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一个社会体系而言，只要有私人财富的存在，就必须应对贫富不均的问题。相应的解决方案古已有之，便是慈善和公益事业的起源。
一方面，扶弱济贫是世界性的传统美德，比如西方《圣经》里说，“富人进天堂比骆驼穿过针眼还难”，鼓励富人多做善事，不要把钱带进坟墓；中国也有因果报应之说，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另一方面，则是如何将私人财富转化为社会福祉，推动整个社会进步与发展的专业问题。
对于一个人口巨大、幅员辽阔、发展极不均衡的大国而言，需要符合中国特色的公益和慈善模式，以此确保整个社会的和谐与稳定。资中筠先生的《财富的责任与资本主义演变》便是通过分析美国百年公益事业的发展，探讨了财富传承的专业性问题，很有借鉴意义。
以新教徒文化为底层伦理共识的美国，在商业和公益慈善领域都有很大的热情，商人是上帝财富的管理者，让财富增值是基本的职责，而如何将创造出的财富更好的应用于整体社会的发展，美国的巨富阶层已经进行了几代人的努力——建大学、建医院、资助专项研究、改善基础设施……进而到建立起相应的模式，帮助真正有需要的群体获得实质上的改善。书中全面梳理了各个基金会的发展历程，从中最直观的感受是：把钱花好事实上比赚钱更难。而在公益慈善领域，把钱花好不止是更有意义，也需要更长远的眼光和开放协作的心态，从整个社会系统层面进行考量，这对认知和执行都是巨大的挑战。
这方面，无论是老一辈的洛克菲勒、福特，中生代的比尔盖茨、巴菲特，还是财富新秀如扎克伯格等等，都在很多场合提到了从事公益事业所遭遇的前所未有的挑战，但也正是这样一批人的榜样作用，带动了一种让社会变得更好的趋势。能力越大，责任越大，财富的合理再分配结合了公益属性，对财富创造者本身也能带来影响力和形象改善方面的价值，这又构成了另一种公平。
就像巴菲特所言：在当前的经济制度中，一个在战场上冒生命危险救了战友生命的士兵，所获得的奖励是一枚勋章；一名培养出无数优秀人才的了不起的老师，获得的奖励是家长的致谢信；而一个只不过发现一些证券的定价不当的人，获得的却是数以亿计的财富（就是他本人），这种不公平的状态需要改变，所以他将自己99%的财富投入到了公益事业中。这段话并不是标榜那些富豪们的品质，而是提供一个更高的视角——倘若一个社会的财富不均被不断拉大，一些极其必要但无法保证收益的事业就会少人问津，诸如士兵、老师、医生、公共服务提供者等就会因为得不到保障而产生质量和数量的下滑，进而极有可能引发发展的停滞与社会环境的动荡。社会需要发展，更需要相应的平准机制，而这种机制往往需要政府和市场之外的第三部门来建立。就此而言，投入和参与公益事业本身所仰赖的不止是道德品质，而是一种基于社会、人类共同体的大局观，这种大局观是我们每个人都需要学习的。
两百多年以来的资本主义革命，让整个社会价值创造的效率有了几何级的提升，但效率更多关注在当下，更要兼顾关注长远的效果意识。一个社会的和谐稳定需要来自政府的支持，需要依靠市场的效能，但在政府无力、市场失灵的很多领域，就特别需要公益组织、慈善组织等等的第三部门来保障整个社会的和谐稳定。从美国公益事业的发展历程和现阶段的规模中可以看到：美国公益从业人数占全国总就业人口超过10%，基金会产值占全国GDP2.5%以上，这支力量保障了美国社会总体上的和谐稳定，也是“美国价值观”输出的主要推手。
相较之下，我国在公益和慈善领域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既包括认知方面普遍将公益和慈善归为道德品质的阻碍，又有各种不规范不合理问题，但看过了美国公益的发展史就能明白，这都是必须踩的坑。事实上，自2008年汶川地震让民间组织体现出巨大的动员能力之后，中国的公益慈善事业也进入了高速发展的阶段，各个领域的精英人士纷纷投入其中，也都有了各种各样的显著成就。政策层面上，2016年开始实施的《慈善法》也对这一领域的规范性提供了保障，结合市场化运作和商业模式，基于科技向善的理念，使得中国的公益慈善事业正处于一个欣欣向荣的状态中。当然，国情不同、环境不同、背景不同，中国的复杂环境产生了更多独特的社会问题，需要更多应用层面上的解决方案， 这种“从问题出发”的思考方式应当作为本土化公益慈善事业的起点——这就是读书之外的一些思考了：较之于美国更多“自上而下”的公益慈善体系，中国从实际现象和问题出发的“自下而上”的公益慈善体系何尝不会创造一种新的可能？这已经我正在实践的方向了。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借鉴美国公益的发展历程，更可以想想如何在中国走出不同的道路。作为一本偏学术著作，可以看出资中筠老师详严谨的态度和对中国公益慈善事业的期望，而具体的行动则是我们这一代人所必须肩负的责任。
任重道远，道阻且长，但历史已经确立了方向，那就出发吧！走出属于自己的道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