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卜喜逢
相比較於文本的作用，實際上“一僧一道”的意蘊，反而是重點。表面來看“一僧”自然是佛教的代表，“一道”代表了道教。然而，在小說的敘述中，卻佛道同提，作者有著故意的混同。如在小說第一回中出現的“空空道人”，卻易名為“情僧”，佛道之間互相轉換。又如賈瑞病急，跛足道人現身來救，賈瑞卻稱其為“菩薩”。再如，作為依據道家“洞天福地”之說而形成的“太虛幻境”，“茫茫大士”卻奔走其間。如此種種交錯之事，在小說中不勝枚舉。
這種錯亂的現象是作者的故意還是對於現實的忠實描摹呢？筆者認為此種現象或者與佛道交融有關。佛道交融，這本是在歷史上形成的一個獨特的文化現象。佛教為外來宗教，自漢時傳入後便開始不斷的本土化，而這個本土化的過程，實際上就是與中國傳統思想碰撞與接受的過程。在這個過程中，佛教思想與本土文化相互借鑑，相互影響，甚至彼此滲透。而道家作為本土宗教，在思想上取老、莊，又融合了方士、巫等諸多因子，從而形成了道教。道教植根在中國的文化沃土之上，相比來講，更符合中國人的傳統需求。佛教如欲傳播，則必然會吸收道教中廣被世人接受的傳統來推動佛教的影響力。此種解讀，是將佛教的推廣放在了一種刻意的基礎上，如欲推廣教義等。但此又與佛教的教義無關，佛教的思想固然是強調對於外物與慾望的剋制，然而教義的推廣卻是建立在普渡眾生的基礎之上的。為了讓人更容易的理解佛教的教義，僧人們將很多老莊、《周易》中的名詞、概念同佛教典籍中的許多名詞、概念對等起來，此更易為中國人所接受。同時很多的僧人也學會了道教的許多方法，如迎合世俗的祈雨、占卜、治病、祈禱、房中術等巫儀方術等等。而道教也在刻意的吸收佛教的因子，如南齊顧歡，身為上清派道士，卻在著作中寫到：
佛是破惡之方，道是興善之術。興善，則自然為高，破惡則勇猛為貴。[1]
又如《茅山志》卷八所載：
宋元祐初，中貴人羅淳一學道山中，嘗意隱居之藏有丹砂異書，一日穴墓往觀焉。唯鐵繩懸一空棺，內有一劍，並盂、鏡各一而已。其壙甃甓環繞，相次成文，隱其甓上。其文曰：“華陽隱居幽館，勝力菩薩捨身。釋迦佛陀弟子，太上道君之臣。修上乘之六度，□□□之三真。憩靈嶽以委跡，遊太空以棲神。”[2]
陶弘景被稱之為“釋迦佛陀弟子”，雖然有著梁武帝推崇佛教的因素，但也是佛道融合的反映。
但是我們必須要看到，佛道的交融更多是體現在教義、傳教方式、政治因素等之上，那麼反映在小說中為什麼是這樣的一種混亂情況呢？我們只能將宗教放置於世俗間來理解。
佛道的交融體現在世俗間，自然就不會僅僅是教義上的融匯與發展，而是會體現在社會的方方面面。當我們以世俗中人的眼光來看這個問題的時候我們會發現，宗教被功用化了。
在論證這個話題的時候可供佐證的材料有很多。雖然佛道之間互有影響，互有碰撞，但此類現象多建築在兩教的真正信眾之間。民眾中自然有大量的純粹的信仰者，但是在這些信仰者之外，對於世俗中人來說，兩教並沒有那麼大的區別。佛、道、儒同供的寺廟在全國有多座，最為著名的當屬懸空寺。我們當然可以將這些寺廟的建築年代加以辨析，從而去考索這些現象生成的種種歷史原因，但是這些同供現象的存在本身就說明了這種亂象。而這些亂象並不是信仰的混亂，而是信仰功用化的體現。在世俗人眼裡，佛與道均是可助人實現夢想的，這是二者的共性。在普通民眾之中，對於佛與道的信仰，與其說是一種思想上的認同，教義上的遵守，不如說是功用上的需求。普羅大眾們在想生子的時候去拜送子觀音，想發財的時候去拜財神，而這些本不統屬於一種宗教的神，卻被混雜在了一個整體的民眾信仰之中，民眾們自可從容的、有所選擇的去供祭於神，而不被神的宗教背景所限制。這或者可以用教義的包容性來解釋，也可能與中國文化的包容性有關，但筆者認為最大的影響因子是功用性。成書於明代的《封神演義》可以說是中國供奉的神的大集合。而中國的造神也並非完全來源於神話或者宗教，文學亦可造神！如自與《西遊記》有關的故事流傳而後出現的齊天大聖廟、保山八戒廟等等，《聊齋志異》中也有《齊天大聖》篇作為此類佐證。造神的途徑尤其凸顯中國信仰體系中的功用性需求。而佛道也均在利用這種需求來傳頌教義，這也更加造成了這種信仰中的無信仰，以及信仰上的不純粹。
