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名片】郑家祥，男，1940年出生于成都。1960年毕业于成都电讯工程学院（电子科技大学前身）无线电技术系，曾赴英国伯明翰大学作访问学者。1988年8月起，郑教授先后任电子科技大学管理工程系（现经济与管理学院前身）系主任、管理学院院长、电子科技大学学位与学术委员会委员、MBA导师组组长等职。他是中国电子学会工业工程分会副主任委员，中国电子企业管理协会常务理事， 四川省电子学会管理工程专委会主任委员，四川省咨询业协会专家委员会委员。主要从事管理学理论与应用、现代工业工程、电子商品学、企业文化、组织行为学、战略管理、市场营销等教学与科研工作，并先后到日本及美国的高等学校、企业、研究机构进行访问与讲学。曾受聘为京东方集团高级顾问、研修学院院长及省内外多个企业顾问。出版著作五部，其中全国统编教材三部、专著一部、译著（合译）一部。发表论文多篇。主持及参与的多项科研任务中，一项获原电子工业部科技成果三等奖，一项获四川省软件成果一等奖。成都市优秀教师。
今年我刚好年届八十，一跃而成为一个标准的“80后”，又或者可以称为杖朝或耄耋。蓦然回首，却有“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的感慨，不知不觉，我在成电已历甲子又四年矣。昔日往事，历历在目，仿如眼前。
我的从军梦：结缘成电
我出生在战火纷飞的1940年，童年的许多回忆始终在眼前萦绕：跟随父母为躲避日机轰炸跑警报、日寇炸弹落我家、班主任流着泪带领我们高唱“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骑在父亲肩上参加成都市庆祝抗战胜利大联欢……“落后挨打、投笔从戎”，成了童年最深刻的记忆和理想。
1952年春天，我在成都市立男子中学（后更名成都八中）就读，部队来学校招兵，看着班上一些大同学参军非常羡慕，奈何年龄不够深以为憾。1954年，空军又来学校招飞行员，我被推选参加体检，一直到最后一关，因体重不达标被淘汰，心里抱恨不已。1956年3月，在四川日报看到将在成都新建一所无线电工业大学——成都电讯工程学院的报道，从隐隐约约中感觉到学校有一定的军事性质，我和同学们都特别兴奋，充满了好奇和向往。一天，我和老母亲及姐姐一道步行一个多小时专门到成电建设工地，望着那在一片田野中耸立的教学大楼及火热的施工场景，心中充满着激情。填写高考志愿时，我的前三个志愿全填了成都电讯工程学院。1956年9月，我和班上十名同学来成电报到，同学笑称十大哥。我的从军梦也因为我来到成电这所准军事院校画上一个句号。不曾想，我的一生就和成电联系在一起了。
清贫艰苦的生活、勤奋刻苦的学习、频繁的政治和社会活动构成了五十年代成电大学生活的主旋律。建校初期的成电，泥泞的道路、寄住工厂宿舍的吵闹环境、席地而坐的阶梯教室、站着吃饭的草棚食堂、艰苦的建校劳动、参加抗洪救灾、抢收抢种等等，生活清贫而艰苦，但很少听到有抱怨声，因为我们都很珍惜这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尽管如此，我们的业余生活却丰富多彩：学校成立了各种球队、体操队、舞蹈队、管弦乐队、合唱团等。我是成电首届大学生合唱团团员，唱男低音。1956年底，我们参加成都市纪念“12.9”大学生合唱比赛，赛前那天晚上，吴立人院长来到教工食堂三楼训练场地为我们壮行，他幽默而风趣地说：“这是成电第一次在成都市亮相，这一炮一定要打响，要让成都市的姑娘们找对象都要找成电的！”，随后发出一阵爽朗的笑声。第二天晚上，我们在成都红照壁礼堂举行的比赛中，以饱满的热情和宏伟的气势完美地演唱了《在太行山上》和《保卫黄河》两首歌曲，加上成电管弦乐队的助阵，终于赢得了比赛冠军！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无论条件多么艰苦，成电的学习风气一直非常浓厚，同学们十分刻苦。当时，学校采用苏联教学模式，使用苏联教材，工科试行五年制，总学时达3600，有27门课，每周40学时的高负荷。
