謀生事記檔案020
鋤禾日當午，汗滴禾下土。
誰知盤中餐，粒粒皆辛苦。
這是我們從小聽到大的《憫農》。農業辛苦，特別是水稻種植，面朝水田背朝天，一熬就是許多年。
今年30歲的孫建龍，80後的末班車人員。他也曾試著離開這片土地，去外面闖蕩，而最終他卻回到了家鄉的這片水田。坐擁3000多畝良田，100多臺農機，清瘦黝黑的他如今已經是浙江湖州的種糧大戶，任誰都會羨慕他如今的成就。
農業是一件苦差事，熬不住寂寞，是種不出好米的。孫建龍的合作社裡，也曾招過不少大學生，他們都一個個走了。很多年輕人都想著，做白領穿梭在水泥森林是一件體面的事兒；而做農活，卻不那麼體面嗎？
早在17歲入行之前，孫建龍也曾有那樣的想法。他婉拒過父親的邀約，希望能做一些“體面”的工作。13年過去了，如今他已經是可以西裝革履種田的“新農人”。這份轉變，除了堅持二字，還需要花費不同的巧思。
花大錢買無人機來種田；在200多種大米里花3年培育出一種好米；用糧票形式吸引周邊農戶……。80後孫建龍種田，已然和他的父輩截然不同。他的這個關於大米和創富的故事，我來慢慢說給你聽。
1
這是一個普通的夏日早上，6點不到，整個原野還在沉睡。蛙鳴和蟬鳴交相輝映，空氣中瀰漫著一股子陽光曝曬後的清新。孫建龍和幾名農機手一起，早早醒來，跳上裝甲車一樣的收割機，出發了。
他們即將前往的，是整個尹家圩糧油植保農機專業合作社的3350畝水稻田。而在幾年前，這些稻田還長滿了雜草。在魚米之鄉湖州，經濟富裕，很多人不願意種田，轉而做生意開廠子，那樣的工作又體面來錢又快。
這種想法，年輕時的孫建龍也有過。那是13年前，2006年。17歲的孫建龍離開校園去闖蕩。最開始做的是建築工作。家裡的親朋好友包括父親一直喊他回家幫忙種田，他一直沒答應。腳下沾滿泥土，渾身被汗水浸透，這樣的農民身份，對一個初出茅廬的年輕人來說，是不體面的。
但一次偶然機會，他接觸到了家裡的農用機。這些龐然大物似乎和這個少年有著天生的聯繫，孫建龍爬上農機就會開，一下子就產生了巨大的興趣。有些命運的意味，因為對農機的熱愛，孫建龍來到了父親的這片農田，成為村裡成為村裡唯一一名幹農活的“85後”。
孫建龍愛農機，就像很多男孩子喜歡車一樣。他天生和這些龐然大物親近，會開業會修，很快就成了箇中高手。孫家父親一直以來主要以農用機的賺錢，孫建龍的愛好也在於此。但漸漸地，他發現村裡的荒地越來越多，沒人種田實在是可惜。從原先家裡的100畝土地，到後面的3000多畝土地，孫建龍和父親成立了合作社，提出把村裡的閒置土地流轉出來種植糧食。
土地是農民的根，一聽到這個信兒，自然有村民不答應。除了軟磨硬泡三、四年，這位85後小夥子想出的新點子也起了大作用。孫建龍想出了用“米票”形式來支付土地流轉費的辦，——每畝土地按每年380斤大米的實物量為標準，農戶憑“米票”可以隨時向合作社領取大米。吃米有了保障，又不需要自己種田，這種好事兒放在誰身上都開心。1400多名村民漸漸答應把土地流轉給孫家，這3000多畝的地也就有了。
奇怪的是，流轉的土地越來越多，合作社常年僱傭的工人卻越來越少。2010年，合作社有1500畝土地，需要常年僱工25人，而現在只要常年僱工9人，就能把3350畝稻穀從一粒種子變成品牌大米。
孫建龍的秘密，就在於他熱愛的農用機上。“我接爸爸的班，但和他幹法不一樣，”孫建龍說，這背後的秘密，就是大院裡那100多臺農用機。與父輩們“背朝黃土面朝天”的一味“苦幹”不同，孫建龍加大了“機器換人”的步伐。拖拉機、插秧機、收割機……合作社從育秧到播種，從管理到收割，從烘乾到深加工，實現了全程機械化。當然了，這合作社裡現有的100多臺（套）農機設備他不僅會用，還會維修。