我們再回歸到曹雪芹創作《紅樓夢》的年代。在清代初期的幾位皇帝中，對佛教是非常重視的，如順治帝多次巡幸五臺山，雍正自號“圓明居士”，乾隆特開藏經館，著力於譯經與刻經等等。可以說在清初，對於佛教的尊崇是非常明顯的。對於道教，順治對全真道提供方便；康熙封全真高道王常月；雍正封南宗祖師張伯端為“大慈圓通禪仙紫陽真人”；乾隆撥款修白雲觀，兩度親至白雲觀禮敬，併為邱處機書楹聯：“萬古長生，不用餐霞求秘訣；一言止殺，始知濟世有奇功。”表示了對全真道宗旨和高道的尊重。在清初的最高層間，對於佛道可以說是並重的，區別在於推重的力度的不同。這些皇帝更注重佛教，對全真教之外的道家分支也並不重視。這是總體上的狀況，說明宗教在曹雪芹生活的時代是有著強健的生命力的，由《紅樓夢》中形形色色的宗教人士可為佐證。而宗教人士在社會上扮演的角色，可以反映出曹雪芹對此種現象的反思。
在《紅樓夢》中，有著許多關於宗教人員的描寫。譬如馬道婆，這個人物在宗教的屬性上是非常古怪的，名之為道婆，和榮府諸人說的是佛話，用佛話解釋的卻是撞客之類的鬼怪之談，可謂極為混亂，這也正同我們前面所說的信仰的功用性有關。正是這種信仰的功用性，使得馬道婆這類人得以混跡於公侯王府之間。在第二十五回中，馬道婆出現了，卻是扮演了一個非常刁鑽的人物。她藉助趙姨娘不平衡的心理，挑唆趙姨娘來報復王熙鳳與賈寶玉，由此來收受趙姨娘的金錢。可以說，關於“魘魔法”一事，全由馬道婆而來，最後的獲利者也只有馬道婆。在曹雪芹所寫的諸多人物中，唯一獨寫惡處而無一可原諒之處的唯有此人。又譬如淨虛，這個掮客性質的佛門中人，藉助於出家人身份的掩護，行著的卻是交通內外，勾連上下之事，因著銀子，毀壞了一對有情有義的情人。小說中對於淨虛與王熙鳳的談話寫得非常有層次，淨虛在談話中的恭維、激將均是拿捏到了王熙鳳的癢處，可謂處心積慮又純熟自然，顯系熟手。再如老道士王一帖，這個人物詼諧幽默，卻又了悟世態，然而這種了悟並非是對著道教教義的，而是憑藉著這種了悟來賺錢的，在小說第八十回中，王一帖對賈寶玉說道：
王一貼笑道：“不過是閒著解午盹罷了，有什麼關係。說笑了你們就值錢。實告你們說，連膏藥也是假的。我有真藥，我還吃了作神仙呢。有真的，跑到這裡來混？”
此段話可謂通徹。宗教的身份為王一帖的行騙提供了一層保護色。
小說中的宗教人物還有許多，如水月庵的智通與地藏庵的圓信等等。可以說在《紅樓夢》中，除卻一僧一道、甄士隱以及空空道人之外的宗教人眾，都是這些藉助於宗教而牟利的人物。之所以形成這些內容，大約有以下兩個原因：其一，曹雪芹並不是宗教的信徒；其二，曹雪芹的這些描寫是對世態的真實反饋。筆者認為，小說中“一僧一道”的同時出現，並且在很大的程度上所表現出來的混淆，正是當時社會對佛道兩教狀況的現實反映。
[1]轉引自張岱年主編，《中國哲學大辭典》，上海辭書出版社2010年出版，第679頁。
[2]轉引自鍾國發著；匡亞明主編，《陶弘景評傳》，南京大學出版社2011年出版，第148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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