一年级上期的主要课程是高等数学。担任主讲的唐建南老师，他用热情洋溢的广东普通话把看似枯燥的数学讲得生动活泼、引人入胜。担任辅导的年轻老师苏龙，在习题课中鼓励同学提出不同的观点，甚至上台和他辩论解题的不同思路。数学课考试时，又采取笔试加口试的方式，特别是在口试时，老师临时出一题，不仅当面看你如何解题，还问你是如何思考的，有没有更好的解法等等。成电的数学课给我留下极为深刻的印象并影响到我以后几十年的教学工作。这或许就是文化和精神的传承吧。
每天晚饭后，我们回到校外的工厂宿舍，匆忙收拾好书包便离开吵闹的住处，我们十大哥相约来到学校主楼东111教室上晚自习。每天四件事：一是复习当天的课程，二是完成当天的作业，三是预习第二天的课程，四是解题练习，我们不仅要完成老师布置的作业，还主动做大量的练习题，微分还没讲完，我们已开始做积分的题。甚至把当时苏联综合大学斯米尔洛夫编的《高等数学》借来集体自学。数学成了我们最大的乐趣，每天晚上十一点前很少离开自习室。到大三以后，进入专业课学习阶段，学校安排我们边学习边参加教研室的科研及实验室建设等工作，当时我和一部分同学在专业课老师指导下负责宽带电子示波器的研制，这对我们深入理解专业知识、培养实际操作本领起到很大的作用，也为以后参加工作奠定了良好基础。
郑家祥成都电讯工程学院毕业照
成电特别重视对学生实际动手能力的培养。在一年级安排的金工课中，我们学会了铸造、钳工、以及车、铣、铇、磨、钻、镗等各种机床的使用，最后还完成一台手摇绞肉机的制造。到高年级，又分别安排了到工厂、研究所去进行生产实习、专业实习以及为期半年的毕业实习与毕业设计。
四次变动：成长在成电
1960年初，上四年级时，领导找我去谈话，说是工作需要，要提前毕业留校在电子测量专业当老师。谁知不到三个月，又奉命调去电子元器件系（三系）工作，系主任兼半导体器件教研室（302教研室）主任毛均业教授接见了我。毛先生原来是国内电报学著名专家。我的任务是建设实验室：负责研制一批高频电压表，从电路与机械结构设计、工艺、制作、组装、校准均一人按期完成并交付使用，以后又完成了超声波晶体切割机的设计以及指导四年级学生的晶体管微波测试实验，此外，还要进修《量子力学》、《半导体物理》、《晶体管电路》等课程，这一年，由于前辈的指导，扎实的基础和一系列实践锻炼的积累，独立工作能力、实际动手能力、再学习能力等得到全面的锻炼与考验。特别难忘的是，在主楼中二楼的半导体电路实验室修仪器时，见到了前来视察的国防科委主任聂荣臻元帅。
1961年7月，我又从三系半导体器件专业调回一系电子仪器与测量技术专业，给钱含光老师当助教。期末，钱老师因生孩子回上海，我被临时指定接替钱老师的课并在一个多月后为1963届测量专业本科生讲授《无线电测量技术》。依靠自己的刻苦努力和前辈老师的帮助指导，终于圆满地完成教学任务。以后又为65届、66届、77届测量专业本科生和几届非测量专业学生教授《电子测量》课。
郑家祥给学生授课
印象特别深的一件事是：1966到1976的十年动乱时期，学校停课、工厂瘫痪。1970年，电子部决定在708厂（南光机器厂）成立“电子束曝光机”科研攻关组， 708厂技术科孙科长任组长，我任副组长。还有四川大学的两位老师参加。分为真空（电子显微镜）、机械、计算机、电路四个小组。成电参加的老师有刘锦德、周锡龄、林耀基、林锦藻、廖品霖、郑家祥、何绪芃等（还有两位姓袁和姓叶的女老师，记不清名字了）。开始时，彼此还不熟悉，每个人的习惯、工作方式不一样，学校老师对工厂的工作流程还不太清楚……。经过大约一年时间的沟通、磨合、协调，攻关组的面貌发生了明显的变化。特别到整机联调时，由于白天电压很不稳定，都安排在半夜12点到黎明进行。