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圖書館歷史文獻中心副主任 沙青青
“我想請教政府，我們的情報機構能否從約翰·巴肯的時代進入約翰·勒卡雷的時代？讀過約翰·巴肯的人都會記得，他筆下的特務頭子是一位神秘的貴族，只有少數統治國家的核心圈子成員才知曉他的名字。他被稱為‘C’。他在所有文件上都用綠色墨水簽字。不過，這個秘密情報局局長的原型在今天早已不復存在。正如勒卡雷先生告訴我們的那樣，克格勃和中央情報局都知道我們安全和情報部門負責人的名字；現在這個國家的很多知情者也知道他們的名字，甚至都在報刊上公開提及。因此我建議，不如主動公開這些部門負責人的姓名。這或許才是有益的。”
這段充滿英國式諷刺的高論，來自1988年2月10日英國上議院議員安男爵士（Lord Annan）在議會的發言。當時的英國議會正圍繞情報機構改革問題展開一系列討論，討論的主題旨在增強英國情報機構的透明度以更好地適應冷戰漸趨落幕的新時代。雖是上議院議員並長久以來以學者、作家為人所知，但安南爵士對情報工作確實有發言的資格。早在二戰期間，在英國陸軍情報工作的他曾是丘吉爾內閣情報官。
安南爵士提到的約翰·巴肯（John Buchan）同樣既是作家，也是政治人物。在出任加拿大總督前，巴肯是英國家喻戶曉的間諜和冒險小說家，而他的代表作便是曾被著名導演希區柯克改編成經典電影的《第三十九級臺階》。在巴肯筆下充滿浪漫主義的間諜故事中，被稱為“C”的情報頭子與主角一樣，無疑都是讓讀者印象最深的人物。與之相對，約翰·勒卡雷創作的角色如史邁利這般人物，卻似乎很難讓人有心潮澎湃之感，即便有驚濤駭浪，也都是藏於不動聲色的日常工作之中。同樣作為一名知名作家的安南爵士的這段比喻，恰好映襯出英國近百年來間諜文學形象的蛻變，而背後所映射的則是英國情報機構自我定位的變遷。如果說巴肯及其之前時代的“英國間諜”都是在為“日不落帝國”的全球事業效力、心懷帝國主義雄心壯志的冒險家，那麼勒卡雷時代的“英國間諜”則越來越像是一群等著領退休金的奇怪官僚，又或是如勒卡雷所說的那樣：更像是上班族（Working Man）。
約翰·巴肯（1875-1940）
實際上，英國間諜小說的歷程幾乎與大英帝國的擴張同步。伴隨著“日不落帝國”在全球的開枝散葉，以間諜為主角的浪漫冒險小說成為類型小說的最大潮流。在維多利亞時代的英國，博物學家和探險家可算是最受人關注的兩個職業。兩者都以各自的方式探尋帝國尚未染指過的地區，又或是考察各殖民地的風土人情。他們往往跟隨帝國的軍事力量一同行動，甚至有意識地擔任帝國的開路先鋒。作為疆域廣大、天差地別的殖民帝國，英國必然需要這樣的人才，以維繫統治和抵禦其他列強的挑戰。因此，這些冒險家、博物學家也就自然而然地發揮著類似間諜的作用，而在那個帝國主義時代，他們的對手首先是俄國人，之後又變成德國人。英國第一位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帝國詩人”吉卜林在帶有奇幻主義的少年冒險小說《吉姆》（Kim）中就把主角拋入了英俄“大博弈”（The Great Game）陰影下的南亞次大陸。小說中，原本在街頭流浪的吉姆被英國情報部門吸收，被迫接受訓練，成了一名為英國當局探查俄國染指印度陰謀的間諜。而吉姆的上司便是一名兼職博物學家的殖民地官員，同時也是英國陸軍的上校。小說的結尾，吉姆當然是協助破壞了俄國人的“陰謀”，同時也完成了少年的歷煉與成長。
吉卜林（1865-1936）
《吉姆》 （“企鵝經典叢書”）
