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几个月前，各种教育信息化设备还只是一些学校“中看不中用”的摆设，而疫情让教育者猛然意识到，它不仅是“中用”，甚至是必须要用的。无论是起初老师们的花式“翻车”，还是今天家长监管孩子学习的苦不堪言，都挡不住“传统教育融合新技术”的未来发展趋势。
据一家国内全行业领先的、面向中小学提供教育信息化平台服务的科技公司大数据显示，此次疫情期间，该平台上每日信息化应用人次5000万次+，活跃用户达到去年最高峰时期的 10 倍。
“得心应手”的，都是早已先行先试的
3月12日，由教育部学校规划建设发展中心批准，中国教育智库网（国家级教育智库平台）“未来智慧校园研究中心”在线上正式成立，北京一零一中学作为联合发起共建单位，校长陆云泉出任研究中心主任。两周多时间，包括中关村三小、衡水中学、上海徐汇中学等全国20省市、100多所学校加入研究中心，智慧君选取了一些联盟校成员进行了专访和调研。
疫情对于学校来说，像是一次大考，也像是一次警钟。
衡水中学校长郗会锁在接受采访时坦言：这次疫情给了我们很多启发和思考，比如线上课程，无论是录播还是直播都是老师讲得多，师生互动不够，另外我们也意识到自己积累的优秀课程资源还是太少，很多课程都是老师在疫情期间临时准备的。此前学校在信息技术应用上还是浅层次的，更多的是白板、PPT，互联网教学还不多见。
“这次疫情，就是让各个学校把此前教育信息化的成果拿出来展示的时间。”一位来自深圳的校长这样感慨。
在智慧君调研的几十所学校中，所有在疫情期间“得心应手”的，都是早已在教育信息化方面做了先行先试的。
保定师范附属学校在2017年参加了教育部学校规划建设发展中心“未来学校研究与实验计划”课题。3年来，学校在教育信息化方面已经做了不少尝试。如今初一年级24个教学班，有20个都在常态化使用平板电脑进行教学，平日里录制好的“微课”就是学生们课前预习资料，甚至教师们的党课也有时通过线上的方式进行。
疫情对于这所学校，其实并不能算是一次冲击。
但保师附校今天的游刃有余，其实也是被“逼”出来的。集团化办学之初，因为师资不足，校长王淑英唯有向市政府申请经费，最后才用双师课堂、校区集体网络备课等方式，缓解了燃眉之急。尽管今天学校的状态与她设想的，仍有不少差距。
王淑英用100万元的信息化建设经费，让9个校区实现了基本联通；上海某名校投入4000万元，正在大力推进学校信息化建设；深圳一所学校，更是斥资10亿元计划将学校推倒重建，2023年新校区投入使用；北京海淀区，首批科技应用场景建设项目中，唯一的教育场景在一零一中学落地，在网络可查的信息中，海淀区对单个项目的支持金额力度，最高可达到9位数。
相比这些学校的优势，多位深谙教育信息化建设的校长都表示：“几十万、几百万投入在一所学校里，对于教育信息化来说其实看不见什么东西”。或许这也是为什么海淀区决定集中力量在北京一零一中学实践智慧校园的原因。
但是，同样是巨资打造的教育信息化，为什么有的学校“得心应手”,绝大部分学校却会一直给人“中看，不中用”的印象？
斥巨资，却何来“不中用”？
“现在的技术主要还是用在了提高传统课堂的效率上，并不能说适应了未来教育的发展趋势。”北京四中原校长、现任北京金融街润泽学校总校长刘长铭一针见血地指出。
而在智慧君对几十所学校及企业的调研中发现，实际情况可能更糟，普遍存在三点问题：
第一，投入大、产出小，建设只是信息化设备的简单叠加，只重硬件环境建设，没有关注后续应用、培训，忽视了教育信息化的根本是为教育教学改革服务的。
第二，缺乏顶层设计，分散建设。由于技术发展快、缺少宏观整体层面的建设规划，学校往往分散建设，多套系统设备互不兼容，后续更新、维护等没人负责。
第三，信息化成了形式主义。项目看似“高大上”，却不接地气，部分产品只是披着“互联网+”的皮。例如明明可以让学生通过纸笔完成的作业，却要学生拍照上传教师手动批改；明明可以用PPT教学做展示的，却要用平板。不仅未能真正为学生减负增效，反而给师生增加了额外负担。
在信息化产品采购环节，各地情况也比较复杂。
例如一些教育主管部门简单地认为，教育信息化建设就是为学校添置教育信息化产品，将教育信息化突破发展寄希望于最先进的信息化产品，不了解信息化内涵。