考虑到交通和安全问题，规定每晚只是参加调试的那一组人员来，但几乎每次都有其他组的人来帮助做些配合及协调工作。那时，在大家心中，不仅要完成自己组的工作，还关心和帮助其他组完成任务。一次，我在调试信号通道时，发现电路有自激现象，就自言自语说：看来要加个屏蔽盒。旁边负责整机机械结构的王师傅马上问我有什么具体要求，不到20分钟，一只屏蔽盒就送到我的手中。王师傅是八级师傅，每次联调他都要来，看看有什么可帮忙的，实在没有事，他就去食堂想办法给大家搞点稀饭馒头。多年以后，我到管理工程系做系主任时，才领悟到，这不就是管理学中研究的团队精神吗？
郑家祥在实验室工作
1982年9月，领导又调我辅佐梁子楠教授成立电子电路实验教研室，任务是开设独立的电子电路实验课，提升实验课水平，加强学生分析与处理问题能力的训练。这个新成立的教研室，云集了当时系里在实验技能方面最优秀的一批教师，包括梁子楠、龙方洁、谭文辉、方炳成、候昌乾、张孝成、濮莉莉等。由梁子楠老师任教研室主任，龙方洁、谭文辉和我任副主任。经过全室人员的共同努力，在独立设课、编写教材、试行让学生自己拟定实验方案、实行启发式教学、重视对实验结果的分析、让学生参加小功率视频发射器产品的制作与调试、在长虹14吋彩色电视机的电路板上自拟方案完成指定参数的测定和排除故障、培训学生参加全国大学生实际技能大赛等等，都取得了许多有意义的创新性成果。我还把自己多年来积累的资料整理成一本专著《电子实验教程》，由国防工业出版社出版发行。
1985年至1988年，我作为张世箕老师的助手，先后担任无线电技术系和自动化系副系主任。
1985年，我和系总支书记王永康以及杨元良老师一起，赴昆明军区，筹建了成电昆明分部；1986年，参加了成电生物医学工程专业的筹建，同张世箕、周光湖等老师去华西医科大学调研并与川医曹院长座谈，受到很多启发，落实了成电生物医学工程专业低年级学生学习医学类课程的方式。这是成电最早对跨学科复合型人才培养的成功探索。同年，我又在张世箕老师领导下，与王永康、周立峰、张葆成一起，负责筹建了自动化系（自动化工程学院前身）。
我的老师：育我者成电
前三次变动，历时近三十年，在很多前辈的言传身教，潜移默化影响下，我从一名青年教师成长为教学骨干，成电文化也通过我们一代代传承下去。我感到幸运的是成电有很多德高望重的老师而我也有幸遇到。特别是1963年冯秉铨教授来成都在锦江礼堂为青年教师作的教学艺术讲座，林为干老师高屋建瓴的《电磁场理论》、《微波技术》等课程的启迪，顾德仁老师为我们做的关于脉冲电路的总结以及张世箕老师高超的讲课艺术等，给我留下极为深刻的印象，是我教师生涯中最宝贵的精神财富。
当时，学校实行导师制，每个青年教师都会得到一位经验丰富的老先生在业务、进修等方面的悉心指导。特别难忘的是我的导师张世箕教授。下面仅举几点以表缅怀……
通宵达旦的拼命三郎。张老师多年养成从午夜开始直到凌晨潜心专研的习惯，人称拼命三郎。他常对我说，到了半夜两点，各种杂事已去，正是研究问题效率最高的时候。在他影响下，我也养成深夜攻读的习惯，体验着“两点钟峰值效应”的灵感。如今想来，熬夜未必最佳，但年轻时必须要有拼命精神，尤其是在克难攻坚的时候。
科技弄潮人。张老师对前沿科学与创新非常敏感，对电子测量学科的发展动态极为关注，并率先应用于他的科研与教学中。例如关于非正态分布误差理论、频域测试、自动测试系统、IEC关于计量环境的新标准……等，他都及时在对外学术讲座、科研、专业课教学中最先提出，并很快开设出全新的课程，从而保持了成电在本学科始终的领先地位。
重视实践。张老师不仅重视理论的研究，还特别重视对电子产品的结构与工艺等实践知识的探索、总结与提升。尤其在高频段时，各种干扰、噪声对电子设备及测量仪器的影响如何消除、减小并作定量的估计等，他都有很多独到的见解，这对于我以后专门从事电子电路实验教学工作有很多启发与帮助。
