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凭学历的话，梁漱溟（1893—1988年）先生就一介初中生，可以说他是自学成才，精通传统儒学，又是新儒学巨匠，还通晓印度哲学。他出生清末，活跃于民国，暗淡于新中国的十年社会运动，殒落于改革开放春风中。透过梁先生的晚年自述，我们一起来了解民国的那些人和事儿。
晚年梁漱溟
汪精卫刺杀摄政王失败
梁漱溟初中时期就秘密参加了汪精卫领导的京津同盟会（即孙中山先生组织的同盟会的京津分部），初中毕业的时候他在天津《民国报》当新闻外勤采访记者。辛亥革命前，汪精卫秘密进京想刺杀摄政王（溥仪的父亲载沣），夜里偷偷在摄政王马车必经之地埋设炸药，被官兵发现并逮捕关押。辛亥革命发生后，袁世凯上台要和南方革命军议和，就把汪精卫放出来，让他做中间人。
年轻的汪精卫参加南北和谈
国务总理段祺瑞人很正派
段祺瑞在袁世凯政府里任陆军总长，是北洋军人里是一个很正派的人，因为坚决反对袁世凯当皇帝遭人暗算，他辞职不干，躲进北京西山。袁世凯的皇帝美梦破灭后，重病在身的他估计时日不多，为了维持北洋军人的势力，还是请段祺瑞出来担任国务总理。
段祺瑞
西南广西、云南、四川的倒袁势力知道段的为人，承认并妥协组建南北联合政府。梁的长辈亲戚张耀曾代表西南入阁政府，因为需要一位机要秘书，梁因为近水楼台先得月，亲戚拉他主管往来的电报和函电。
初识蔡元培
民国六年（1917），蔡元培归国刚就任北大校长，手底需要一批学者任教北大。梁以《究元决疑论》请教于他，蔡校长很认可他，当面请他讲授印度哲学，当时梁还过于年轻，喜欢佛学并不太清晰印度哲学，手头也还有别的工作要忙乎，所以拒绝了邀请。但是蔡元培重视、珍惜人才，偶尔会和朋友梁启超、林志钧拜访梁漱溟家。
蔡元培
与陈独秀和李大钊同时进北大任教
梁漱溟是和李大钊的关系很好，在李组织的一次宴会上认识陈独秀，这两位朋友都是共产党的早期领袖。陈是一个很能够打开局面的人，但大家对他有点敬而远之，因为他常常当着人的面很不客气，说些让人下不来台的话；李表面温和，八面玲珑，人人对他有好感，实际上骨子里头人很激烈。虽然关系很要好，但是两位共产党领袖从未在梁面前提加入共产党的事，梁漱溟心里疑问。
陈独秀和李大钊
哲学系的前辈杨昌济
梁漱溟前后在北大任教哲学系，前后呆了六年（1917—1924）。北大年纪大的有校长蔡元培，还有教授《西洋伦理学》、《西洋伦理思想史》的哲学系教授杨昌济。毛润之在北大图书馆当馆员的时候寄宿在老师杨昌济家中，梁漱溟经常进出杨教授的家门，便在此时与毛润之相识。
而梁与杨昌济的认识是因梁漱溟的堂哥，他的堂哥同属湖南籍，在湖南是很有关系的大人物，杨教授经常光顾家门找堂哥。堂哥在湖南时协助梁启超办时务学堂，任职于学务处，杨昌济就是时务学堂的学生。当时主张变法维新需要派学生赴欧美日学习，去日本的比较多，梁的堂兄建议巡抚派有点知识学问的人赴欧美留学，杨昌济就是其中一位。
杨昌济
记者兼政论家章士钊
北京中学读书的时候，梁漱溟就开始关注一些报纸有关外国内容版块，如《欧洲通讯》版。当时章士钊是以笔名“秋桐”的身份给报纸写稿，主要是介绍西方的政治体制和政论内容，梁从内心佩服章的才华。
