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初定都长安，武则天称制后迁都洛阳。武则天定都洛阳有深刻的原因，它是由当时的政治、经济形势以及洛阳的地理形势决定的，有其必然性和合理性，决非仅仅为了避免王、萧二氏阴魂的纠缠，更非单纯出于荒淫逸乐的私欲。
唐朝都城长安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城市，拥有百万人口。在唐高宗显庆二年（ 657 年），以洛阳为东都。此后高宗频繁往返于两都之间，以住洛阳为主，直至在洛阳病死。武则天称制后，于光宅元年（ 684 年）迁都洛阳。她掌权期间，除了长安元年（ 701 年）十月至长安三年（ 703 年）十月住在长安外，一直居住在洛阳。
武则天为何选择洛阳作为武周的政治中心？
司马光解释说：武则天害死王皇后、萧淑妃以后，“数见王、萧为祟，被发沥血如死时状。后徙居蓬莱宫，复见之，故多在洛阳，终身不归长安” 。《旧唐书》亦载：“后则天频见王、萧二庶人披发沥血，如死时状。武后恶之，祷以巫祝，又移居蓬莱宫，复见，故多在东都。”其实，这并不符合事实。王、萧两人死于唐高宗麟德二年（ 665 年），此时距武则天定都洛阳，已近二十年。况且，武则天称帝后，仍然在长安住了两年。因此，仅仅以王、萧两人之死来解释武则天定都洛阳，难免有牵强附会之嫌。
“夫帝王之由长安迁居洛阳，除别有政治及娱乐等原因，如隋炀帝、武则天等兹不论外，其中尚有一主因……即经济供给之原因是也。”
武则天定都洛阳是由当时的政治、经济形势以及洛阳的地理形势决定的，有其必然性和合理性。
第一、政治原因 武则天定都洛阳是为了与李唐王朝分庭抗礼，从而实现改朝换代的心愿。
武则天尽管贵为天子，但毕竟只是一个女子，她无法扭转封建社会里男尊女卑的传统观念。她可以让中宗和睿宗姓武，但无论如何也改变不了自己李唐王朝媳妇的身份。武则天的这种无奈充分体现在立皇嗣问题上。 有部分大臣上奏提议立武家子孙为嗣，武则天犹豫不决，后来狄仁杰因谏曰：“文皇帝栉风沐雨，亲冒锋镐，以定天下，传之子孙。大帝以二子托陛下。陛下今乃欲移之他族，无乃非无意乎！且姑侄之与母子孰亲？陛下立子，则千秋万岁后，配食太庙，承继无穷；立侄，则未闻侄为天子而袝姑于庙者也。”
狄仁杰又借为武则天占梦婉言相劝，吉顼复为武氏具陈利害。至此，武则天才决意立子为嗣。
因此，在根深蒂固的封建正统观念的压力下，武则天不得不在洛阳另起炉灶。这样，既能维持李氏在长安的原有地位，又能显示出武氏在洛阳的至高无上，可谓一举两得。
武则天为定都洛阳进行了一系列的精心准备。光宅元年（ 684 年）九月，提高洛阳的地位，改东都为神都。批准武承嗣的请求，追封武氏祖先为王。垂拱四年（ 688 年）二月，武则天以僧怀义为使，毁乾元殿作明堂。武则天还为定都洛阳大造舆论。四月，武承嗣命令同泰将伪造的刻有“圣母临人，永昌帝业”字样的白石进献武则天。五月，武氏受“宝图”，事南郊，告谢昊天，御明堂，命诸州都督、刺史及宗室、外戚于拜洛前十日云集神都。七月，更命“宝图”为“大授神图”，封洛水为显圣，加特进，并立庙。永昌元年（ 689 年）正月，武则天亲享明堂，大赦天下。次年正月，又享明堂，并依周制建子月为正月，以“曌”字为名。七月，颁《大云经》于天下。九月，革唐命，改国号为周，改元天授，在洛阳立武氏七庙。天授二年（ 691 年）七月，“徙关内雍、同等九州户数十万以实洛阳” 。
众所周知，建立七庙是古代天子的特权；明堂是古代帝王举行祭祀、朝会、庆典、赏赐等各种大型活动的场所；徙民实都也是古代帝王的一贯做法。这一切都表明武则天欲定都洛阳。
洛阳对于武则天之重要，它实际上是武则天的政治大本营 。
第二、洛阳的地理位置适宜作国都。
唐朝建立后，历经太宗、高宗两朝，疆土得到不断扩大。高宗总章元年（ 668 年），唐朝的疆土达到极限：“其地东极海，西至焉耆，南尽林州南境，北接薛延陀界。东西九千五百一十一里，南北一万六千九百一十八里。” 此后直到武则天时期，疆土虽时有变化，但都大于唐朝建国初期。长安在版图上的位置偏西，失去了居中而摄天下的作用。而洛阳西接关中盆地，东连华北平原，自古就被称为“天下之中” 。若就黄河、长江两大流域来说，从洛阳出发，北通幽、燕，西接秦、陇，东达海、岱，南至江淮，距离大体相等。因此，以洛阳为都可以居中而摄天下。