其次，在信息化产品采购过程中，师生缺乏话语权，主管部门采购的，不一定是师生实际教学所需，不能解决教师所想、学生所问、家长所求的问题。
再者，校企双方难以同频也是一大难题。北京一所名校副校长告诉智慧君，企业所做的产品大多以技术为导向，学校需求无法满足，曾采购一家企业的服务，但双方交锋半年都难以磨合出一款合适的定制化产品。
“技术还是用来为教书育人服务的，如果不与教育内涵相融合，再先进也没有用。”面对教育信息化带来的种种问题，这是王淑英所坚持的理念。
为什么说“我们永远在路上”
那么若要完成总投入千万甚至过亿的智慧校园建设，如何才能确保少发生、不发生上述的尴尬？
北京一零一中学在智慧校园的设计之初，就做了很完整的顶层设计，也就是思考智慧校园到底都需要什么，对于一零一来说，搭建学习、教研、管理和评价平台，是他们的一项重要任务。一个好的顶层设计，能够很大程度上解决由于技术发展快、缺少区域层面建设规划，学校信息化设备建设分散等问题。
但对于很多学校而言，这也是最难的部分。
一位学校还处于图纸阶段的校长告诉智慧君，他参观了很多学校，却一直没有看到理想中的智慧校园形态，新学校在智慧校园建设方面的顶层设计，也迟迟没有做好。
事实上，建设智慧校园的过程很难“一锤定音”，因为技术总在发展。
作为教育信息化的排头兵，北京中关村三小校长刘可钦谈到，中关村三小的教育信息化建设大体可以分为三个阶段：一个数码学校、一个实体学校、一个云学校，最终实现三者的有机融合。这些已经写进了学校的发展纲要中。打造这所魔法学校6年来，校长刘可钦最大的感受就是：永远不可能完成你想要那样东西，教育信息化会永远在路上。
对于开展信息化建设，她提到了三个字：想、能、用。
想，就是要在信息化建设的角度上让想象力不断延展，也并不是让校长一个人思考，而是让老师尽情地设想Ta所需要的场景和支持。能，就是想象力能否实现，如果有些碍于经费或技术问题在短时间内难以落地的，就过一段时间再拿出来看。因为技术的发展，有可能今天的问题在一夜之间就能够被解决。用，就是要尽可能地提高信息技术应用率，在用的方面形成习惯，使它变成师生生活当中的一部分。
刘可钦说：对于当下而言，尽可能地想，但也要有效地用。
智慧校园建设正是“风起时”
如果说“逼”着保师附校向前迈进一大步的，是集团化办学的开始。那么“逼”着中国所有学校开始重视线上教育、重视教育信息化的，正是此次疫情。
赵江社2019年7月份由西安市教育局派往西藏进行3年援藏工作，目前在西藏阿里高级中学任校长。来到这里以后，他最大的苦恼就是学校网络问题，“100M，什么课也上不了”，在向教育局申请了经费以及一些朋友的帮助下，他希望今年五一前能将学校的网络问题解决好。
“不能因为网络不行，就让线上教育受到影响，将来的教育发展一定离不开线上。我希望在三年援藏结束后，学校的教育教学能够通过网络和全国的教育教学形成比较完善的链接。”赵江社很重视线上教育，他期待通过这种方式让藏区的孩子受到更好的教育，而不是每天纠结于放牦牛还是上学。
他的学校或许还不能被称为“智慧校园”，但疫情下，全国的学校都已经朝着一个方向开始了奔跑，这会是一条全新的笔直赛道。
至于智慧校园到底应该如何落地，在3月12日CAETT未来智慧校园研究中心的线上成立仪式上，陆云泉主任也再次强调了这一点，“在教学方式上，教师面临着比学生更大的挑战，因此我们需要对教师进行培养，去研究教师评价体系;对于学校来说，面对新的技术、新的社会，学校的基本管理也涉及到内核管理方式与现代化的问题，我们应该通过相互研讨，提高各自的教育教学质量，同时制定智慧教育的整体解决方案，以及智慧校园标准”。
中国教育智库联盟秘书长、未来智慧校园研究中心执行副主任安飞则认为，未来学校、未来智慧校园建设至少应该从四个维度推进，即学习空间重构、学习方式变革、组织形态创新，以及构建开放融合的学习生态。通过未来智慧校园建设，以大数据云平台为基石，实现教育教学环境数字化，实现闭环教学，这是大方向。而解决教育信息化设备的“常态化应用”问题，真正实现教育OMO模式，则是当务之急。
“无论你愿不愿意，都已经搭上了未来教育、未来学校这趟列车，这不是疫情下的选择，这是时代的选择。”
疫情给了很多早有准备的学校“弯道超车”的机会，疫情给了更多学校重新审视自己的机会，但疫情后，才真正会迎来教育变革的大机遇与大时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