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草甘膦致癌說法不成立。
2015年初世衛組織下屬的國際癌症研究機構（IARC）將草甘膦定性為2A類致癌物，一時引起軒然大波，因為草甘膦是目前全球使用量第一的除草劑，而抗草甘膦作物又佔轉基因作物的很大比例，此論一出反轉基因人士以為拿到了轉基因有害的鐵證，但實際情況卻複雜的多。
同年的11月15日，歐洲食監局（EFSA）經過再次評估宣佈草甘膦致癌結論不成立。2016年5月13日世衛組織（WHO）重新評估認為草甘膦不大可能致癌。2017年歐洲化學品管理局（ECHA）風險評估委員會（RAC）宣佈草甘膦非致癌物。2017年11月27日，歐洲投票決定草甘膦使用期延長五年。2017年4月和2019年初，加拿大衛生部兩次評估兩次設立獨立調查組確定草甘膦安全性。2019年4月20日，美國環保局（EPA）最新評估認定草甘膦不是致癌物，不再批准草甘膦致癌警告標籤，並且稱加利佛尼亞州的貼標籤制度是“虛假和誤導性的”。
通過時間表可以看到自2015年國際癌症研究機構將草甘膦定為2A致癌物以來，包括世衛組織在內的各國及國際相關（還有德國）部門又進行了大量研究及評估，基本否定了前者的結論。而草甘膦問世以來，超過800個獨立的毒理學測試都驗證了草甘膦的安全性。尤其
2017年美國癌症研究所發佈的研究論文，是用二十年時間跟蹤五萬人做的一項前瞻性研究（比IARC的追溯性研究更精準），沒有發現草甘膦與癌症統計學意義上的關係。所以目前證據彙總不支持草甘膦致癌說法。退一步講，即使IARC的結論成立，2A類致癌也是“很有可能對人致癌”，（注意是很有可能，還是不能確定）和紅肉、理髮師、熬夜同一級別，比酒精飲料、吸菸、醃肉的級別還要低，並且即使草甘膦真的致癌，也只是對不當施用草甘膦的人有危險，只要做好防護和嚴格控制殘留還是對人安全的。

下圖2A級致癌名單（部分）

二：草甘膦暫時無可替代。
草甘膦的致癌性勉強可以稱得上有爭議，但是草甘膦是目前世界範圍內最低毒除草劑這是沒有爭議的，是全球所有的官方組織包括聯合國糧農組織（FAO）世衛組織（WHO）世界食品法典委員會（CODEX）的一致結論。草甘膦具有廣譜、高效、低毒、低殘留、快速降解等優點，有其它除草劑不可比擬的優勢，自1971年問世四十多年來，早就成了全球使用量第一的除草劑，無論轉基因作物還是非轉作物都在使用。
歐洲通過投票把草甘膦的使用期延長到了2022年，雖然有個別有機農業強國禁止了草甘膦，但那並不是針對草甘膦而是針對絕大部分農藥，就像中國貴州茶業禁止了63種農藥和除草劑，幾乎涵蓋了所有市售產品，但就有好事者專門拿出草甘膦來說事，明顯斷章取義。