“賺點錢就買、賺點錢就買，”孫梅金說，家裡沒花過大錢，看兒子不斷往農機上“砸錢”，他心裡嘀咕：兒子是不是染上了亂花錢的壞毛病？現在，他卻豎起大拇指：以施肥為例，機械化操作後，每人每天的施肥面積由10畝變成400畝，人工成本大大降低。不僅如此，機械標準化操作種出來的糧食質量高，一到秋收，合作社大門外蜿蜒排著各地牌照的小汽，後備箱裡裝滿剛買的大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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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用機買著不便宜，但孫建龍心裡卻又另外一筆賬。湖州本地人工費很高，以短工為例，2013年時的人工已經達到了120元一天（如今更是漲到了150元一天）。而購買農用機，一次投入，回報卻不小。孫建龍家院子裡的100多臺農用機，除了自家用，也開出去給別人用。這個農機團隊每年能給他帶來的收入，比起種糧來也不算少。
在外人看來，買農機可能不算瘋狂，但開無人機種田，算是件“突破邊界”的事兒。
種糧之餘，孫建龍也沒有忘記學習新技術，提升自己的文化水平。通過在全國首家農民大學——湖州農民學院深造，孫建龍不僅拿到了大專文憑，還和父親一起成為了湖州市首批新型職業農民。出生於1989年的他是當時培訓班裡唯一一個“80後”學員。
也是在某一次培訓課上，孫建龍接觸到了無人機植保的概念。彼時，他正在為人工費用越來越高而犯愁，如果買一臺無人機來撒一畝農藥，相當於10個工人同時工作的量。這筆買賣，看上去並不虧。
那是2014年，湖州當地還沒有植保無人機售賣，孫建龍跑到江蘇無錫花了25萬元買了第一臺無人機。家裡的老爹自然有疑問，這麼多錢買臺“飛機”，靠譜嗎？其實說起來，孫建龍心裡也不確定。因為無人機的承重量有限，這就意味著每次飛行無人機裝載的農藥濃度會比較高。這樣高濃度的農藥快速打在植物表面，是不是會起什麼反作用？當時的種糧大戶都在觀望，但孫建龍還是毅然決然地買了回來。
2014年，他首次操作無人機進行植保作業，是浙江省內第一個“開飛機”種田的農民。售賣方只是教會了孫建龍如何操控無人機，但後續的農藥的濃度，無人機的控制等等，都是他慢慢摸索出來。一架無人機一個飛行可以打農藥300-400畝，抵10個熟練人工，從2014年的摸索到2015年的全面替換，孫建龍只用了一年時間。2016年，他和朋友一起成立了無人機植保團隊，不僅給自家的農田使用無人機，也“飛出”湖州，給遠在外地的農戶們進行無人機植保。如今，孫建龍的農機植保團隊一年的盈利在100萬元左右，淨利潤達到40萬元。
埋頭種田已經是過去式，機器換人的時代洶湧而來，如今，合作社從育秧到播種，從管理到收割，從烘乾到深加工，實現了全程機械化。常年僱工從成立之初的25人，減少到目前的9人。這筆經濟賬，孫建龍沒有虧。
孫建龍的朋友中，幹農業的都在50歲以上，誠然，年輕人不願意當農民，多半是覺得農民這份工作不夠體面，“合作社以前招過會計，不用下地幹活，待在辦公室就行。曾經有本科畢業生來過，待了不久又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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孫建龍種田，一直用著巧辦法。農活幹著累，賣糧食也賺不了多少錢，如何最大限度提升一粒米的價值？2016年，孫建龍為合作社的大米註冊了“尹農”牌商標。這一產品進入了湖州市內各大超市，價格也從原來的每公斤5元提升到7元。他自創的農機“點播技術”使得原本每畝7斤的糧種使用量降到2斤左右，控制了生產成本，提升了經濟效益。
