Господи! Помоги мне выжить
среди этой смертной любви
上帝！请将我从这
致命之爱中解救出来
30年前的今天，冷战结束的前夜。因为明天，1989年11月9日，柏林墙就要被拆了。
2014年柏林墙倒塌25周年，这幅著名的柏林墙涂鸦《兄弟之吻》，原名《神啊，并将我从这致命之爱中解救出来》的作者 Dmitri Vrubel 接受了莫斯科《生意人报》的采访，讲述了他两次在墙上画下「历史」的经历。
采访记者是 Andrey Borzenko，下文是两人的对话。
AB：你记得1989年11月9日吗？
DV：记得。那天我有可能会在柏林，但我没去。我和一个朋友开着辆伏尔加轿车，从巴黎回莫斯科。因为我朋友路过汉诺威（西德）的时候买了一台电脑，所以我们有被逮捕的风险。当时苏联禁止携带任何电脑入境。
朋友非常肯定，他不想冒任何风险在柏林过边境（毕竟可以选择风险小的其他地方）。而且，我们在巴黎看电视说，柏林那几天正在游行，非常激烈，各种冲突。
所以如果我们正巧带着电脑去了柏林，被发现了，电脑不仅会被没收，我们还会被毒打一顿。所以我们决定绕开柏林。
从来没人告诉我，我当时也没有预料到，自己的命运会与柏林墙产生关联。
1979年，勃列日涅夫与昂涅克亲吻的真实新闻图片。
AB： 但是柏林墙的倒塌对你来说非常重要？
DV：在那时，我甚至不知道，说真的，那是真实的墙。我在苏联生活了29年，被教育成为一个有文化的标准「苏联锤子」。（在这里，艺术家用了「sovok」这个专有名词，略带讽刺和自嘲的语境，有点「社会主义一块砖、螺丝钉」的意思。）
在那时，我艺术创作生活，和私人生活中的重要片段，都与历史性事件紧密联系在一起。比如说，1989年我第一次出国。柏林墙的倒塌对我来说，就是极其真实的一个身边的历史事件。我在法国巴黎住了两个月，坦白讲，世界上正在发生的事情，不如我身边发生的事情让我感兴趣。
1991年，作品刚刚完成时的样子。
AB：你是怎么想到在柏林墙上搞个涂鸦的？
DV：一个在巴黎认识的女孩来到莫斯科，她给了我一张照片，是勃列日涅夫跟昂涅克亲吻的照片。她说，「这照片太酷了，你必须把它画出来。」
我开始非常反感，但像往常一样，我想在艺术中保存一些生活中无法保存的东西。于是，慢慢地，关于这幅画的念头就在我的脑子里疯长。我开始画一些草稿。
这时候，诗人和艺术家朋友 Dmitri Prigov 看到了我的草稿，就跟我说，「如果能在柏林墙上画出来就太好了。」我们大笑一场，然后就忘了这件事儿，真的忘了。
过了一阵，有一个叫 Alexander Brodovsky 的人拜访我的工作室。他刚从柏林回来，正在策划一个展览，想把苏联的当代艺术、先锋画家都弄到东德做一个展览。我们讨论了一切可能，他正式邀请我加入。
于是，199 0年4月，我去柏林见到了他。他见到我说的第一句话就是——哥们，墙是我们的了！
艺术家本人
AB：你对柏林墙，对柏林的第一印象是什么？
DV：我第一次看到柏林墙的感觉就是——这墙也太矮了吧。对我来说，这是「那座墙」啊！应该像一座防御工事一样，难以逾越。我觉得东德人当时肯定做错了，他们应该把这座墙建成50米高的那种，这样东边的人们就彻底看不到西柏林了。
当时墙边停着一辆小货车，里面装满了涂料，有人已经画了东西在墙上；当时就已经有人管那里叫「东区画廊(East Side Gallery)」了。
这个时间段，一切都陷入混乱。墙上还有边境守卫，他们不允许我进入西柏林，但是他们给了我一些画画用的水。没有人想承认这墙归自己管——也没有人知道，该归谁管。
西德表态说，他们什么也做不了。东德国防部表示，墙也不是他们建的。当时已经没有斯塔西(Stasi，东德秘密JC组织)了。苏联还很遥远，太远了，没人管这里。
当时我看见一个苏格兰女孩在那里，到处分发在墙上绘画的许可证——完全就是忽悠。但是我看到传单上提到「画廊」的字样，这不就是我梦寐以求的东西么。我当时明白，一个艺术家必须签个画廊才行，我还有什么可以要求的呢？于是我就立马找他们签了合同，直到五年后，我才读过那份合同的内容，上面说，艺术家放弃对自己作品的所有权利。
AB：然后你就开始在墙上作画了？
DV：这个苏格兰女孩说勃列日涅夫和昂涅克是政治人物，要画出来的话她得跟人聊一下才能确认。有人告诉我说，西柏林政府担心，如果戈尔巴乔夫当时看到墙上有这幅画，可能拒绝东德和西德统一的方案。
