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1世纪的某一天，罗马共和国执政官恺撒身穿丝绸长袍露面，立刻引发了轰动。从此，轻柔华丽的中国丝绸，令罗马人陷入了疯狂，一直到帝国分裂，也没有停止对它的迷恋。
穷奢极欲的罗马人，甘愿为一磅丝绸花费同等重量的黄金。可惜，自始至终，罗马人都没有搞清楚，这精美的衣料是如何做出来的。
早在五千多年前，中国人就已经开始植桑养蚕。使用蚕吐出的丝，做出的衣服，既结实又轻巧，既天然又华贵。中国先民很看重知识产权，丝绸之路上的丝绸制品堆积如山，就是没有蚕。
时至今日，有些外国人看到丝绸的原料是从蚕宝宝嘴里吐出来的，仍觉得不可思议。用小虫子的分泌物做衣服，其中难以言喻的玄机，大概只有中国人能参得到吧。
中国人似乎有一种天赋，擅长把握自然之物的奇妙变幻，并化为己用：桑蚕吐丝可织为绸，冬虫变夏草而制成药，朽木结沉香作为养生佳品……天之创造，亦有人之功劳，我们常常用一个词来表示：“造化”。
一般以为，古汉语的“造化”，略相当于今天所说的“自然界”。不过，“自然界”所指，是天地自然万物的总和，还不能反映“造化”一词的全部内涵。
造化，总与“天地”、“自然”紧密相连。天地创造 万物，天地也化育万物。当我们提起“造化”的时候，更主要的意思，并非单指具体的客观实物，而是事物出生、生长、变化、发展、消亡的全过程。
造化，不是静态的，而是动态的；不是实体性的，而是功能性的。
虽然中国也有盘古、女娲的传说，但毕竟不像西方那样，有人格化的造物主的观念。中国古人对万物的起源和演化，常常归结给无形的天地。
庄子说，天地为大炉，造化为大冶。天地，是万物依凭的大炉，是背景；造化，是锤炼万物的方法，是动力。
在西方人的观念里，一切都是“造”出来的，艺术也是按照一定法则再造自然的技术行为。如果西方文化是“技术模式”，中国文化就是“生命模式”：宇宙是自然生生不息的过程，人的行为要顺其自然，真正的艺术也要与造化同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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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穆先生说：“各地文化精神之不同，穷其根源，最先还是由于自然环境有分别，而影响其生活方式。再由生活方式影响到文化精神。”
中国地形丰富，自然条件优越。日月、山川、草木、林泉，自然万物，五彩缤纷，千姿百态，培育着人性之中追求人与自然和谐的基因。再加上周围有大漠、高原、海洋等天然屏障，缺乏外来文化与商贸的刺激，导致了以农耕为主的经济形态。
农耕是靠天吃饭。农耕的生产方式，让中国人对自然有了崇拜感恩之情，促发了“天人合一”的思想。顺应自然，春耕秋收，逍遥自足的生活，不会滋生游牧、商业文化那样的征服欲，也养育了中国文化追求和平的特性。
我们用亲和的态度去亲近自然、观照自然，并最终融于自然。人与万物相通相融。我们的农业生产、审美和思想方式，也都处处合于造化，显现着生命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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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哲学与艺术一直以“究天人之际”为己任。高超的艺术，能够“夺天地之工，泄造化之秘……故能通灵入神，役使鬼神”。
在中国古代，也流传着许多关于艺术的“灵异”故事。比如，张僧繇在华严寺画龙，每到风雨天，龙就会腾跃不止，后来张僧繇只好画了铁锁锁住它。杨子华画马、李思训画鱼、王维画石，都有类似的奇闻逸事。
这类传说，在今天听起来似乎荒诞不经。但是，若站在古人“万物有灵”的立场上看，却体现了艺术的生命观，而非无稽之谈。
李公麟 《五马图》局部
艺术是有生命的，不能被机械地制造出来，而应该像天地生命一样自然化育出来。艺术创作与天地造化是一回事。
李公麟画马，下笔如有神，黄庭坚赞曰：“李侯画骨亦画肉，笔下马生如破竹。”其中，尤以“生”字评得最妙，胸中有马，生于笔端，一个“生”字，可谓抓到了中国艺术创作精神的关键。
中国艺术，遵守的是自然之道。工匠尊重木材的特性，切合阴阳盈亏，令榫卯结构如自然生长的大树一般，层层攀升，开枝散叶。画家推崇水墨，看重的是水墨无为、不争的性格，以其最能顺应自然，如造化生物般渲染出艺术品。