注重優質大米的培養，是孫建龍種糧的另一訣竅。他有一片試驗田，在田裡種著各種大米。大米的培育是一個慢工出細活的過程，一般來說，一種大米種幾分地，等收割後來嚐嚐口感。再把口感不錯的大米挑出來，繼續播種，等到3年以後，一直優勢穩定的大米，才會被選擇成為“優質”大米，大面積來播種。孫建龍的投入，不可謂不大。
孫建龍做實驗，也作出了名聲。他海與浙江大學、浙江省農科院等高校院所的專家結成對子，在合作社基地特地規劃了近百畝的試驗田，用於新品種試驗。通過試驗、觀察、記錄，不僅掌握了第一手資料，也為湖州大面積推廣優質高產水稻新品種作出了貢獻。他的合作社承接了500多個品種試驗，其中每畝900千克的高產田品種“甬優538”就出自這片試驗田。
但對品質的堅持，是他的底線。此外，他也注重生態循環農業模式的運用，說白了，就是他的田裡沒有廢棄物。湖州出產胡羊，羊肉鮮美，這排洩物可不美。孫建龍就和附近的湖羊養殖基地達成合作，將水稻秸稈打包後用作湖羊的飼料，換來羊糞作為肥田的有機肥料，實現了“秸稈—羊糞”的循環種養模式。用天然肥料種出來的大米，口感也就更棒了。除了在湖羊上打主意，孫建龍也嘗試著稻米和魚一起，或者稻米和鱉一起養殖的方式，把一畝水田的經濟效益，發揮到極致。
因為對自家稻米品質的追求，孫建龍家的米不愁賣。主要渠道就是走進湖州當地的商超，一年的營銷額在1000萬元左右。
而說起互聯網，孫建龍也不是沒想過。他提起一樁趣事，有一位他的好友，專門做蚊帳生意，也想去互聯網上銷售。而這手機app的廣告位啊、搜索排序啊、關鍵詞啊……一系列都有著大門道。這位朋友前前後後砸了將近3千萬元，才把這網店扭虧為盈。也有自稱是互聯網運營的工作人員主動聯繫過他，開價都不算低。但是蚊帳輕便，物流不是大問題，即使孫建龍願意投入幾千萬在前期維護上，卻也擋不住大米的物流費用逆天。
因此，孫建龍的大米銷售，仍在走線下渠道。他也會去全國的展銷會推銷自家大米，如果是回頭客，就去他家的網店購買。但這互聯網銷售一塊，可能並不是那麼適合大米銷售。
這3000多畝水田，一千多萬的流水，孫建龍每年的收益幾何呢？說起來，做農業的回報率並不算高，他的淨利潤可能只在100萬元左右。也有不少朋友同學勸孫建龍別幹了，一起開廠子賺錢，孫建龍問的卻是“這些地誰來種？”
這份堅持，從17歲到30歲，一直沒有變。
記者手記
原以為去孫建龍的農田裡，會沾滿一身的泥土，事實上更多的風和陽光，這裡比城裡更美。孫建龍的農田裡，藏著許多秘密。他的水田裡或許養著美味的魚蝦，或許有高科技的“滅蚊燈”生態環保。這一場與農田的邂逅，也實實在在改變了我對“農民”的看法。
和很多農創客不同，孫建龍的學歷並不算高，而且他直面的是“一產”。這就意味著他需要像一個農民一樣辛苦，同時承受著微薄的利潤。我見到的孫建龍，已經過了迷茫期，他對這片土地愛得深沉，也願意為這片土地奉獻青春。
而一個問題一直縈繞著我，為什麼那麼多大學生打著回鄉的口號，卻無法堅持下去？難道做一個農民和做一位白領，真的是有著“體面”與否的差距。
如果非要比較，那能種出美味大米的農民孫建龍，成就感和價值感應該比不少在格子間的白領高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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