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個世紀印度的文明蒼穹曾出現了兩個煥發出舉世奪目光輝的太陽，一個是聖雄甘地，一個是泰戈爾。
（左泰戈爾，右聖雄甘地，兩人為一生摯友）
聖雄甘地是印度非暴力不合作運動領袖，一生致力於印度民族解放鬥爭，是印度人心目中尊崇的國父；泰戈爾則是印度閃耀於世界文壇的璀璨明星，終生為印度獨立刀耕筆耘，為人類自由高歌鼓舞，是東方世界第一位文學諾貝爾。
泰戈爾的詩文富含哲學與靈性，追求思想的美輪美奐與自由，是典型的“烏托邦”文學裡被捧上神壇的大家。
比如：
“世界以痛吻我，要我報之以歌。”
“生如夏花之絢爛，死如秋葉之靜美。”
“鳥翼上繫上了黃金，這鳥便永不能再在天上翱翔了。”
等詩句讀來皆如玉石鏘脆之聲，滌盪心靈，令人手不釋卷，但細琢磨，終究是美到滿滿乃至極致的妖氣，如鏡花水月，並不實在。
19世紀40年代，以英法為代表的西方國家率先完成了工業革命，用艦船大炮轟開了中國封建了三千多年腐朽沒落的大門，中國從此淪為半殖民半封建國度。
辛亥革命後，為應對東方三千年未遇之大變局，重整東方雄獅之風，擺脫半殖民任人宰割的困境，民國中華大地上湧現了一大批旨在喚醒百姓麻木不仁與未受先進思想與文化洗滌內心的文學先驅與領袖。
1915年陳獨秀率先掀開了“新文化運動”的序幕，陸續加入運動陣營的有李大釗、魯迅、胡適、蔡元培與錢玄同等，提出“反孔教、反文言、抵制儒家學派”等打擊2000多年傳統禮教的文化革新與文學革命思想。
（陳獨秀與新文化運動領袖們）
陳獨秀在主編的《青年雜誌》宣揚人們要民主與科學，呼籲人們要做壯士斷腕，與過去的封建腐朽教條與思想一刀兩斷。
彼時的陳獨秀，不僅是新文化運動的領袖，更是文人思想的風向標。
1915年9月15日，為了爭取更多受眾，更大影響力地提倡新文化思想，陳獨秀在《青年雜誌》中以一篇《敬告青年》的文章，翻譯了印度詩人泰戈爾的詩文，並說泰戈爾是“印度當代之詩人，提倡東洋之精神文明者也！”
（陳獨秀與其所創《青年雜誌》）
對泰戈爾文學與思想之推崇溢於言表。
而彼時，泰戈爾早已於1913年憑藉詩集《吉檀迦利》成為亞洲第一位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東方人。
1913年獲得諾獎後的泰戈爾成為東方舉世矚目的大文豪，卻並不為消息淤塞、文化思想頗為落後的國人所知，僅在少數報紙簡單刊載。
作為新文化運動的大纛，陳獨秀主編的《青年週刊》影響力無疑是巨大的，在第一次切實地帶領大家認識了泰戈爾作品與其思想後，後陸續有鄭振鐸翻譯了泰戈爾的《新月集》和《飛鳥集》，冰心翻譯了《園丁集》和《吉檀迦利》，連郭沫若在1917年也翻譯了《泰戈爾詩選》。泰戈爾作品與思想迅速在國內掀起一股前所未有的熱潮，無數文人墨客無不對其推崇備至，將其推上須仰望可見的神壇。
1924年，被國人稱為“學界泰斗，世人楷模”的梁啟超與蔡元培先生以“北京講學社”的名義聯名邀請東方文化巨匠泰戈爾赴華講學。
