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5月12日，早就說好這天要去成都參加汶川大地震10週年紀念活動的葛紅林，因為一個會議被留在了北京。用他的話說，他那天的心都在成都，情緒實難平復，就在會中編了一條短信，並請他當成都市長時的秘書小黃轉發給了成都的同事們：“10年了，每年的今天，心情都不平靜，無論是救人搶險，還是災後重建，我都歷歷在目。我們一起悲與傷，一起堅與韌，又一起見證了今天的鳳凰涅蓜。謝謝你，我們一起奮鬥的戰友，成都是我們的最愛。”
葛紅林
全國政協常委，歷任上海冶金控股集團副總裁，兼上海五鋼董事長；上海寶鋼集團公司董事、副總經理、黨委常委，兼上海寶鋼研究院院長；四川省成都市委副書記、市人民政府市長；中國鋁業集團有限公司黨組書記、董事長。現任中國航天科技集團和中國航空工業集團外部董事召集人，中國有色金屬工業協會黨委書記。
2008年5月12日晚上20點26分，時任成都市委副書記、市人民政府市長葛紅林出現在電視上，他明示市民，“除危房外，今晚市民都可以進室內正常休息”。
汶川大地震，成都部分地區受災嚴重，夜幕降臨，幾百萬驚恐不安的成都人仍然滯留在大街上。今晚能回家住嗎？還是要繼續留在馬路上忍飢挨餓、被蚊蟲叮咬？老百姓希望聽到一個來自政府和專家的肯定答案。
“我理解專家們的難處，我決定自行發表一個電視講話。”時隔數年，葛紅林說，自己仍然記得當時的細節。
和他一樣記得那些細節的，還有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陶鑄與曾志的女兒——陶斯亮。她在中國市長協會工作了24年，直至2015年退休。今年3月26日，在全國抗擊新冠肺炎疫情的關鍵節點，陶斯亮為《中國市長》雜誌撰寫了一篇題為《依靠還是依賴？》的文章，其中，她用相當多的篇幅，“覆盤”了她所瞭解的葛紅林在2008年5月12日當晚發表講話的始末。
在當天講話前，時任成都市政府秘書長提醒葛紅林，是否需要把所有“在家”的領導召集起來開會，對講話內容集體決策。意思是說，如果出了事兒也由大家集體負責，不必讓葛市長一人去承擔。但這好心的提示被葛紅林斷然否決了。
那時的葛紅林，決定給惶恐中的市民一個承諾——“市長說可以回家了”，但這不是莽漢撞大運。用陶斯亮的話說，這個承諾很大程度上是基於他個人獨特的材料科學與工程專業的功底。“成都的地質結構我很清楚。成都平原沉澱著厚厚的一層鵝卵石和沙土。從材料科學角度講，這種雙相材料具有優良的吸能和阻尼性能。我綜合當天媒體報道和自身體驗，判斷這次地震是兩大板塊間剪切造成的，使得平行斷裂帶的長軸方向受影響很大，而成都城區受到的影響較小。”
很多文字工作者在寫別人的經歷時，會發出感慨——他的人生豐富得像一本書。而在很多人看來，葛紅林的經歷像一套書：從工廠工人到海歸博士，從企業老總到“城市CEO”再到企業老總，他每個階段的每個故事，都可以成為我們品讀他的一個切口。為了便於大家閱讀，本報記者再次採訪了葛紅林，並從“一生最憶是成都”這一切口，為讀者呈現如下文字……
懵懵懂懂與踏踏實實
1973年，17歲的葛紅林拿到上海冶金局下屬上海耐火材料廠技工學校的錄取通知。兩年後，葛紅林留廠當起了工人。這期間，他經受了耐火磚生產過程中的惡劣粉塵環境和強體力勞動，也看到了不少因為制磚機還未用上機械手而出現的沖掉工人手指頭的安全事故。
如今，47年過去了，葛紅林說起那段寶貴的工人經歷，為他的人生繫上了三顆釦子。
第一顆釦子是吃苦耐勞。在一車間成型、二車間爐窯工段實習時，面對高溫、高強度的勞動考驗，在工人師傅的鼓勵和帶動下，葛紅林從一開始“吃不消”，到後來“吃得消”，磨礪了意志和毅力。
第二顆釦子是哲學思維。當時作為團委委員，葛紅林參加了團委中心組和青年理論組的學習，“那時的小青年都喜歡學哲學，雖然對馬列原著的學習是粗淺的、理解是朦朧的，但這激發了我對哲學的興趣，促成了日後辯證思維的養成，這讓我終生受益。”
