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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學者、歷史學家王明珂的傾情力作《羌在漢藏之間》集十幾年田野考察經驗，解讀羌民幾千年生存繁衍的狀態，在學術界引起一致好評。
“十幾年前我初入羌族地區時，一回與羌族朋友們在汶川聚飲，酒酣耳熱之際，我突發豪語：‘我要讓全世界都知道羌族！’換來羌族朋友們熱切回應：‘大家為羌族乾杯！’這幾天，這樣的聲音時時在耳邊響起。哀慟之際，不能盡言……”在地震的最初幾天，災區的老友失去音信，《羌在漢藏之間》在大陸出版加劇了王明珂的悲痛，但同時寄望這本對川西羌族歷史人類學研究的書，能讓世人多瞭解羌族。汶川地震之後，很多人才驚覺還沒來得及對羌族文化進行系統整理，因此這本書又成了些許慰藉。
王明珂在哈佛大學念博士的時候，修的是人類學的課程，1994年，他第一次踏入羌族地區，1995年，他開始正式到羌族地區作研究。“我從多聲的歷史角度去作研究。歷史不是隻有一種聲音，這就是為什麼我在羌族地區做研究的時候，不像傳統的人類學家那樣呆在一個所謂最典型的羌族村子，我要跑很多地方，聽不同的故事，觀察不同的文化。”他說。
在當地，他得到了很多羌族朋友的幫助，與他志同道合，結伴而行。“上世紀90年代初，羌族知識分子有一個團隊，有的是學校的老師，有的是地方誌的研究人員，他們都對羌族文化的保存、採集非常感興趣，我們就變成了工作夥伴。”在這種情形之下，他的接觸面也逐漸拓寬。不過，窮山僻野裡的艱辛可想而知。“我們常常要從一條溝到另一條溝去，現在的走法就是從溝裡走出來到溝口，到岷江的大道上，然後打個車到下一個溝口再進去，有時候要花上一天多，也不容易找到車。而羌族人爬山爬慣了，他們說不用這麼麻煩，翻山過去，半天就行了。所以我好幾次都‘上了當’。他們一提議我就說好，就翻過去吧。但是越過樑子真的是要十幾個小時，非常辛苦。”他笑著說起當初的艱辛，“但現在回想起來，我們很多的感情就是這樣培養起來的。”
對王明珂來說，田野研究的另一個需要克服的“困難”是，常常要與熱情的羌族人喝白酒。他的羌族朋友有些學生在村寨裡當鄉小老師，對到訪的老師很尊重，每次必喝白酒才盡興。“有時候早餐就開始喝，而且你在這裡吃早餐，常常他們的學生就在旁邊等，等你吃完了把你拉到下一家去，吃第二頓早餐，又要喝酒，不喝不行。”當然，訪談也在喝酒的過程中順理成章地完成了，可以毫無阻隔地與羌族人聊當地的生活、文化，聽他們講當地的故事。
他剛去羌族地區的時候，大部分的村子用當地最土的水利方式發電。但艱苦之外，也可以看到村裡人的團結、和睦。如果有一戶人家辦喜事，到了晚上，其他人家都會關掉自家的電，這樣那戶人家的電就比較亮。“電燈光亮很差的時候，他們也會互相開玩笑。比如，到別人家裡去，看到燈光很暗，就說，你們家上面怎麼掛了個‘紅辣椒’？”他說，“這些被當成奇聞軼事的過去，現在講起來都是蠻令人傷心的。但是我們真的有很多很美好的過去，讓人非常感動。”
汶川地震後 記掛羌民 再度進川
在赴北京的上一週，王明珂再次去了四川，除了那裡尚有未竟的研究，他更是記掛還在蒙難的羌族朋友，甚至想給他們送去震前幫他們拍下的婚禮照片。然而大地震之後的四川餘震連連，“我在成都託人去買車票，正好又有餘震，那位朋友告訴我還是別去了，所以最終沒能成行。”
見到記者，他還是不忘提到災民的生活前景，也有很多個人的好提議。他說，為了抵抗長江上游的水土流失，自1999年當地實行廢耕還林，這是比較消極的做法，地震之後，好多山坡都鬆動了，現在更要有一些積極的作為，可以讓這些在山裡的羌族做植林護土的工作，又可以解決不願意遷村的人的生計問題。“這個地方是個分裂帶，但從另外一個意義來講，又是一個植物、礦物、生物多元化的地帶，在全世界來講都非常罕見，哈佛大學的植物學家在十九世紀末就注意到這個地方的植物多元性，在這裡收集了很多植物標本。所以這個地方很適宜變成一個自然生態與人文的保護區。當然所有這些都不應該是強制性的。”
羌族對中華民族形成起到了很大作用