進入二十世紀後，這類英國間諜冒險小說中設定的“反派”從衰敗的沙俄變成了迅速崛起的德意志。流傳於英國各階層的間諜小說成為當時“反德宣傳”的一部分，與日漸尖銳的英德衝突相呼應，甚至彼此激化。連推理小說家柯南道爾都會在他的福爾摩斯偵探故事裡添加“提防德國間諜陰謀破壞”這類“反特元素”，例如他的名篇《布魯斯帕廷頓計劃》。而到了約翰·巴肯在類型小說領域大放異彩的時代，情報冒險都是以英國情報機構在“C”們的領導下與德國特務的對抗為故事背景。
二戰之後，隨著冷戰大幕開啟，無論是軍情五處還是軍情六處，主要對手又變成了俄國。不過，以組織嚴密、手段高明的蘇聯情報機關，不是當年的沙俄可以相提並論的。隱蔽戰場的廝殺成為冷戰的最前線，雙方愈演愈烈的間諜活動成為不宣而戰的衝突現場。英國間諜小說的故事自然也就轉向了冷戰背景下的東西對抗。其中，最早為人為津津樂道的文學形象當然是伊恩·弗萊明（Ian Fleming）的風流倜儻的特工“007”。出生在一戰前的伊恩·弗萊明自然免不了受吉卜林、約翰·巴肯的影響，在他的青少年時代也見證過維多利亞時代的餘暉。他筆下的詹姆斯·邦德與其說是一個冷戰時代的特工，莫不說是一個穿越到冷戰時代的“十九世紀英國冒險家”。勒卡雷在1989年的一次訪談中，曾不無戲謔地說：“弗萊明創造了一個浪漫主義的孤膽英雄，同時也創造了不喜歡這類角色的‘讀者市場’。在這個意義上，我是弗萊明小說的受益者。”
伊恩·弗萊明（1908-1964）
與前輩們不同，1931年出生的勒卡雷在青少年時代目睹的是帝國衰敗。情報機構從帝國版圖擴張的助推者變成了帝國瓦解過程的緩衝器。在冷戰期間的現實諜海對抗中，“劍橋五傑”的傳奇眾所周知。而在勒卡雷的小說中，“馬戲團”似乎也是一個內訌不斷、苦苦支撐的部門。現實與故事中的英國情報機構似乎只是在疲於應付莫斯科的攻勢和壓迫，面臨著帝國分崩瓦解這一不可逆的歷史進程。宿命論般的悲劇感、無力感幾乎充斥于勒卡雷的每一本書。
除此之外，勒卡雷也不會區分鐵幕兩側人物的正反立場。無論是作為對手出現的“卡拉”還是“圓場”裡的史邁利，他都給予近乎平等的關照，不會區分誰是正面角色、誰是反面角色。在勒卡雷小說的語境中，他們在冷戰非常緊張的環境之下，彼此廝殺，彼此對決，彼此加害，但是本質上面，他們是同一群人，以至於《鍋匠、裁縫、士兵、間諜》中會出現圓場的英國特工在聖誕晚會上齊唱蘇聯國歌的奇妙場面。而在《柏林諜影》的故事中，英國情報機關的冷酷程度甚至遠勝他們的蘇東對手。作為“金·菲爾比叛逃事件”的直接受害者，勒卡雷卻並不會簡單地給菲爾比貼上“叛國者”標籤，亦如他執著地在自己的書中描繪主角所遭遇的複雜環境。
既沒有陣營分明，敵友也難以判然區別——敵友的界限甚至被打破了。在勒卡雷的故事中，主角是被各方勢力環繞的，有莫斯科方面的挑戰，還有辦公室政治的糾纏，混雜其中的人際關係恍如亂麻，早已不是“約翰·巴肯”時代敵我對抗的間諜故事，更多的則是人情世故與對當時當地英國社會情態的另類記錄，映射的是面對帝國瓦解時英國人的所思所想。勒卡雷想要呈現的就是一個時代的複雜性，而不是某位英雄的傳奇冒險。
1979年前後，BBC將《鍋匠，裁縫，士兵，間諜》改編成了電視劇。拍攝期間，BBC曾組織過一次聚會，勒卡雷和英國情報系統高官一同參加。席間，高官們曾對勒卡雷吐槽說：自你開始寫小說以後，我們招大學生就越來越困難了。很多畢業時考慮是否要去情報機構工作的大學生，讀了一兩本勒卡雷的小說後就迅速打消了這個念頭。有此抱怨的不僅是英國情報機構，還有他們的美國同行。