還有幾個歐洲國家制訂了禁止草甘膦時間表，但是到時如果沒有研發出更好的替代品還得接著用，如果有了更好的替代品那也是全人類受益的好事，但目前看來希望不大，一種新除草劑即使研發出來光是評估測試就又要幾年的時間，總不能開歷史倒車再用回劇毒百草枯吧，所以可以預見的未來，草甘膦的地位不可撼動。
草甘膦的急性經口LD50（毒物半致死量）是4300mg/kg,而食鹽的LD50是3000mg/kg，所以就有了〔草甘膦比食鹽還安全〕的說法，雖然這種說法屢受詬病，但是確確實實是一個科學標準。這種對比只是為了形象的說明草甘膦的低毒特性，並不是宣傳草甘膦能當飲料喝。並且草甘膦不止毒性最低，在自然界或動物和人體還會迅速降解，基本不存在人體毒性累積的慢性中毒情況，說草甘膦是目前全球範圍最安全的除草劑這是實至名歸。
三：抗草甘膦作物農殘更低。
草甘膦作為最優質除草劑之所以引起諸多非議，除了全球第一使用量外，主要原因還是轉基因作物大部分是抗草甘膦作物，被反轉集團稱為“轉基因伴侶”，但實際上並非如此。草甘膦自1971年上市，而抗草轉基因大豆1996年才開始種植，所以非轉作物是最早也是一直使用草甘膦，草甘膦除了用於田間除草還廣泛用於橡膠、茶園、果園、甘蔗、桑樹等幾乎所有除草場所，還能用於傳統作物乾燥劑在作物收割前統一噴灑以便統一收割，所以草甘膦是轉基因伴侶的說法不成立。
草甘膦是廣譜殺蟲劑俗稱見綠殺，非轉基因作物噴灑要避開作物，而轉基因作物因為轉入了抗草甘膦基因可以無差別噴灑，所以反轉派認為轉基因作物吸收了更多的草甘膦除草劑，但實際情況也並非如此。通俗的講，抗草甘膦轉基因作物是因為轉入了一個天然抗性基因，使作物植株內有了生產草甘膦分解酶的特性，草甘膦進入作物後在植株分解酶作用下迅速降解，形成中間代謝物氨甲基磷酸等酸性物質，再進一步降解為普通碳水化合物。
草甘膦的噴灑期一般在農作物和草一塊長起來以後統一噴灑，雜草很快死掉而農作物在這一時間迅速進入旺苗期，新的雜草即使再長出來也沒生存空間了，而成熟期前還有兩三個月時間草甘膦早已經降解掉了。也有反轉人士對草甘膦的中間代謝物氨甲基磷酸存在質疑，認為除草劑只要用就會存在風險，而傳統作物不直接噴灑除草劑，相比肯定比抗草甘膦轉基因作物安全，但這種想法只是不瞭解農業基本操作的一廂情願。
因為除草效果的原因，主要糧食作物除草越來越多得以苗後除草劑為主。以大豆為例，轉基因大豆用草甘膦，而非轉大豆會用如〔氟磺胺草醚〕一類的大豆田專用除草劑，
同樣是在苗後草長起來以後無差別噴灑（即同時噴灑到作物和草上），同樣是自吸傳導性除草，還有著類似的吸入再降解過程，區別就是氟磺胺草醚等其它除草劑毒性更大、降解更慢，殘留期更長，氟劑施用後的土地一年之後特定作物還不能種植，有時候為了除草效果還要幾種除草劑摻在一塊做成混劑施用，就又增加了對環境和健康的不可控因素，遠沒有單一使用草甘膦安全可靠，而草甘膦施用一週後可以種植任何作物，比較起來傳統作物反而農殘更高，對環境危害更大。理論上講，只要找到某種除草劑的抗性基因，就可以開發出抗某種除草劑的轉基因作物，（如下圖）目前除了抗草甘膦作物還研製成功了抗草銨膦、抗2，4-D 的轉基因作物。之所以轉基因最初選擇了草甘膦至今不離不棄，就是草甘膦有其不可比擬的優勢，不是轉基因必須選擇草甘膦，而是優質高效的強強聯合。

綜上所述，草甘膦在目前傳統與轉基因農業都無可取代，無論對人類健康還是環境安全都利大於弊。我們嚮往一個零農殘無汙染的農業和食品環境可以理解，並且靠科技進步和人文發展會無限接近目標，但是靠禁止草甘膦和反對轉基因只會適得其反，是一種毫無理智而又目光短淺的看法和行為。
行文最後，必須說一下美國草甘膦官司，法官能斷輸贏但不能判決草甘膦是否致癌，大媽陪審團不是科學家更易受情緒左右，所以只講幾個重點。一，目前的三個官司原告沒有一個是種轉基因的農民。二，沒有一個能提供草甘膦是原告所患致癌直接誘因的證據。三，沒證據表明孟山都隱藏已知風險。（下圖，圖中的Chhabria是主審法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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