所以，当西方艺术孜孜以求于比例、和谐、透视等技术规则的研究时，中国艺术家却遵循着自然生命规律，或饱游饫 看、搜尽奇峰，或解衣般礴、僧室趺坐，在“天人合一”的状态下，自然而然地创造出艺术生命。
在日常的亲近和交流中，中国人对自然灌注了生命的体会。当人们把握住事物由始至终、循环往复的变化，所能明白的，当然也不只是桑蚕吐丝、丝可制衣这样的应用题。
《逍遥游》里，鲲（鱼）化成了鹏（鸟），从生物学角度看，是不讲道理的；但是在庄子自由浪漫的思索里，却揭示着生命的成长与进化、灵魂的顿悟与觉醒。
中国哲学里，时常有着类似五行、八卦的运行和推演。生命不是封闭的、孤独的，而是有内在关联的。造化也不是静止的、孤立的状态，而是一个绵延的过程。
造化，可以令一个事物，转变为另一个性质相近、形态不同的事物；也可以让一个物体，通过成长和历练，达到自身最佳的状态。
庄子不仅让鲲化为鹏，后来连自己也化成了蝶。
庄子偏偏梦到了蝶，想必他对于由虫到蛹、由蛹到蝶的神奇造化，也是十分迷恋的。化蝶的浪漫，不只用来阐发深奥的哲学义理，也延续到了质朴的民间传说。
世人皆叹《牡丹亭》，杜丽娘因为一个“情”字，可以由生到死，再由死至生。然而，我更欣赏梁山伯、祝英台化蝶的故事：在肉身死去之后，用另一种形态，达到生命与理想的升华。
化蝶是一种完完全全的蜕变，是顺应自然的造化，对自身的重新塑造，从生到死，再从死到生，况乎生命的奇迹，再归来时，已是焕然一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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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张璪留下了八个字，影响深远：“外师造化，中得心源。”
艺术创造，像天地造物那样自然而然。艺术家也要回到自然，尊重自然，以自然为师。
米芾本来不会作画，但他游历于江湖，每到一处，必择山明水秀的环境居住，向自然学习，所以他的画作也具有了天趣，能体现自然生命之美。这就是“外师造化”的功夫。
米友仁 《山水图》
“师造化”并不是要像镜子一样，复制自然物的外在形象，而是要把握天地万物生长变化的功能与节奏。所以，尽管中国美学一直倡导“师造化”，但中国绘画从来不追求视觉的真实，而把“神似”置于“形似”之上。
师造化，需要像米芾那样，有长时间的体验和超离当下体验的想象。因而，“中得心源”，与其说是靠艺术家的主观思想，不如说是超越经验与欲望的局限，用清净自在的心灵，看看待天地万物。
“外师造化，中得心源”，人所渴望达到的，无非是与自然浑然一体的本真的生存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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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化，说到底，是生命的艺术。
中国人很早就找到了自己的生命与大自然的生命之间的一种和谐，两者之间自由自在地来往。
人们在生产劳作中把握住生命的秘密，在建造家园时不破坏自然环境，在艺术创作中追求与外物的同化、与天地精神的合而为一，生命充实而美丽。
反观一些以荒诞、混乱为本质的现代主义思潮，非但没有解决工业社会带来的精神问题，还在进一步增加人们精神上残酷、混乱、孤危、绝望的感觉。虽然“造化”的观念来自农业文明，但是传统的智慧，也有着当下的、未来的意义。
我们的生活发生了剧变。不过，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仍是我们人性的需要，为我们所一如既往地迷恋。“造化”的诀窍，可以教我们沟通天人之际，把握对待自然、自己和社会的态度与方式，指向人的本真生存。
造化揭示了生命的自然规律。大至沧海桑田、风雨晦明，小至飞鸟栖止、春华秋实，无不符合于自然的节律。
很多事物受造化所运，强求不来。或许正是从这个意义上，人们还赋予了“造化”另一层意义：悲欢离合、生老病死，都是缘分、命运所定。
从“造化”这个词的应用中，能感受到一种玄妙：
原来它既可以是自然规律，也可以是人之常情。若是“造化弄人”，我们都逃不过；若是“命有造化”，一定是我们做对了什么。无论人类文明走得有多么远，回家仍是生命深处永恒的冲动。有些价值，在我们心里，深信不疑，这何尝不是中国人的造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