例如，中央情報局局長理查德·海爾默斯（Richard Helms）就非常討厭勒卡雷。據他兒子的回憶，海爾默斯雖不像杜勒斯那樣熱衷於閱讀間諜小說，但也會時不時找來消遣。然而，他對勒卡雷卻非常不以為然，尤其討厭《柏林諜影》。在這位從戰略情報局時代就開始在情報戰場廝殺的中情局高官看來，勒卡雷的小說充斥著“玩世不恭、失敗主義”，而最糟糕之處是，勒卡雷“竟暗示在這場間諜遊戲中，西方其實與東方在道德感上別無二致，甚至更陰險狡詐”。海爾默斯認為，所謂自由世界對共產世界的最大優勢是“道德上的優勢”，勒卡雷的小說卻在消解這種優勢，甚至讓西方的情報機構無法吸引有才華的人加入。可能是因為以海爾默斯為代表的美國情報首腦的惡感和警惕，自二十世紀七十年代後，美國國務院和中央情報局就曾專門留意蒐集勒卡雷的各種言論和動向，作為其“輿情監測”的一部分。
理查德·海爾默斯，1966年至1973年間任中央情報局局長、中央情報總監，還曾擔任過美國駐伊朗大使（1973-1976）
1982年6月美國國務院就黎巴嫩內戰蒐集的勒卡雷言論（摘自美國國務院至耶路撒冷總領館、貝魯特使館及大馬士革使館的電報，1997年解密）
經過數十年的沉澱，勒卡雷勾勒的人物和故事，確實形塑了大眾對冷戰諜影的認知乃至歷史記憶。同樣是在圍繞情報機構改革與立法問題的討論中，1988年12月時任內務大臣的道格拉斯·赫德（Douglas Hurd）在議會接受質詢時，就曾憤憤不平地說：“我很清楚情報機構被小說的敘述所籠罩，我也並不反對懸疑驚悚的文學作品。但那些不知不覺中通過勒卡雷等人的小說來了解情報機構運作的人，不會對我們要討論的法律問題有什麼高見。那些以虛構作品為食的人，沒有進行討論的資格。”
實際上，對這類疑問，勒卡雷有自己的答案。他曾多次在不同的場合，指出在當今這個處處是“國家機密”的時代，間諜小說理應承擔起揭示“秘密世界”內幕的重任，如同一面鏡子，哪怕反射出的影像可能是模糊和扭曲的，但仍能為外界提供一個觀察黑箱的機會。或許也是因為出於這種心理，勒卡雷會將“史邁利”稱為“我的秘密分享者、我的夥伴”。原保守黨的老派議員，但卻愛寫間諜小說的魯珀特·阿拉森（Rupert Allason）曾在議會為勒卡雷這樣辯護：“約翰·勒卡雷或大衛·康威爾曾在情報部門工作多年。離職後，儘管沒有寫過非虛構作品，但他小說的吸引人之處當然是被外界認為他們會披露內幕。那麼我們正在討論的條文是否會影響到這類人？莫非有人會認為儘管小說是虛構的，但也是一種以虛構形式呈現的事實？所以要加以限制？……總之，為寫小說的人，煞有介事地立法是可笑的。”
在2017年的一次訪談中，八十六歲的勒卡雷曾談及自己如何在牛津開始自己的“間諜生涯”。當時他被軍情五處吸收為外圍成員，負責監視一群左派學生，希望找到潛伏的蘇聯特工：“當時我太嫩，被蘇聯大使館的人耍得團團轉。我對當年向那些學生撒的謊，感到很後悔……當間諜，確實需要你壓抑自己的人性。當時我們會認為這是為了‘更大的善’，而不得不為。”
晚年的勒卡雷總在不同的場合乃至自己的小說中，重複著一個觀點：冷戰時代真正支撐間諜進行殘酷道德選擇的是背後宏大理念，鐵幕兩側都不乏敢於犧牲奉獻的人物。從這個意義上來看，“史邁利”或許也是另一種身負浪漫主義的人物形象，寄託著勒卡雷本人的理想。畢竟在《間諜的遺產》中，史邁利以百歲高齡再度登場，面對英國脫歐的時局，卻發出了“我是一個歐洲人”的哀嘆。
不過，如今的英國已經不再需要他了。畢竟帝國不再。
約翰·勒卡雷（1931-2020）
責任編輯：鄭詩亮
校對：欒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