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賢良”:一生“歷典八州、行程萬里”,被後世譽為官員楷模


“蘇賢良”:一生“歷典八州、行程萬里”,被後世譽為官員楷模

蘇軾(1037年1月8日—1101年8月24日),字子瞻,又字和仲,號東坡居士,世稱蘇東坡、蘇仙。北宋眉州眉山(今屬四川省眉山市)人,祖籍河北欒城,北宋著名文學家、書法家、畫家。蘇軾初入仕途任大理評事籤書鳳翔府節度判官廳公事,他一生“歷典八州、行程萬里”,被後世譽為官員楷模。

在全國文化先進縣、陝西省歷史文化名城鳳翔縣,蘇軾的名氣就如同這座先秦古都一樣響亮。宋仁宗嘉佑六年(公元1061)年底,剛滿26歲的蘇軾初入仕途,以大理評事籤書的京官身份到鳳翔府任判官。此後三年間,他在鳳翔府大刀闊斧改革“衙前之役”,推行“官榷與民”,正法令、免積欠,其勤政愛民的情懷深受百姓愛戴,被譽為“蘇賢良”。

蘇軾一生雖然仕途坎坷,但他始終懷有一顆心繫黎民百姓和家國天下的赤誠之心。這一點從他初涉官場就表現的淋漓盡致。作為鳳翔府的“秘書長”,蘇軾掌管五曹(兵、吏、刑、水、工)文書。剛到鳳翔,他就深入民間體察民情。當地百姓有苦難言的“衙前之役”令他深受觸動。鳳翔盛產木材,朝廷每年令百姓將木頭編為木筏、裝滿貨物自渭河順黃河而下、經三門峽天險運往京城作為皇家建造之用,而後又將各種軍糧沿河流逆行送到前線。因官府每年規定的押運時間恰逢黃河汛期,加之衙前役不一定是駕船熟手,所以翻船事故經常發生,大多數差戶傾家蕩產、家破人亡,而官府卻墨守成規、毫不變通。於是,蘇軾給宰相韓琦上書《上韓 魏公論場務書》曰:“見民之所最畏者,莫若衙前之役”,建議“訪其利害,為修衙規,使自擇水工,以時進止。”得到批准。之後官府准許衙吏們自選熟練水手、擇時完成運輸任務,災害減少了一半以上,大大減輕了百姓負擔。

“衙前之役”的改革成功不僅讓蘇軾贏得了當地百姓的愛戴,也讓他更加堅定了從百姓需求出發、改革為民的信心。在鳳翔府掌管理欠,為朝廷催糧催款催稅時,他發現積欠百姓大多都有悲慘的遭遇,有的押送竹木不幸被洪水沖走了,有的保管的糧食布帛發黴了,按照規定這些損失都要由他們賠償,但小民怎能賠得起。朝廷對這些百姓本來施恩予以赦免,可一些貪官汙吏卻罔顧法度,將朝廷的赦免法令改為金錢赦免,趁機敲詐勒索,沒錢的繼續坐牢。這件事令蘇軾十分氣憤,他在《上蔡省主論放欠書》中說:“今詔書具已許之,而三司之曹吏獨不許,是猶可忍耶? ”並要求“至今苟無隱欺者,一切除免”。蘇軾遂行仁政,減免勞役,又查點各處牢獄,放了許多含冤的百姓,使那些欠債之人“皆得歸,安其藜糗,養其老幼,日晏而起,吏不至門”。蘇軾為國正法度、為民免積欠,百姓們都大呼蘇軾為“蘇賢良”“蘇青天”。

從小接受儒家民本思想薰陶的蘇軾一直信奉“民為重、君為輕、社稷次之”。在鳳翔府任上,蘇軾發現,朝廷為了保證稅收,對酒、茶、鹽、木、礬等主要經濟商品實行官府專賣、統一配售,嚴禁民間私營,稱為官榷。該項稅收從宋初的約400萬貫,到宋仁宗年間已增至2000萬貫,致使民間經濟疲軟、商業收稅降低。加之陝西一帶的百姓經過元昊叛亂本已元氣大傷,苛捐雜稅、徭役負擔又甚重,百姓生活十分困苦。面對此情此景,蘇軾再次上書朝廷,指出官榷的危害“使民日益困窮而無告,朝廷數十年以來取之無術、用之無度,是以民日困、官日貧…… ”為了國家的長治久安,他主張官榷“盡以予民”,把茶、酒、鹽等生活必需品由官賣變為民賣,限制官府的專利、壟斷,使百姓收入日漸增加。後來的實踐證明,這樣做雖然使官府失去了一些利潤和稅收,但卻極大地活躍了民間經濟,隨著坐賈和行商的發展,官府的交易稅收不斷增加,總收入不降反增,從而實現了朝廷創收和百姓福祉的雙贏。

不僅如此,在鳳翔府為官期間,蘇軾還查決訟案、減決囚犯、賑濟災荒、倡導發展酒業,辦了許多親民愛民的好事實事,並留下了西湖的姊妹湖東湖以及《喜雨亭記》《凌虛臺記》《鳳鳴驛記》《思治論》等千古名篇。在今天的鳳翔街頭,仍隨處可見蘇軾當年在鳳翔府任職期間官榷予民、公正司法、疏浚東湖、改善漕運、禮孔崇儒等典故版畫和人物鐫刻,形態迥異,風物相宜,精神照人,使觀者駐足猶聞當年蘇軾在鳳翔滿腔熱血心繫百姓的事蹟。

由關注民間疾苦到胸懷家國天下,在鳳翔府初仕的三年奠定了蘇軾一生的為政思想。雖然他一生宦海沉浮、幾經波折,終被變法所困,但他堅持從實際出發、實事求是的改革態度和一貫勤政愛民、改革為民的改革思想終其一生都未曾改變,深受後人景仰,成為後世為官者學習的榜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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