注重对青年教师的培养与重用。当时，测量专业就是一个教研室，下设电子测量技术、电子测量仪器、电子电路、微波测量四个专业小组，张老师分别对陈杰美、古天祥、杨安禄和我等四位56届的年轻教师委以重任，让我们分别担任教学组长。刚参加工作，每次上课前，我的备课笔记，他都要仔细看，并提出很多建议。教学小组会上，他也常常给大家传授教学经验。改革开放后，国家组织各高校进行教材统编工作，张老师把这一重要任务也都交由我们年轻老师来完成，他在幕后做学术支撑。第一部电子测量专业使用的全国统编教材《电子测量原理》由我和陆玉新编著，《电子测量实验教程》由我和南工张老师编著，《电子测量仪器》由陈杰美、钱学济编著，《电子电路》由古天祥编著，《微波测量》由郭戍生、杨安禄编著。第一部非测量专业使用的全国统编教材《电子测量基础》由我和付崇伦编著。
高超的教学艺术。张老师讲课时，思路清晰，语言简练而生动，对板书、标题、图表的位置、如何提出问题、如何引导学生、如何举例、如何从学生的表情判断讲课效果等都有悉心的研究和丰富的经验，甚至连如何运用手势以及着装都有讲究。我在任他的助教时，曾非常详细地记录下他每节课的讲课细节。可惜那本听课笔记“文革”初期被“造反派”搜去至今未还。
此外，张老师深厚的外语功底与纵览全局的学术视野，酷爱音乐，喜欢拉小提琴，随时保持整洁的着装......都让我敬佩不已。1994年，先生终因积劳成疾，不幸早逝。他留下的精神财富，一直鞭策着我成长成熟……
我的管理之路：结果在成电
1988年8月，我从英国做访问学者回来，继续作为张世箕老师助手担任自动化系副系主任。一天，刘盛纲校长找我谈话，先介绍了我校管理工程系的情况和问题，然后宣布学校决定调我去管理工程系作系主任。这是我第四次工作变动。当时我只想到，自己是党和人民培养的，一切服从组织安排，就很快答应了。事后静下来才感到新任务的分量与艰巨。
在英国访学期间留影
管理工程系在前两任系主任张宏基教授和黄锡滋教授的领导下历经六年建设，已初具规模。受命后，我先做了两项准备工作：一是从管理工程系资料室借来一大摞有关管理学科的教材、历史文件，没日没夜的学习、了解，二是逐一找老师、工作人员、原领导班子成员交谈，听取他们的意见和建议，逐步梳理出下一步的工作步骤。十多年来，我的工作思路和举措大体如下：
第一，明确使命。为什么要在成电这样一所工科院校成立管理工程系？对国民经济建设和学校发展意义何在？我经过调查、学习与思考，深刻感受到当时我国不仅科技落后，管理更落后的严峻现实。为了让全系教师统一认识、增强信心、明确使命，我先在当时东院学生住房区向学校争取到两排平房，把前后加上围墙，安上铁门，算是有了一个家，大家戏称“第九生产队”。再请工人在进门的空地上修一面作为照壁的墙，墙上醒目地写上曼哈顿工程总指挥奥本·哈默教授的名言：“使科学技术真正发展的，是科学的组织与管理”，时刻提醒全系教师实行现代化管理及培养现代化管理人才的重要性与迫切性，并且在各种场合反复强调管理的重要性。经过几年努力，人心逐步稳定，办学条件逐步改善，教学质量明显提高，教职工精神面貌焕然一新。
“第九生产队”原管理工程系东院旧址
第二，抓住核心。管理学与以前我从事的技术科学有很大的差别。其核心在于管理既是一门科学又是一门艺术。要研究它的科学性，就要综合运用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各种手段探索其体系与规律，不断提升管理学的学术水平；要深刻理解其艺术性，就必须密切联系企业与社会实际，以此来提升实际的管理能力。二者要并重。我发现，当时的管理工程系，很多老师，特别是年轻老师，他们给学生讲了很多很好的现代管理理论与方法，而自己从未参与过实际的管理工作。不了解书本上的管理与实际中的管理有什么差别？如何解决？工科专业有实验室，管理学的实验室在哪里？为此，我在全系提出一句口号：管理学的土壤与生命力在实践中。并鼓励老师在不影响教学科研任务的前提下，多到企业去深入调查、参与企业管理活动。