后来章士钊在日本出版刊物《甲寅》，梁漱溟向其投稿，往来通信中才知道对方的真实名字。但是在他说讲述中，章士钊才是真正的老牛吃嫩草，他失望于章的生活腐朽——抽鸦片、赌钱、嫖妓、娶几房太太，又不得不佩服他活到93岁的高龄。
留学英国的章士钊
梁启超都佩服福建林志钧的人品和学识
林志钧人品很高，洁身自好，政治上、社会上都极为干净。梁启超是热衷政治的，也有自己的政党，林志钧进去没几天就退出来了，林说他不喜欢那一套，梁启超还是很敬重他。梁临死前把自己的一大箱著作、手稿、完稿或未收尾的，涉及政治、学术、诗文等方方面面，交由林志钧审定，最后出版《钦冰室文集》。
梁漱溟认识林志钧是在司法部当秘书时（1917年），《究元决疑论》刚好发表，当时林志钧在报纸上看到就想方设法结识，刚好与司法部参事余绍宋相熟，一打听并有机会坐在一起了。1928年梁启超和几位朋友一起坐着汽车到梁漱溟家，里面有林志钧、蒋百里和梁思成。梁漱溟经常把林志钧介绍给身边的学者朋友，如熊十力，伍伯庸等。
身心灵高度统一的伍伯庸
伍伯庸是地道的军人出身（梁漱溟的首任妻子黄靖贤是伍夫人的妹妹），清朝末年参加训练新军，参加武昌起义后进入陆军大学学习，因为成绩极为优秀留校担任教官。袁世凯称帝前，从长官到下属都要签名劝进袁当皇帝，唯独伍伯庸拒绝签字，“我一定要认为我签的字是对的，我才能签字。我还没考虑好到底该不该签名，所以我不能签字。“别人说狠话恐吓他，他依然坚持初心，事后不了了之。
梁漱溟与夫人黄靖贤
1929年北伐战争时期，梁漱溟和几位朋友南下广东去看望国民革命军总参李济深，伍伯庸当时是总参的办公厅主任负责招待。午饭过后，伍先生告诉客人他要睡15分钟，让他们随便就坐、聊天、喝茶。伍先生倒下就睡呼呼睡着了，还不算什么，刚好15分钟后他就醒来，闹失眠的梁漱溟很是惊讶，佩服伍先生自主自如的生活，他能够自如把控身体和精神的高度统一。
伍先生“拿得起、放得下“的气定庭闲还表现在大敌当前的危机时刻。抗日战争时期，伍先生在广东担任“挺进第四纵队“司令，带着3000余兵力在山区与日寇周旋。一次他料定不远的一支敌军不会靠近，他不慌不忙，告诉部下说我要休息一会，他仍然倒下就熟睡下去了，部下紧张得不行不行的，一边要紧盯不远的敌情，一边保护伍司令。这种学问不是书本上有的，也不是轻易学得到的，它是儒家孔子学说里的一个内容。
关于民国时期晚婚的大龄女人
梁漱溟50岁时娶第二任妻子陈淑芬，之前很多人误以为是老牛吃嫩草，其实对方与他相差仅仅三岁，陈淑芬47岁嫁进梁家她被记者谎报成40岁。女人30岁结婚已经算晚了，接近50岁才结婚是彻底的钻石王老王了。她是名女大学生，在学校里教书，可能因为天之骄子的优越感、要强的个性以及女权主义思想，迟迟没有结婚。（今天的年轻人们，甘拜下风不？）
梁漱溟对女人有一个说法或者理论，惹夫人不爽心，他说“妇女不是创造者，而是创造创造者”，胡适先生听着捧腹大笑。梁先生的解释是引用一位外国女学者卫西琴的话，“天给妇女的第一项任务或使命是生孩子，她的任务在身体而不是头脑，妇女一生当中能够生育的那段时光最女人最美的时候。天给男人的任务是创造，不论是学术上的创造还是政治上的创造……外国的女人像男人，中国的男人像女人。”
最后，附上梁先生的一句名言以说再见。“学问是解决问题的，而且真的学问是解决自己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