寫在前面：追溯傳染源、追蹤行動軌跡、排查密接者……防控疫情，流調人員的工作非常重要。這是一支什麼樣的隊伍？他們現在是怎樣工作的？數日前，記者計劃跟隨流調人員體驗採訪，“不行，今天我們要去隔離病房，太危險了”“不好意思，我們要去密接者家裡，不方便有外人參與”，一次次的協調聯絡，均未能實現採訪。流調人，不是在流調，就是在去流調的路上。
25日晚10時許，記者終於在省防控疫情指揮部見到了哈爾濱市疾控中心黨委書記楊超和該中心傳染病預防控制所所長郭淑珍。
“你們先談，我接個電話。”採訪剛要開始，郭淑珍的手機便響起。
“現在和我們最親密的就是手機了，每天各區縣的疾控中心諮詢有關流調的事情一個接著一個。一天裡不知道要多少次翻看手機，查看微信工作群，唯恐漏掉一個信息。”一旁的楊超對記者說。
“剛才是方正縣的流調人員諮詢流調報告的事。我們不僅要完成自身的流調任務，還必須指導區縣的流調工作，規範他們的工作方法。”剛剛接完電話的郭淑珍對記者說，流調工作瑣碎繁雜，我們流調組40名成員從1月21日開始一直到現在，近百個日日夜夜裡，一天都沒有休息過。每天工作十幾個小時，熬夜到凌晨早已成了“常態”。
記者注意到，此時的郭淑珍雙眼佈滿血絲，一臉的疲憊。24日晚，她為了趕著審核流調報告，通宵沒有休息。
楊超告訴記者，流調組成員始終是24小時待命，不管什麼時候只要一接到任務，便會第一時間趕赴發熱門診、隔離病區。
“我辦公室的工作箱裡，永遠放著我的全套防護裝備，接到指令，十分鐘之內一定出發。”郭淑珍說。“到現場後，我們要立即嚴格按順序穿好隔離服，全副武裝才能與患者面對面進行流調。如果患者活動軌跡簡單，配合度好，整個現場調查可能在兩到三個小時內結束。出現患者不配合、活動軌跡複雜、患者回憶不清等情況，現場調查時間可能要達到四到六小時甚至更長時間。”
“穿著厚厚的防護服，腦子要動，手裡還要記錄。憋悶，經常感到要暈倒了。要是遇到說話聲音小的患者，我和同事會不知不覺把頭湊上去聽，確實有危險。”“但是，最難的，是流調過程中，經常會遇到棘手的案例。”郭淑珍說。
“4月7日，哈爾濱市第二醫院發現了一例新冠肺炎疑似病例郭某明，而自稱獨居的他，可提供的追溯信息少之又少。流調過程中，郭某明非常不配合，任何相關的信息都拒絕提供。”郭淑珍回憶道。“為了得到他的配合，我主動與其拉近關係，但他就是不吭聲。”9日，郭某明被確診為新冠肺炎確診病例。
第二天，又一例新冠肺炎確診病例陳某君（87歲）出現了。根據年齡，他和郭某明相差很多，看上去並沒有什麼交集。郭淑珍告訴記者，在流調過程中，她的同事考慮到3天之內出現2例病例，可能會有關聯，便問詢了陳某君的兒子是否認識郭某明，得到的答案是：兩人是朋友，而且陳某君還與兒子一同與郭某明聚餐。這場因親友聚集感染、聚餐聚會傳染、醫院交叉感染引發的典型關聯性傳播鏈浮出水面。
正在接受採訪中，郭淑珍和楊超的手機又響了起來。整個採訪期間，兩位受訪者的手機鈴聲此起彼伏。看得出來，他們早已習慣。
楊超告訴記者，傳播途徑和傳播鏈的追溯就像是破案。而流調隊員猶如戰鬥在抗“疫”一線的“福爾摩斯”。
“楊書記的比喻太貼切了。”郭淑珍接過話茬，搞清楚每個患者的活動軌跡需要“順藤摸瓜”。我們需要對患者進行詳細詢問，每天幾點在哪裡幹了什麼，如果曾經出門就要詳細詢問去了哪裡、和誰去的、怎麼去的，如果打車還要詢問車牌號及司機的情況；要是坐公交車，就得去調取刷卡記錄和車上的監控視頻。為了更加準確排查出密接人員，疾控中心的每一位“福爾摩斯”都使出了“十八般武藝”。
那麼，完成一份流調報告都需要哪些步驟？
郭淑珍告訴記者，與患者進行面對面調查只是流行病學調查的初步環節，根據在現場獲取的信息先形成初步流調報告。之後，將報告中的內容與大數據提供的活動軌跡進行詳細比對。如有遺漏，就需要立即與患者電話聯繫進行補充調查。患者如果在此期間回憶起任何細節，也可能會打電話給流調員進行補充告知。一般來說，完成一份流調報告與患者電話溝通可達數十次之多。
楊超介紹說，目前，哈爾濱市疾控中心正在創新方法，以便更好地提高工作效率。比如，為防止被流調人員存在牴觸情緒或隱瞞接觸史等情況，流調工作增加了公安刑偵人員配合開展，效果比較好。目前，他們正在嘗試將發熱門診所在醫院的視頻監控系統引入發熱診室，爭取實現利用“視頻對講”開展流調，既節省防護物資，同時也提高了工作效率。
不知不覺，在兩位流調人員忙碌的工作間隙，斷斷續續的採訪持續到午夜12點之後。
新的一天已經來臨，他們又將投入到緊張忙碌的工作。
來源：黑龍江日報客戶端 作者：本報記者 李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