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天飈，1968年生，北京人，康奈爾大學政治學博士，現任浙江大學教授、社會學系副系主任、人文高等研究院常務副院長，曾任澳大利亞國立大學亞太研究所國際關係系博士後研究員、清華大學公共管理學院講師以及北京大學政府管理學院副教授和副院長。教學和研究方向包括國際與比較政治學、國際與比較政治經濟學、發展問題的政治經濟分析。編著有《Business, Government andEconomic Institutions in China》、《比較政治經濟學》等，譯有《艱難時世下的政治——五國應對世界經濟危機的政策比較》、《國家引導的發展——全球邊緣地區的政治權力與工業化》等，發表核心期刊學術論文多篇。
以下為節選專訪
政治學人：您曾提及比較政治經濟學與比較歷史研究常會面臨方法論挑戰、對歷史數據的質疑以及選擇偏見的挑戰，那麼在您看來在這樣的挑戰之下應當如何理解比較政治經濟學的學科意義？在美國式政治科學的眼光來看應該很多人會質疑它的科學性？
朱天飈： 這個是非常有意思的問題。學者做研究其實不是為了學科，而是要解釋具體的政治經濟現象。後人把這些學者的研究歸攏總結起來，其實目的也不是為了創建學科，目的主要是為了簡化信息量。比如當我教政治經濟學的時候，你是要我按照每個學者發表的東西去教嗎？就是說我一週教四個學者或者六個學者，把他們的研究都說一遍，顯然學生很容易就忘了對吧。那怎麼辦呢？你要把他們類似的東西放在一起，只要分類就一定要簡化，最後就形成只有幾個理論走向，根據類似的分析單位或類似的觀點等等。這樣教起課來就容易了，學生也好記了。於是我們就可以將某一種研究走向叫做比較政治經濟學領域。其實無論是教授者還是真正的學者，沒有人特別關心這個，學問的核心不是學科，是要研究的問題，至於別人怎麼把你研究問題的方法、分析手段、研究對象和這個問題本身歸類成什麼那是別人的事，往往這樣的歸類主要是為了給學生講起來更容易，讓大家更有一個結構化的理解而已。所以這個要先說清楚，其實我不是那麼重視這個學科、那個領域的，特別是我現在在高研院（人文高等研究院）。高研院就是一個特別主張跨學科思維的地方來。你看政治學這個領域有多少理論是政治學原生的？它借來了自由主義，借來了制度主義，它後來又從社會學借來了社會建構主義，其實它大部分都是從外面融合而成的。所以從這個角度上講，
我們分學科、分領域主要還是為了簡化，為了學習的人更容易瞭解到學術的概況。學術發展的目標不應該是為了發展學科，應該是思考問題，解決問題。學科其實也應該為問題去服務，而且過度強調學科會混淆我們的目的，會把學科和學科之間劃出很深的界限，好像你研究的我理應不懂，我研究的你也理應不懂，這是很糟糕的事情。在這個基礎上呢，我覺得比較政治經濟學既有政治經濟學的源頭，又有比較政治學的源頭。它在政治學裡的發展其實很受比較政治學這種分散的、碎片化的影響，但同時在社會學裡面它也受歷史社會學對政治經濟的宏觀思考的影響。我不覺得我們一定要把他們整合起來，整合的目的也只是做教學用，我們沒有必要要求學者按照某個思維、某個邏輯去做，否則就不認作政治經濟學研究。只要我能對一個問題提出比較深入的理解或者好的解釋，這樣就很好了。雖然比較政治經濟學各種的跌宕起伏，各種碎片化，但我覺得這個其實是很無所謂的事，我們沒有必要過度關心一個領域是否完整，是否有自己核心的東西，這個本末倒置了。
其實越是這樣分散的領域，它被其他領域、其他學科曝光的幾率可能更大，我覺得這是好事，因為這裡的學生更容易去學習不同學科的東西，多元和跨學科人才追求的都是那個唯一的目的：就是我們怎麼樣思考問題、解釋問題，以致達到解決問題的地步。那麼能不能解決問題我是不敢說的，這個只能作為一個更抽象的目標。但第一步得是理解問題，和解釋清楚，以至於在這個基礎上看能不能解決問題，所有的學術發展都得圍繞這個方向去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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