第三顆釦子是知識報國。“我清楚地記得，1978年2月，當我接到大學錄取通知書時，正在車間下放的賀彭年同志（“文革”後他創辦了上海航空公司，任董事長、黨委書記。這家公司實現了中國民航地方公司零的突破）對我說：‘一定要去上學，我就不相信今後國家不需要有知識的人。’受這句話的鼓勵，我義無反顧地遷出上海戶口，踏上了外地求學之路，也正是學習，改變了我的人生。”
認識葛紅林的人，給予他比較一致的評價是“激情澎湃，熱血難涼”，由此反推不難想象，當年那個22歲的少年，是如何帶著自己對知識的渴望，以及大城市的戶口，奔赴人生下一站的。而從葛紅林的履歷不難看出，他幾乎是一鼓作氣，讀到了工學領域的博士。這一過程中，1987年出國留學那段經歷，讓葛紅林進一步看到“文革”十年對祖國經濟、科技和人民生活水平的破壞，他當時一個真實的想法就是學成後效力祖國。
“本來我走的是科研到院士這條路，從工程師、高級工程師、教授級高級工程師，再到1999年組建寶鋼研究院，並擔任第一任院長。”誰知，2001年一紙調令，讓葛紅林離開了科研，告別了鋼鐵界，從企業CEO轉身為“城市CEO”。
戰戰兢兢與坦坦蕩蕩
2001年10月，葛紅林聽從組織召喚成為中央國家機關和中管企業幹部到西部地區第一批126名掛職鍛鍊幹部中的一員。這年10月25日，中組部在北京舉行了掛職幹部會議，葛紅林作為掛職幹部代表發言。5天后，葛紅林飛抵成都，任市委副書記。這一年，他45歲，一張娃娃臉“瞞”過了歲月，甚至讓人以為他是剛畢業的大學生。原本只是為期兩年的一次掛職鍛鍊機會，卻在2003年6月成都市政府換屆時再次被“相中”，葛紅林成為掛職轉正的“第一人”，出任市長。這使得葛紅林前後整整在成都幹了13年。
在寶鋼時，葛紅林分管科技、規劃，身份等同於總工程師，是個純工科“選手”。工科人的性格特點是邏輯縝密，這一點對葛紅林當好市長是有幫助的。比如，在研究民生問題時，他的思路就是緊扣人從出生到歸宿的生命軸——要針對不同時期不同階段的突出問題來導向工作，提供政府服務。在2003年到2008年的第一屆任期中，他就是這麼幹的。
針對出生階段，突出抓出生缺陷，實施干預的三級管理：第一級，為孕婦免費發放葉酸片，防止痴呆等神經性缺陷；第二級，孕期如果檢查出來有缺陷，有專家組研究怎麼處理；第三級，孩子生下來有缺陷，有先進的殘疾人康復中心。
針對少兒階段，突出抓大病保險和教育。在2004年實施少兒大病醫療保險，一年只交40元，累計報銷金額可達8萬元，當時這項政策全國只有北京、上海和成都有。同一年起，成都還一次性修建了410所農村學校，統一規劃，統一標準，專業化施工，做到應建盡建，基本拉平了城鄉學校的硬件差距。
針對就業階段，突出抓就業問題。從2006年起，設立了家庭就業檔案，向全社會公開承諾，對低保、“40”“50”人員、殘疾人、零就業家庭等六種情況，可以直接撥打“962110”就業援助熱線，只要不挑不揀，48小時肯定能幫困難群眾找到工作。“政府要盡力確保社會沒有生活絕望層，那時成都街上的乞丐，可以說沒有成都籍的。”葛紅林很有底氣。
針對成家階段，突出抓了公共住房保障。從2005年起，成都的經濟適用房供應就不再搞社會搖號了，而是面向社會，提前登記，按需建設，確保供應。今年登記，明年就能拿房。買不起經濟適用房，可以租經濟適用房，再困難的可以申請廉租房。還有一種是限價房，房價低於市場價的15%~20%。另外，2007年，啟動公共租賃房的建設，不僅基本滿足了外來農民工的集體住宿，而且建設了30萬平方米的大學生創業公寓，實施優惠租金。比如，在高新區，兩名大學畢業生合租一室一衛一陽臺的40平方米公寓，每月每人只需付200元左右房租。這也成為了成都吸引人才的比較優勢。
針對老年階段，突出抓城鄉社保和農村醫療。在葛紅林看來，社會養老保險必須是城鄉全覆蓋、一體化和無縫銜接。於是，創新了滿足城鄉不同收入群體的需要，設計了多個繳費檔次供參保者選擇，多繳、多補、多領。葛紅林堅持認為，鄉村衛生院必須公立，2005年起，對全市所有鄉鎮實施衛生院標準化建設，X光、B超、核磁共振等七大件統一配置，每個衛生院都配了救護車，全部一步到位，解決了農村看病難問題，同時農民全部納入城鄉一體化的醫療保險，緩解了有些農民看不起病的問題。
針對最終歸宿階段，突出抓公墓、陵園的規劃建設。每個縣只能搞一個公墓，原來搞多的，要加快調整，至少不能擴張，而且對生活困難的家庭在墓葬方面都有補助性政策。