我自己以后更是利用一切机会，特别是假期深入到国内几十家企业做调研，带领老师和学生到企业作战略策划、市场分析等。特别是前管理工程系副系主任戚应轩老师，长期坚持深入企业，帮助红光电子管厂提升现代化管理水平取得显著成绩，在讲课中理论联系实际，受到学生普遍欢迎。我们还组织系领导和老师去长虹厂考察，与倪润峰厂长座谈管理经验。倪润峰发表的“全目标双馈管理法”论文，强调了大多数管理者不太重视的事前控制（即人们以后常提到的“预案”、“备胎”），并有一系列的实施、检查与保障措施，当时彩电厂家竞争十分激烈，上游零部件特别是显像管的供应是争夺的焦点。倪润峰双馈管理法的实施，确保了长虹厂供应链的畅通。这对我启发很大，在以后我为研究生讲授《企业管理工程学》时，我常把它作为研讨环节的实例。以后，我在担任四川省电子学会管理工程分会主任委员，负责企业论文的评审时，评委们一致决定把倪润峰的这篇论文评为一等奖。
学院发展讨论会
第三，突出特色。当时，全国综合性大学、财经类大学及工科类大学都分别设有管理类专业。电子科大的管理专业必须有自己的特色与优势才具有竞争力和不可替代性。为此，我从以下几个方面做了努力：首先利用自己电子技术学科的优势，开设了《电子产品的商品特性》课，从价值工程角度介绍电子产品到电子商品的演化、电子产品的基本原理、主要技术指标、代表性品牌、生产企业及其特色、国内外市场竞争格局、产品技术发展趋势等等。这门课很受学生欢迎。其次鼓励教师逐步将IT观念、技术、手段融合到教学与科研中。三是加强信息与工程技术、实际案例、应用数学的融合及交互式教学活动。通过几年探索，我在教学中逐步形成了一套行之有效的包括讲授（Lecture）、研讨（Seminar）、案例（Case）、小论文（Paper）几个教学环节相互配合的“LSCP教学法”。并在为研究生开设的《企业管理工程学》、《现代管理学原理》、《组织行为学》等课中得到很好的体现，其中的案例，尽可能用自己亲身经历、参与、实际调研所得。四是办出二学位的特色与优势，努力培养一批具有复合型知识结构、深受企业欢迎的新型管理人才。五是广泛合作，积极借鉴。一方面加强与国内外企业、研究所、高校的联系与合作，举办各类在职研究生班；另一方面分批派老师出国留学深造，同时邀请美国、日本的管理专家来校讲学。六是成功申办MBA。当时全国已有26所高校取得MBA办学权。由于我们之前在办学特色方面，特别是IT学科与管理学科的相互结合取得的成功经验以及学校强大的IT背景给我们的支撑，加上我在负责这项工作时，在几位副院长的共同努力下，精心准备申报材料、几次到主管部门详细介绍我们的优势与特色，认真组织答辩等等。终于从1998年起，取得全国第三批MBA办学资格，为管理学院下一步发展开辟了一条新的途径。
第四，建设队伍。初期的管理工程系，不足50名教师，一部分是从学校其它技术类专业转型来管理工程系的中、老年教师，还有一批是管理与经济类专业科班出身的年轻老师。经过一系列的磨合调整，初期的管理学院领导班子里由我任系主任、院长，王明止任副主任、副院长，以后在年轻人中提拔唐小我、姜德明、韩轶任副院长。使领导班子更加充满活力与凝聚力。在领导班子内，我们又建立了一套分工负责、相互协作、对内民主、对外一致的工作制度。尤其是唐小我教授在学术上的成就和对科研的执着，推动了学院科研水平的提升和学科点的申报等工作。韩轶教授思想敏锐，善于沟通，教学效果优秀，对改进和提升学院的教学工作发挥了积极的引导作用。我刚到管理工程系时，还兼任系总支书记。为了提高党组织的战斗力和接受群众的监督，我在全院党员大会上提出了“第一身份”的观点，即：不管我们是教授、领导、做过什么贡献，我们的第一身份永远是共产党员。1989年后，原来任命的总支书记陈伟才从讲师团回来开始走马上任，一年后他离开时，梁和生任书记，党政密切配合，极大地推动了管理工程系的发展。1992年，成立管理学院，发展上了一个新台阶。
