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於一個社會體系而言，只要有私人財富的存在，就必須應對貧富不均的問題。相應的解決方案古已有之，便是慈善和公益事業的起源。
一方面，扶弱濟貧是世界性的傳統美德，比如西方《聖經》裡說，“富人進天堂比駱駝穿過針眼還難”，鼓勵富人多做善事，不要把錢帶進墳墓；中國也有因果報應之說，善有善報惡有惡報；另一方面，則是如何將私人財富轉化為社會福祉，推動整個社會進步與發展的專業問題。
對於一個人口巨大、幅員遼闊、發展極不均衡的大國而言，需要符合中國特色的公益和慈善模式，以此確保整個社會的和諧與穩定。資中筠先生的《財富的責任與資本主義演變》便是通過分析美國百年公益事業的發展，探討了財富傳承的專業性問題，很有借鑑意義。
以新教徒文化為底層倫理共識的美國，在商業和公益慈善領域都有很大的熱情，商人是上帝財富的管理者，讓財富增值是基本的職責，而如何將創造出的財富更好的應用於整體社會的發展，美國的鉅富階層已經進行了幾代人的努力——建大學、建醫院、資助專項研究、改善基礎設施……進而到建立起相應的模式，幫助真正有需要的群體獲得實質上的改善。書中全面梳理了各個基金會的發展歷程，從中最直觀的感受是：把錢花好事實上比賺錢更難。而在公益慈善領域，把錢花好不止是更有意義，也需要更長遠的眼光和開放協作的心態，從整個社會系統層面進行考量，這對認知和執行都是巨大的挑戰。
這方面，無論是老一輩的洛克菲勒、福特，中生代的比爾蓋茨、巴菲特，還是財富新秀如扎克伯格等等，都在很多場合提到了從事公益事業所遭遇的前所未有的挑戰，但也正是這樣一批人的榜樣作用，帶動了一種讓社會變得更好的趨勢。能力越大，責任越大，財富的合理再分配結合了公益屬性，對財富創造者本身也能帶來影響力和形象改善方面的價值，這又構成了另一種公平。
就像巴菲特所言：在當前的經濟制度中，一個在戰場上冒生命危險救了戰友生命的士兵，所獲得的獎勵是一枚勳章；一名培養出無數優秀人才的了不起的老師，獲得的獎勵是家長的致謝信；而一個只不過發現一些證券的定價不當的人，獲得的卻是數以億計的財富（就是他本人），這種不公平的狀態需要改變，所以他將自己99%的財富投入到了公益事業中。這段話並不是標榜那些富豪們的品質，而是提供一個更高的視角——倘若一個社會的財富不均被不斷拉大，一些極其必要但無法保證收益的事業就會少人問津，諸如士兵、老師、醫生、公共服務提供者等就會因為得不到保障而產生質量和數量的下滑，進而極有可能引發發展的停滯與社會環境的動盪。社會需要發展，更需要相應的平準機制，而這種機制往往需要政府和市場之外的第三部門來建立。就此而言，投入和參與公益事業本身所仰賴的不止是道德品質，而是一種基於社會、人類共同體的大局觀，這種大局觀是我們每個人都需要學習的。
兩百多年以來的資本主義革命，讓整個社會價值創造的效率有了幾何級的提升，但效率更多關注在當下，更要兼顧關注長遠的效果意識。一個社會的和諧穩定需要來自政府的支持，需要依靠市場的效能，但在政府無力、市場失靈的很多領域，就特別需要公益組織、慈善組織等等的第三部門來保障整個社會的和諧穩定。從美國公益事業的發展歷程和現階段的規模中可以看到：美國公益從業人數佔全國總就業人口超過10%，基金會產值佔全國GDP2.5%以上，這支力量保障了美國社會總體上的和諧穩定，也是“美國價值觀”輸出的主要推手。
相較之下，我國在公益和慈善領域還有很大的提升空間，既包括認知方面普遍將公益和慈善歸為道德品質的阻礙，又有各種不規範不合理問題，但看過了美國公益的發展史就能明白，這都是必須踩的坑。事實上，自2008年汶川地震讓民間組織體現出巨大的動員能力之後，中國的公益慈善事業也進入了高速發展的階段，各個領域的精英人士紛紛投入其中，也都有了各種各樣的顯著成就。政策層面上，2016年開始實施的《慈善法》也對這一領域的規範性提供了保障，結合市場化運作和商業模式，基於科技向善的理念，使得中國的公益慈善事業正處於一個欣欣向榮的狀態中。當然，國情不同、環境不同、背景不同，中國的複雜環境產生了更多獨特的社會問題，需要更多應用層面上的解決方案， 這種“從問題出發”的思考方式應當作為本土化公益慈善事業的起點——這就是讀書之外的一些思考了：較之於美國更多“自上而下”的公益慈善體系，中國從實際現象和問題出發的“自下而上”的公益慈善體系何嘗不會創造一種新的可能？這已經我正在實踐的方向了。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借鑑美國公益的發展歷程，更可以想想如何在中國走出不同的道路。作為一本偏學術著作，可以看出資中筠老師詳嚴謹的態度和對中國公益慈善事業的期望，而具體的行動則是我們這一代人所必須肩負的責任。
任重道遠，道阻且長，但歷史已經確立了方向，那就出發吧！走出屬於自己的道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