生老病死，一枝一葉，市長都要去關心，在解決問題的過程中，贏得人民的認可。
如何當好市長？葛紅林對此的觀點很精煉，那就是——做正確的事，正確地做事。用哲學判斷做正確的事，用數學精準去正確地做事。
認認真真與清清楚楚
葛紅林主政成都期間，到成都投資落戶的世界500強企業迅速增加。截至2013年底，已達252家，數量連年位於中西部之首。
曾經有人問一家美國公司的董事長，為什麼要到成都投資。這位董事長回答：“First，Mr.Geisverysmart（首先，葛紅林先生非常聰明）。”
前不久，海外僑胞、全美人力資源協會副會長、成都對外友好協會副會長裔女士，圍繞紐約與成都兩個城市的活力話題接受採訪時，不時提到“老市長”葛紅林。
時至今日仍讓裔女士感到遺憾的一件事，是她沒能促成時任紐約市長彭博與葛紅林——這兩位在她看來讓人尊重的市長——見上一面，圍繞大都市在經濟發展過程中面臨的機遇、挑戰、瓶頸和給後人帶來的棘手問題展開磋商。
2003年，葛紅林上任成都市長時，個人願景是做好一屆市長，實現“本科畢業”；做好二屆市長，達到“碩博連讀”。而事實上，葛紅林分別於2003年、2008年、2013年連續三屆高票被選舉為成都市人民政府市長，早已超越了他預期中的“碩博連讀”。
葛紅林還說了一件當時粉粹謠言的事。2008年5月14日上午，網上突然出現一個帖子，說成都紫坪鋪水庫潰堤，上游有化工廠造成水汙染。全市隨即開始搶購瓶裝水，還有不少家庭擰開水龍頭超量儲水，一時間商場貨源告急，自來水公司水壓告急。“聽說了這件事後，我把所有的事情都放下，立即開始彙集各方面信息，全力處置這件事：一方面，通過市政府新聞發言人出面澄清，不斷髮布相關信息，穩定市民情緒；另一方面，我要求公安系統迅速破案，儘快找到造謠者和傳謠者，在市公安局捕獲了5名造謠者、傳謠者之後，當天就讓他們在電視媒體上公開亮相，自己說明真相，其他各類媒體跟進報道，在半天之內就平息了事態。”這是時隔12年後，葛紅林第一次對外談及的一些應急處置細節。
“當好市長是一門學問，這是我的觀點。當好市長要有時間積累，這是我的體會。”縱觀11年多的市長工作經歷，葛紅林總結出三個時間節點——
一是第一屆的前3年，他就像在幹部群眾的幫助下做了三年自學學徒，筆記本記得滿滿的，直到屆滿時，似乎找到了一些城市管理的感覺。
二是進入第二屆，社情民意瞭解更深了，透過現象看問題更準了，拍板決策更精確了，也不容易被人蒙了。腦子裡記得多了，筆記本記得少了。
三是進入第三屆，就有點遊刃有餘了，重大工作的成效開始展現了，開始享受成就感。因為一個重大的工程、產業化項目，從招商到建設、從運營到盈利，往往要10年左右的時間。
而這一過程中的種種經歷，也豐富了葛紅林過程管理學的一部分。現在，葛紅林同樣將過程記錄作為政協委員履職中的重要工作來做，在他看來，在政協談建議、寫東西都需要精準，“摳這些文字表述，我把眼睛都熬壞了。”
“看到我連任三屆、擔任了11年多的市長，不少同志問我，市長最多隻能做兩屆，怎麼你能做三屆？這合法嗎？我說，這是合法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第八十七條規定，‘國務院每屆任期同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每屆任期相同。總理、副總理、國務委員連續任職不得超過兩屆’。而第一百零六條規定，‘地方各級人民政府每屆任期同本級人民代表大會每屆任期相同’，但對連續任職沒有作出規定。由於許多同志對中央政府的任職規定印象太深了，而產生了一個錯覺，以為地方政府主要領導也不能連續任職超過兩屆，在不少地方逐漸形成了一個不成文的規矩。”
葛紅林認為，對於治城有方、治城有為的特殊優秀城市管理者，應當允許他們連續任職超過兩屆，同時參照脫貧攻堅戰的做法，跟進對他們的提級，用足用夠他們的作用和影響力，同時減少領導變動代價。
記者：崔呂萍
攝影：賈寧
編輯：黃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