我相信了这种传言。但后来当局又同意了，发了许可。然后我就回了趟莫斯科，告诉周围的人，你们可以在柏林墙上创作了。但我的艺术家朋友们却嘲笑我说，「你是傻么？柏林墙不出一个月就会被拆干净的。如果你想在隔离墙上画画，在莫斯科画啊。」
但是我已经下定决心，一定要把这幅《兄弟之吻》画在柏林墙上。这幅画里，有太多的寓意了。一个德国人，一个苏联人，被分割的世界，还有「所向披靡的爱」。当你在大庭广众之下，画一幅大尺寸的画作时，你考虑的不光是人们的对艺术的反馈，还要考虑人们的本能反应——我想要人们都在这幅画前面感到惊叹，「哇」的一声。
当然，我绝对不会想到，多少年后，这副画成为了柏林墙的象征。
2013年，被各种涂鸦覆盖的复刻版。
AB：你是什么时候意识到，你被人们知道是因为这幅画？这幅画又是如何成为一种标志的？
DV：我最早是在西德杂志上读到相关报道的。作为一个「苏联锤子」我觉得没有什么事情能比这更酷了。但是同样作为一个「苏联锤子」，我没有利用任何与此相关的知名度，我也没有用这幅画去牟利。我完全不明白，画完这幅画该怎么办。
这么多年过去了，我过着自己的日子，那幅画过着它自己的日子。我们是各自独立的。直到2000年初的时候，我看到人们从柏林带回来的纪念品都印着我的那幅画——冰箱贴、马克杯等。我才意识到，不止是「东区画廊」在出售衍生品，整个柏林都在卖。
这时候，我才明白，这幅画已经成为了象征，一个标志性作品。然后2009年的时候，柏林墙倒塌20周年，我从电视上得知，画着这幅画的柏林墙将要被拆掉重建。我意识到，我必须做点什么了，重新拿回对这幅画的控制权。
1990年，我画这幅画并不是为了吸引眼球，它能火纯粹是一个意外。但重新复刻我的作品，如何决定它未来的命运——这件事情我必须参与。最开始，我付出了很多，就为了保留原始的那段有画作的墙体。因为我不想像它变成「莫斯科风格」——拆掉，重建，再画一遍，然后叫它「原作」。
要么是东区画廊没钱做一个高规格复刻，要么就是墙的保存状况真的很差了，必须拆掉——无论怎样，他们都不听我的。
我清晰地记得，2009年3月，我走到柏林墙边的时候，看到《兄弟之吻》不在了。我当时在崩溃边缘，感觉非常不好，我告诉自己：挺住，这事儿不对，你得做点什么。
我给现场拍了照片，然后通过媒体让德国人都一起来关注这件事情，我告诉他们《兄弟之吻》没了。德国人的反应是，「难道有人刚刚把我们的历史给抹去了吗？」人们意识到，这副墙上的涂鸦，代表的是一段历史。
之后的三天，记者排着队采访我，也采访了抹掉那幅画的人。我开始复刻一副新的作品，并且召开了发布会，让大家一起来记录下这些时刻——这不仅是为我自己，也是为了柏林。
2009年，复刻版完成时的样子。
AB：对你来说，第二个《兄弟之吻》跟第一个有什么区别？
DV：1990年，那是我第一次在工作室以外的地方画画。之前的15年时间，我一直都在画布面油画，那是我第一次用丙烯画画。也是因为这个原因，
1990年的原画有些幼稚，很多小错误，我在2009年的版本中修正了这些错误。但是最重要的事情，并不是修复技术上的失误：而是不要让这次画的比之前糟糕。我开始画草图，但突然我想到，人们已经记住了原画的样子，集体记忆中的那个样子已经根深蒂固了，而我却早就忘了当时是怎么画出来的。
这是我人生中最梦魇般的日子里。我感到害怕，我想到人们会说：嘿，之前的那个更酷一些，但我们懂，你没办法把作品一模一样再画一遍，你已经不年轻了。
我好不容易摆脱了这些想法，才重新进入到绘画状态。当时刚把脸的局部画出来，就已经有德国媒体过来拍照，然后头版头条告诉大家：我们的《兄弟之吻》回来了。
这时我才放下心来——我做到了，它再次成为了焦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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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寒带杂货】復·制这段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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