“北京講學社”是梁啟超攜手蔡元培、林新民和張元濟在1920年所創，旨在將當代高尚精粹之學說隨時介紹於國中，使國民思想發揚健實。擬遞年延聘各國最著名之專門學者巡迴講演。
（梁啟超所擬“北京講學社”會章初稿）
一時之間，泰戈爾將訪華講學的消息不脛而走，迅速席捲大江南北，各界名流與文學青年無不翹首以盼文豪的到來。
1924年4月12日，東方文化巨匠泰戈爾渡輪宛如濟世的諾亞方舟緩緩駛進上海匯山碼頭,當這位64歲的老人踏上他無數次夢中神往已久的古老東方土地的那一刻，眼前突然出現了一位氣質絕佳的女子滿含微笑手捧鮮花送來了滿心的歡喜與熱情，抬眼一看，還有50多位衣著打扮俱是文人名流裝束的人們兩列排隊歡迎自己的到來，泰戈爾既感且喜。
（1924年4月12日泰戈爾抵滬留影）
那個少女便是林徽因，同行的人中有其父林新民，梁啟超梁思成父子、胡適、青年詩人徐志摩與凌叔華等。
當時由徐志摩與林徽因這一對當代青年文學的金童玉女擔當泰戈爾的翻譯，全程陪伴照料泰戈爾的訪華行程。
次日《晨報》這樣刊載：
“午後2時，即有無數男女學生驅車或步行入壇，絡繹不絕，沿途十分擁擠……有二三千人之多。”
泰戈爾首次訪華場面，可謂盛大，這個東方國度給足了迎接他該有的尊重與熱情。
然而，一邊是絕大多數人對泰戈爾到來載歌載舞地慶祝，另一邊卻是極少數人對泰戈爾訪華擠眉弄眼的刁難與苛責，其中竟包括第一個讓國人開眼看泰戈爾的陳獨秀。
同時，郭沫若、魯迅等亦是對其訪華不甚感冒乃至冷眼相向。
1924年5月7日，國內詩人學者們在北京為泰戈爾舉行了盛大的生日宴會，既是為泰戈爾訪華接風，亦是慶賀其64歲壽誕，邀請了不少文化界名流，比如梁啟超、梅蘭芳、張群勵等，其中“個性獨立，猛獸獨行”的魯迅先生也趕來了。
（猛獸獨行周樹人）
當時主持壽宴的是大才子胡適，為了讓宴會盡可能隆重，宴會之前大家還排練了泰戈爾的詩劇《齊德拉》。
原本一切都一派和諧其樂融融，但結果後來此次宴會卻不大歡喜。
原本魯迅並不太感冒泰戈爾訪華國內文人對其過度熱情的追捧與諂媚，宴會亦是本著文化交流禮貌應邀，但坐下後卻如坐針氈，一刻也忍不了。
宴會前，安排泰戈爾演講，泰戈爾還未露面，大家在講臺備上一張古琴，焚有一爐香，左有林長民作侍童模樣，右有徐志摩頭戴印度帽似泰傭，再看臺上臺下大家對泰戈爾的討論與讚美，把他說得好像活神仙一樣。
神仙降臨，凡人怎能不離去？！
魯迅怒喝一聲“一塌糊塗！”，拂袖而去！
宴會當場鴉雀無聲，留下了滿滿的尷尬，目送著這位東方另一位文化巨匠的憤然離席，剩下的戲，還該怎麼唱下去呢？！
有了魯迅的拂袖，人群中開始有了不一樣的聲音，漸漸的，冷眼者有了，倒喝者也有了，甚至憤然離席者也陸續有了。
後來魯迅在1934年寫有《罵殺與捧殺》說：“ 說得他好像活神仙一樣，於是我們的地上的青年們失望，離開了。神仙和凡人，怎能不離開？”
算是為10年前的那場鬧劇做了說明。
原本魯迅亦是認為泰戈爾訪華會有什麼高粹的言論能夠助中華思想與文學開化這才應邀赴宴，沒成想來了卻是看到我們的文化名流與領袖們在拜神諂媚，當真咄咄怪事。