第三、洛阳的地理形势适宜作为国都
洛阳北枕黄河，隔河遥峙太行、王屋等山，又有北面的邙山作天然屏障；南有险峻的伊阙，再南遥峙熊耳、少室诸山；西控崤、函之险；东扼虎牢、黑石等关；中有土壤肥沃的伊、洛平原，粮食足以自给。
洛阳是一个 “ 控以三河，固以四塞 ” 的形势要地。这种险要的地理位置使洛阳具有制内御外的优越军事条件，也成为洛阳适宜作首都的主要原因。
第四、在经济上，关东的洛阳优于关中的长安。
关东地区的主体部分是黄河下游的华北平原，其西端的三河（河南、河内、河东）地区为伊、洛、河、济四水交汇处，
自古以来农业就很发达。安史之乱以前，这里已经成为全国最发达的农业地区。关东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间接加强了洛阳地位的重要性。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就体现了洛阳地位的重要和经济的繁荣。孝明帝时期（ 516—528 年）洛阳已经成为整个北部中国的心脏。隋炀帝时期长安只存京师之名，洛阳已成为实际上的都城。反之，关中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与重要性日益不如关东地区。关中地区的农业经济，本来相当发达，故从西周到唐代，长安屡为建都之地。然而自东汉以来，关中地区的农业经济在全国的重要性便日益下降，加上关中适宜农耕的土地面积有限，随着人口的增殖，统治机构的膨胀，粮食供应成为长安的一大难题。要解决这个问题，只有两个途径：一是振兴关中地区的生产；二是从关东及江南漕运更多的粮食到关中。
振兴关中地区的生产面临着不少问题：一是唐朝时期关中的自然条件已非秦汉时期可比。关中在遭受几次惨重破坏，特别是东晋十六国时期和隋末战乱的破坏以后，
水土严重流失，黄土沙化，径、渭、北洛等河流的含沙量大大增加，灌溉作用日益降低。如唐前期郑国渠的灌溉量尚不及秦汉时代的；二是不断增长的人口使有限的可耕地失去负荷的能力，即所谓 “ 地狭人稠，耕植不博 ” 高宗武则天时期正处于唐朝人口剧增的时期。据统计，唐太宗贞观十三年（ 639 年）户数约 304 万，口数 1235 万左右 ；唐中宗神龙元年（ 705 年）户数约 615 万，口数约 3714 万 。 66 年间，唐朝户、口数分别超过贞观时期的一倍和三倍。关中又是人口最集中的北方腹地，虽然当时关中地区号称沃野，但 “ 所出不足以给京师 ” ；
三是关中地区多王侯权贵，他们在灌溉渠道旁竞造碾硙，耗费水量，影响了水利灌溉的效能。如唐高宗永徽六年（ 655 年），因富商大贾竞造碾硙，郑白渠的灌溉面积已经从四万余顷下降到一万余顷 。高宗后期就常带领百官趋食洛阳。更狼狈的是，永淳元年（ 682 年）四月，因仓猝出幸洛阳，扈从之士有饿死于道中者。
第一个途径行不通，只好转而依靠第二个途径来解决关中粮食危机。但亦非易事。从关东漕运粮食至长安，不仅路途遥远，
而且三门峡一段黄河河道狭窄，水势湍急，水下又多暗礁，行船极为困难。漕运付出的代价很大，运输量却十分有限。
唐高宗死后各地的情况更突出了洛阳的优势。当时， “ 燕、代迫匈奴之侵，巴、陇婴吐蕃之患，西蜀疲老，千里赢粮，北国丁男，十五乘塞，岁月奔命，其弊不堪 ” 。仅剩关中之地，也 “ 顷遭荒馑，人被荐饥 ” 。惟有洛阳， “ 瀍、涧之中，天地交会，北有太行之险，南有宛、叶之饶，东压江、淮，食湖海之利，西驰崤、渑，据关河之宝 ” ，同时， “ 太原蓄巨万之仓，洛口积天下之粟 ” 。因此，在当时的情况下，
定都洛阳，既不存在粮食供应困难，又能节省漕运所需的财政开支，不可不谓明智之举。武则天迁都洛阳，是根据当时的政治、经济形势以及洛阳的地理形势做出的明智选择，决非仅仅为了避免王氏和萧氏阴魂的纠缠，更非单纯出于荒淫享乐的私欲。武则天迁都洛阳有积极意义，它既适应了政治上改朝换代的需要，又顺应了经济重心东移的历史趋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