我特别感谢的是比我小一轮的管理学院副院长姜德明老师，他对管理学院的历史十分清楚且记忆力惊人，工作踏实认真，为人谦和，是学院的好管家，是帮助我最大的朋友和助手，是他帮我分担了行政方面的许多繁琐事务。还有总支书记赵壁全，深受学生喜爱，被同学亲切称为赵指导，由于他艰苦细致的工作，确保了学生的安定团结和学院各项目标的实现。在师资方面，两次破格晋升副教授和教授的唐小我、银路，学术造诣很高的曾勇、知识渊博的李世明、勇于进取的韩轶、讲课艺术精深的陈宏等都迅速地成长起来，成为年轻的学术骨干。正是这批年轻的学术带头人，加上老教师的引领、辅佐和支持，在我退休后，继续把管理学院（后更名为经管学院）引领到更高的发展水平，取得了一系列高水平的科研成果，现已有两个博士点及博士后流动站、三个硕士点以及MBA、IDMgt、IMBA等授予权。特别令我感触的是，在我当院长时，成天梦想的学院大楼，终于在我的继任者手中得以实现。
与同事、学生们在一起
在我四十年的学校从教经历中，先后教过的学生上千人，指导的硕士研究生二十余名，很多的后来者都超过了我，他们为国家和世界的经济与科技发展做出了杰出的贡献。其中包括在管理学院时我的研究生，他们之中有：京东方创始人、被誉为中国液晶之父的王东升，中芯国际董事长、前电子部总经济师周子学，创维集团董事局主席赖伟德、中电集团（CETC）常务副总经理胡卫东、中国工信出版集团总经理朱师君、西昌学院院长贺盛瑜、电子科大党委副书记罗佳慧、靳敏等以及二学位班学生鸿山达（天津）融资租赁公司及北京鸿山泰投资有限公司董事长、北京东阳商会会长张旭明。此外，还包括在无线电技术系时我曾担任班主任、讲授专业课的7713班集体，他们之中出了许多包括美国高通公司技术总监张扬、国营旭光公司副总工程师赵猛奋、国家广电总局科研院副院长高少军、安捷伦公司HR总监卢开宇、电子科大前副校长马争等杰出人才。
与京东方董事长王东升留影
我的退休生活：根植在成电
2000年退休后，从2002年至2009年，我应聘为京东方管理学家，先后担任京东方科技集团顾问、管理开发中心主任、研修学院院长等职，历时八年，亲身见证了京东方从亏损、迷茫、拼搏、凤凰涅槃、一直到成为显示领域世界级领先企业的波澜壮阔的历程，亲身感悟到以王东升为代表的企业家艰难曲折、可歌可泣的心路历程，深切体会到管理科学一旦与企业实践紧密结合，就会产生巨大的生产力与创造力。八年期间，我曾参与过京东方的高层战略决策，为京东方的高中层干部及中方、日方、韩方管理人员进行现代化管理与企业文化培训，总结提炼了京东方十多年的成长经验，主编和参编了《理想之路》（2003及2008年版）、《京东方集团经营管理模式》、《京东方企业识别系统》、《企业国际化手册》䓁企业书籍。此外，还参与了京东方企业文化的建设与实践活动。
主编和参编的著作
退休后，还担任过电子部经调司企业项目申请评审专家以及托普学院、置信培训学院的顾问及常务副院长，主要从事企业员工培训和企业文化的建设与实施。
从1960年20岁成电毕业留校当教师，到2000年60岁退休，站在成电的讲台上风风雨雨四十年，成电的传统、文化、作风与精神，在我们这一代人身上打上了深深的烙印。退休后的二十余年，仍然在从教。只是在人才培养的岗位上，从一个企业到另一个企业。最后，又回到了母校《成电故事》的讲台上。而成电精神始终牢记于心。
退休生活剪影
从十六岁的懵懂少年到八十岁的耄耋老人，我始终生活在成电这片故土上。作为一名忠诚于教育事业的老教师，这辈子没有什么优秀的业绩，只有勤奋的耕耘。希望我们的后来者们，不仅要在学术、事业上超过我们，还要在传承成电文化、继承发扬成电精神方面超过我们，并不断注入新的内涵，让成电精神永放光芒，为中华民族的振兴做出更大的贡献。
文：成电拾光工作室学生记者 陈浩亮 陈思芹 指导老师：长江
编辑：何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