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当政初期,大体而言还是比较惬意的,而其中也有孝贤皇后的功劳。正因为有了这样一个贤内助,皇宫内宁静和谐,乾隆也无后顾之忧,可以安心理政。
然而,天有不测风云,看似圆满的开局在乾隆十三年(1748年)三月后戛然而止。
随着孝贤皇后的去世,乾隆的脾性也随之大变,执政风格由原来的宽容转为严苛,皇后的葬礼问题更是演变成一场宫里宫外的全国性灾难。
首触霉头的是皇长子永璜。
当年三月十四日,也就是孝贤皇后逝后的第四天,永璜迎驾至天津。父子相见后,大阿哥对母后去世的反应让乾隆十分恼火。
八天后,在孝贤皇后的丧仪初定之时,乾隆颁下谕旨对大阿哥的师傅大加指责,其中称:
“阿哥之师傅谙达”,平日里对阿哥应“诱掖训诲,教阿哥以孝道礼仪者”,孰知“今遇此大事,大阿哥竟茫然无措,于孝道礼仪,未克尽处甚多。”
乾隆气愤地说,这样的事,难道还要亲身经历后才懂得如何做吗?究其原因,这都是大阿哥的师傅谙达们平时未尽心教导所致。
为此,乾隆宣布处罚措施,“伊等深负朕倚用之恩,阿哥经朕训饬外,和亲王、来保、鄂容安,著各罚食俸三年,其余师傅谙达著各罚俸一年。”
至于另外两个师傅张廷玉与梁诗正,因为“俱非专师,著免其罚俸。”
孝贤皇后的死令乾隆悲哀烦躁,动辄发怒,许多大臣官员在丧仪问题上接连受到严厉叱责与治罪。
当年四月,翰林院所奏大行皇后册文中“皇妣”二字译成满文时错译为“先太后”,乾隆发现后大发雷霆,说翰林院官员事务清简,如此草率行事,这不是“无心之过,文意不通”;
更有甚者,待他看出其中“大不敬背谬之处”而欲传旨询问时,刑部尚书兼翰林院掌院学士阿克敦等人皆已散去,这简直是岂有此理!
要知道,向来“呈览之本留中而未降谕旨”,请旨大臣却弃而他往,试问有此先例乎?
乾隆说,众大臣中,大学士张廷玉尚可说是年老,难道阿克敦也老迈了吗?当然不是!这都是因为阿克敦因前日解其协办大学士而心怀怨望所致。
试想“伊于皇考时获罪后复起用,朕用伊至尚书。数年来实无出众宣猷之处,而每以文学老成自命,不得升用,辄怀怏怏。人臣无将,此之谓也。阿克敦著革职,交刑部问罪。”
最后,阿克敦被判处斩监候,秋后处决(后加恩宽释),侍郎盛安等官员也受到革职留任的处罚。
斩监候虽然未必致死,但因为文字上的一点小过失即将刑部尚书这样的大员予以如此重罚,乾隆之躁怒可想而知。
可怕的是,因孝贤皇后病逝而引发的“丧葬风波”,这还仅仅开了个头。
当月,乾隆前往静安庄祭奠孝贤皇后时,发现各王公、满汉文武四品以上官员远未到齐,其发旨切责,说:
“齐集乃礼制攸关”,“试思朕车驾亲临,而诸臣若罔闻知,偃息在床,有是理乎?抚心自问,于汝安乎?……此次朕复从宽,免其议处。若再靦不知耻,侥幸求逸,国法具在,毋冀屡邀!”
乾隆痛失爱妻,其内心的悲痛毋庸置言,而让他感到失望乃至痛恨的是,手下的那些大臣们不能理解他的心情,几无人能与他君臣对泣,同气相悲。
由此,对那些办理丧仪欠妥、不敬皇后的人,乾隆是绝不放过的。
五月间,工部因办理皇后册宝,“制造甚属粗陋”而遭诫责,尚书哈达哈等人革职留任,侍郎索柱连降三级。光禄寺办理祭奠事务时,因所用桌子不够“洁净鲜明”,负责官员一律降级调用。
其后,礼部官员办理册谥皇后事务时因未议王公行礼之处而被斥“办事糊涂”,尚书海望、王安国被交部查议。
这不到几个月的时间里,一时被责罚的大臣比之前执政十三年的还要多,这在乾隆初期是少见的。
而更悲催的是,之前一向主张宽容、反对父皇雍正过于严苛的乾隆,此后执政风格大变,而变得越来越不宽容、越来也不讲情面了。
这一切,大概和孝贤皇后的去世有着直接的关系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