記者：邊緣的羌族文化為何讓您如此著迷？
王明珂：學術上有時候會有一種刻板的印象，好像一個民族只有一種典範文化。但我不這樣認為。我認為，所有的文化都是在一個過程裡面，我在羌族文化中看到非常珍貴的歷史過程，以及所造成的文化現象，給我們很多啟示。譬如說他們的碉樓、村寨的形式，都是過去的累積。好好地去了解這些村寨、碉樓所代表的意義，能夠讓我們更珍惜現在。那些房子建在險要的山上，緊緊地聚在一起，窗戶很小，其實是外面開口小、裡面開口大的喇叭狀，這是因為他們想得到更多的陽光，又有點恐懼，要保護自己，最終變成這樣。碉樓更是防衛的工具。所有這些告訴我們過去他們的村寨生活，資源競爭之下，人群與人群之間的暴力、恐懼。
記者：您的新作是一部羌族民族誌，也講了許多羌族與漢族、藏族之間互動的故事，您如何看待羌族族群身份的認同？
王明珂：以農耕為主的華夏人稱西方牧羊人為“羌”，他們有一個逐漸漢化的過程，又有一個部分藏化的過程。從另外一個意義來講，古老羌族的血液分散到了漢和藏，這對於我們去恢復這段歷史，體認各個民族之間的關係非常重要。費孝通先生說過，中國歷史上，羌族是一個非常特別的民族，一直在犧牲自己，用其血液來壯大別人。在地震之後我再想起費先生這句話，感受更深。
記者：各民族根深蒂固的認同感，給我們現代人什麼啟示？
王明珂：對羌族來講，主觀的民族認同是在近代才慢慢形成的。因為之前這些地方資源非常匱乏，造成小山溝彼此封閉，對外面的人非常防範。一個溝有一個溝的各自特點，但漢化和藏化的歷程在那裡還是有跡可尋，越靠近西方、北方的羌族，越像藏族，越靠近東方、南方的羌族，則越像漢族。漢、藏之間有個模糊的邊緣，就是“羌”，羌族對於近代中華民族的形成起到了很大的作用。我們不要以為一個民族就是一種文化，在歷史進程中，它就像一個千變萬化的光譜一樣。
記者：您在談到“羌”的時候，常提到“邊緣”這樣的字眼，如何去理解？
王明珂：在漢族中，有羌族是炎帝后代的傳說。在吐蕃（古藏人）的概念裡，羌人住的地方叫“康”，也就是邊區的意思。約自十二三世紀開始藏文書中出現所有吐蕃人皆出於“六兄弟”的故事，說是其中兩個弟弟被驅逐到與大國（指中原王朝）接壤的地方，成為那兒原始部落人群的祖先。從這兩個“歷史”，可看出漢、藏都把這兒的人當作本民族的一部分，又視之為本民族的邊緣。
記者：羌族人如何自我描述？
王明珂：羌族沒有文字，主要靠口口相傳。但我在每一條溝幾乎都可以蒐集到“兄弟故事”，它們有著類似的故事模式：如果一條溝裡有三個寨子，當地人會告訴你，從前有三個兄弟，他們在這裡建了三個寨子；如果問他五條溝是怎麼來的，他會告訴你從前有五個兄弟……甚至到上世紀80年代，羌族的知識分子在解釋阿壩白溝的歷史時，也用了九個兄弟的故事。我後來瞭解到，這是一種古老歷史的建構方式，也是一種歷史心性。歷史起源於“兄弟”，被疑為政治話語的“兄弟民族”其實有著很深沉的含義。
記者：口傳畢竟是脆弱的，您如何看待羌族文化的傳承？很多人擔心羌族文化的未來，您擔憂嗎？
王明珂：地震之後，我也會有一些擔憂，但只要文化認同仍然存在，很快將會恢復起來。對北川、汶川而言，大禹文化是他們非常自豪的。
記者：民族文化保護的問題在地震之後更為凸顯，您認為我們應吸取什麼教訓？
王明珂：民族文化保護應該多元，帶著比較開放的態度，而不是作一種典範文化的想象或架構。因為在一種典範文化的想象之下，你保護了一些東西，同時又失去了邊緣的文化。有的人會認為，某個民族的稻草房最適合當地的生態環境，因此要保護那樣的文化。這是很荒謬的想法，人家為什麼不能享受一些比較現代的設施？
記者：有些專家認為這個地方並不適合人類居住，應該外遷，您認為可行嗎？
王明珂：我並不太同意這樣的觀點，一個地方適不適合人居住，不完全有一個客觀的標準，還要看當地住民的主觀感受。在大地震之前，這個地方本來就不是一個世外桃源，但他們為什麼世世代代住在這裡？他們的經濟學不是追求最大的利益，而是追求最小的風險。外遷對他們來講，會覺得整個生命掌握不住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