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1952年出生的。我記得大約是1968年左右，邢臺地震，離我們老家很近，我那會兒是十來歲的小孩。我老家住的房子是那種乾打壘的，什麼叫乾打壘呢？就是一邊弄一個木板子，中間放上土，拿石頭錘，四五個人，把那個土夯實，這樣的一堵牆沒用一塊磚，也沒有用石料。頂棚呢，就是用檁條支起來，上邊鋪上一些東西封頂。這樣的房子是不具備任何抗震功能的。由於邢臺離我們那個地方比較近，所以邢臺地震時，我們那兒每天晚上餘震不斷，當時我就創造了很多的小招數，比方說把啤酒瓶子倒立起來，地面一晃動它就倒了。
後來，1974年到1978年我在北京大學學習。1976年，唐山大地震。我們大家都知道，唐山地震之後，唐山跟北京的一切通信都斷了，有一個人開著車，冒險趕到北京，闖中南海，然後向中央報告地震的災情，那個時候國務院、中央軍委才知道唐山發生了大地震。
國家就派軍隊，迅速趕往災區進行救援。我呢，當時在北大讀書，我們全體同學趕往唐山災區，在災區，我們就住在地震棚裡。為什麼叫地震棚呢？一個是因為它簡易，再一個它抗震，不管怎麼震，它是個小木頭板搭的房子，它沒有任何危險。裡頭是雙層床，而我是睡在上鋪，身處地震災區的中心，睡在上鋪，每天餘震不斷，晃來晃去，挺刺激的。
唐山全平了，不管原來的樓有多高，都變成了一馬平川的廢墟，非常非常慘。那時候的救援工作就是靠手扒，連鐵鍬都沒有，就是搬開這個石頭，搬開那個磚頭救人。這不是戰爭，但我每天都會看見大量的人死去，那是一種震撼。
前幾年我去唐山，發現唐山已經是一個現代化的大都市，我特別想再去那個陶瓷五廠看看，看看我當時是在哪一塊參加過抗震救災。最後找了半天也沒找到，因為那個陶瓷五廠已經不在了，現在變成了一個個民營的陶瓷廠。我說，那好吧，我買兩套瓷器做紀念吧。
2008年，汶川地震，當時我在國防大學負責教學，我就第一時間把汶川地震的情況，作為我們推進教學的一個案例，及時地把它放入到教學當中，前方在抗震救災，我們後方在進行調研，進行教學。
我個人從1993年開始參加當時的國家計委國防司，參加國家的國防動員、國防工業動員這樣的一些專項課題的研究，這樣的研究一直持續了十幾年。我們研究的目的是當國家發生重大災難或者戰爭的時候，國民經濟怎樣動員，國家的工業怎麼動員，國家的金融，國家的交通，國家的港口、碼頭、機場如何進行動員，重大災難之後，國家應該進行哪些管制。比方說銀行給震塌了以後，那有沒有搶銀行的？對不對？我們現在都有一些門戶網站，有很多國家的重大數據都存在那些服務器裡頭，有沒有備份？如何搶救？主要是做這樣的一些危機的研究，併為國家制定相關的國防動員法，在這些方面我們做了大量努力。
發生汶川地震之後，我沒有去前線，但是救災過程當中，各種動員，從民兵預備役的動員到戰略物資的動員，我們動員了大量的民航飛機到前線，大量的交通工具，包括醫療救護等等這些，全都列入到我們的教學當中。大家一塊研究以後抗震救災的時候我們應該怎樣去做，在整個的教學過程當中，和學員一塊進行研究，後來我們也試著整理了一些這樣的資料。
在面對大自然的時候，有些事情可以預報，但有些事情卻是無法預報的。地震是沒辦法每次都準確預報的。大家不要覺得，我們的科學進步這麼大，許多事情可以無所畏懼地面對了。當地震災難來臨的時候，我們要明白該如何更好地做好防災抗災的工作。
汶川地震以後，修建了地震博物館，我都去看過，也獻了花，我一進入那一片區域，就一直在哭，一直哭到走出來。沒去過那個地方，你就很難感受到大自然的破壞力。但是已經發生了，你怎麼辦呢？只能做好震後的一些善後工作，相信我們政府，相信人民一定能夠戰勝災難，確保人民的生產生活。
在歷次的抗震救災中，我們都會出動解放軍官兵，派出大量的車輛進行救援，部隊和武警呢，都做過專門的這種訓練，他們都有經驗。
有人說，軍隊不是打仗的嗎？為什麼平常還搞這種防災救災的訓練？是這樣的，軍隊有兩種任務：一種是打仗，上戰場；再一種叫非戰爭軍事行動，一些重大的災情、急難險重任務也是我們部隊和平時期的一項工作。保衛人民的生命安全，保衛國家的財富，維持社會治安：一個是搶救人民的生命和財產，地震發生了，我們儘量把損失減小到最小，進行災後的安置，進行震後的安置；還有一個呢，就是要維持社會治安。你想想一個城市裡邊，把銀行震塌了，這家裡邊都震塌了，要是有人想進去亂搶東西，發國難財呢，所以必須要確保這個正常的安全的秩序。還有防疫、衛生、消防，這些都非常重要。
當重大災難發生的時候，唯一正確發聲的是官媒。你如果不在現場，不是親歷，你最好少說話，你不要隨便發佈一些東西。因為大家都處於惶恐之中，你如果隨便講，有可能引發社會混亂。因為你不是權威部門，你不掌握全局，你也不在一線，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這種社會責任，你不要添亂，更不要造謠。
天災人禍面前，個人的力量太微小了，還好，我們有一個強大的國家作為我們的後盾。
文章摘自《進擊的局座：悄悄話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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