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並六國,中國史第一次走上全國大統一的路。
此不專因於秦國地勢之險塞及其兵力之強盛,而最重要的是當時一般意向所促成。
秦之富強,得東方遊仕之力為多,如商鞅、張儀、公孫衍、甘茂、范雎、蔡澤、呂不韋,皆東方人也,彼輩皆不抱狹義的國家觀念。
若使東方貴族機體不推翻,當國者盡如平原、信陵、屈原、韓非之徒,平民學者不出頭,遊仕不發跡,一般民眾皆受狹義的貴族政體之支配,則秦人力量便不夠併吞東方。
即以始皇一朝相臣言之,相國呂不韋、昌平君、昌文君、丞相王綰、李斯、去疾諸人,似乎全非秦之貴族。
如呂不韋、昌平君、李斯則明屬東方人,呂、李明是平民階級。
秦政府實一東西混合的政府,亦是一貴族與平民合組的政府。
秦藉東方人力得天下,自不能專以秦貴族統治。
故始皇雖為天子,子弟下儕齊民為匹夫,更不封建。
雖系始皇卓識,亦當時情勢使然。
秦政府對統一事業,亦大有努力,舉其要者,如廢封建行郡縣。
此種趨勢,雖自春秋、戰國以來即然,然明白肯定的廢封建則自秦始皇統一後始。
時丞相王綰即請立諸子,封王荊、齊、燕諸地,李斯不謂然。
始皇曰:“天下共苦戰鬥不休,以有侯王。天下初定,又復立國,是樹兵也。”
卒從李斯議。
其後博士齊人淳于越又主封建,謂:“事不師古而能長久者,非所聞。”
丞相李斯力斥之,至為請焚書。
封建、郡縣兩政體之爭論,乃當時最要一大事。
李斯學術上承荀卿,始皇亦本於息戰弭兵之見地,不復封建。
秦君臣此番建樹,於中國史上政體之躍進有大功績。
後人空以專制譏秦,殊欠平允。
收軍器,墮城郭,決川防,夷險阻,以解消封建時代之武裝。
當時國境,皆築長城為防。
割地裂疆,遠者五、六百年,近亦一、二百年。
又有堤防禦水,而以鄰國為壑。
中國之支雜破碎,固若自古已然。
秦廷努力鏟削決通,於中國大一統之形成,良有大功也。
收兵器,鑄金人十二,各重二十四萬斤。
此蓋均為一種弭兵理想之實施。
後人專以專制說之,殊非事實。
又建設首都,移東方豪家十二萬戶於鹹陽,興建築。
秦每破諸侯,寫放其宮室,作之鹹陽,則鹹陽之新建築,實匯合當時營造藝術之大成也。
其經營陵寢,亦承儒家理論,而藉以充實中央。
於物質上,造成全國共仰之新首都,於統一精神亦殊重要。
巡行郡邑,築馳道。
始皇凡五巡狩。
車轍馬跡遍中國,賈山謂:“秦為馳道,東窮燕、齊,南極吳、楚,道廣五十步,三丈而樹,厚築其外,隱以金椎,樹以青松,”其制度之壯麗可想。
統整各地制度文化風俗。
此觀秦各地刻石文辭可知。
又始皇二十六年雲:“一法度衡石丈尺,車問軌,書同文字”,此亦統一工作上極重要之事務。
開拓邊境,防禦外寇。
此皆為完成大一統的新局面所應有之努力。
大體言之,秦代政治的後面,實有一個高遠的理想,秦政不失為順著時代的要求與趨勢而為一種進步的政治。
至於秦以一皇帝高出乎公、卿、守、令百僚之上,固若王室益尊,異乎前軌,然亦事勢推遷所必至,非秦君臣處心積慮欲為此以便專制也。
秦廷有集議之制,為兩漢所承。
朝廷每逢大事,君臣集議,猶與春秋列國貴族世卿之世略似。
就此種政制風格言之,亦非一君權專制獨伸之象。
秦代政治的失敗,最主要的在其役使民力之逾量。
秦人以耕戰立國,全國民眾皆充兵役,名曰“黔首”。
惟在戰國兵爭時代,以軍功代貴族,秦民力戰於外,歸猶得覬功賞。
及天下統一,秦之政治亦漸上文治軌轍,而一面仍恣意役使民眾,如五嶺戍五十萬,長城戍三十萬,阿房役七十萬;此等皆為苦役,與以前軍功得封爵不同。
古代封建小國,四境農民行程相距最遠不出三、四日,每冬農隙,為貴族封君服力役三日,往返不過旬日,其事易勝。
秦得天下,尚沿舊制,如以會稽戍漁陽,民間遂為一大苦事。
又有“七科謫”與“閭左戍”,陳勝、吳廣即由比起。
秦室本是上古遺留下來的最後一個貴族政府,依然在其不脫貴族階級的氣味下失敗,依然失敗在平民階級的手裡。
秦之統一與其失敗,只是貴族封建轉移到平民統一中間之一個過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