与努尔哈赤的关系尝试着做了分析。据此个人认为李如柏的避战并不是由于通敌，主要是因为他对辽东对后金的了解，让他清楚这次作战成功的难度，李家家丁部曲的丧失殆尽也让他对这支部队的战斗力心存疑问，二十余年的赋闲在家更让他对自己的判断缺乏信心，这一切都放大了其一直以来都有的难以在瞬息万变的战场上迅速做出决策的特点。
于是，明朝倾全国之力进行的征金战役，在战斗打响后不到五天里就以惨败告终。9万名明军主力中伤亡高达4.5万余人，大明在辽东的精锐自此丧失殆尽，；辽东的攻守之势就此逆转。1619年的这场战役其实也是明朝多年在政治上军事上经济上的弊病所致，是国运走向衰弱的集中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