魯迅拂袖而去，針對的並非泰戈爾本人，亦未有對其文學與思想有半點不尊重讚賞之處，他只是看不慣“文人們拜神”，原本壽宴、排戲，也算是文化名流裡的風雅之事，可讓素來“務實”的新文化運動的標杆魯迅跟著拜神，那便過分了，魯迅能不拂袖而去？！
除魯迅之外，原本陳獨秀是對泰戈爾訪華最不友好者，早在1924年4月18日，陳獨秀便以筆名“實庵”在《中國青年》雜誌發表了《太戈爾與東方文化》，激言抨擊了泰戈爾本人及其思想裡所深種的東方糟粕落後思想。
後來陳獨秀應該也是不知道從哪聽到了“泰戈爾壽宴拜神”一事，開始了歇斯底里對泰戈爾的抨擊與指責。
（青年時期陳獨秀）
原本泰戈爾每行至一地，便會作即興演講，陳獨秀風聞其言論多了，便直接總結出了一些泰戈爾思想的暗毒，在其抨擊的文章中有一篇極為激進不友好——《泰戈爾是一個什麼東西！》，這篇文章裡，陳獨秀矛盾直指泰戈爾：
“請不必多放莠言亂我思想界！泰戈爾！謝謝你罷，中國老少人妖己經多的不得了呵。”
矛頭直指泰戈爾東方傳統觀念裡“尊君抑民，尊男抑女”的思想，只差沒直說泰戈爾是人妖。（古代女子受封建壓抑，僅如裹腳者便令人人鬼不像，慘不忍睹。）
前有魯迅在壽宴上的搶眼表現，後有陳獨秀對泰戈爾言論與思想的口誅筆伐，泰戈爾訪華的演講，一場不如一場，每每演講都有鬧事、倒喝乃至站於桌上拋撒“倒泰”傳單者，泰戈爾首次訪華，終究是乘興而來，敗興而歸，在華剩下來遊玩的每一個地方，在泰戈爾眼裡卻成為了傷心之地。
在泰戈爾不得不走的那一天，徐志摩按照中國傳統“十八里相送”泰戈爾到日本，問泰戈爾：“您有什麼落在了中國麼？”
這位老人淚眼婆娑說：“我把心留在了中國。”
（徐志摩與泰戈爾）
而今我們回顧發現，除卻泰戈爾本人傳統東方思想存在一定糟粕外，其訪華的時機也不太對。
1924年，“五四運動”的風暴席捲著一切陳腐觀念、舊有權威與傳統思想，在這個風口浪尖，泰戈爾首次訪華的結果可想而知。
（五四運動彩圖）
原本1915年，陳獨秀尚在第二期的《新青年》上發表了其翻譯的泰戈爾的詩作《讚歌》，起碼彼時在詩歌領域上陳對泰戈爾還是讚賞的，可時間延伸到1924年，其間經歷了以“新文化運動”為爆炸原熱的文化與思想變革和席捲大江南北的“五四運動”，社會思潮大變，人們已經認識到“高歌讚美”與“之乎者也”並不能改變中國人的命運，泰戈爾自然而然便成了運動核心被批判的那個原罪。
結言
這位老人雖然首次訪華與我們有這樣那樣的磕絆，但說到底也是天不與他事與願違的不作美之事，“拜神”並非他所願，訪華時機不對亦非其所知，其思想與作品固然存在東方傳統的糟粕觀念，卻也帶給了中國一代又一代人以鼓舞高歌與對生活與命運的美好抗爭，其本人也曾在1881年寫下《死亡的貿易》一文，強烈地譴責英國向中國傾銷鴉片、毒害中國人民的罪行，1916年，他又在日本發表談話，抨擊日本軍國主義侵略中國的醜惡行為。就那個時代來說，無論如何，都是我們對這位老人待客不周，欠他一份至誠的道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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