褪去「漢尼拔」血腥味,安東尼·霍普金斯演繹「教宗」

再一次觀看《教宗的承繼》,我一直想找出教宗本篤十六世是在什麼時候轉變的。

本篤十六世解釋是,有天晚上告誡,他看見燭臺的煙在向下飄。他聽不到了天主的聲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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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很可能是第一次會面的夜晚。當時貝爾格里奧說了一個故事。

貝爾格里奧問教宗,您知道那個關於兩個神學院學生抽菸的故事嗎?

本篤十六世不假思索回答,沒有,他們應該抵制抽菸的。

貝爾格里奧接著說,第一個學生去找他的精神導師問,神父,祈禱的時候是否可以抽菸?神父說,不行,當然不可以。

本篤十六世插話說,當然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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貝爾格里奧接著說下去,第二個學生是個耶穌會信徒,他說,兄弟,你剛才問錯了問題。於是第一個學生回到導師那裡問,神父,抽菸的時候是否可以祈禱?

這段話反映了本片的核心關鍵詞:改變(change)

同樣一件事情,從不同角度觀看就會產生不同的闡釋。世界變了,闡釋變了,是以不變應萬變?還是隨變化而做出調整?並且,誰能評判你的對錯?

前者有一種永恆的穩定,而後者則會有滑落到妥協深淵的危險。妥協是一種退步,退步則慢慢會退到人性墮落的地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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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我們與本篤十六世和貝爾格里奧共同的困擾。

教宗本篤十五世陷入神職人員侵犯兒童的泥淖不可自拔,2015年奧斯卡最佳電影《聚焦》說的就是這個事。他需要見見正想要辭職,也是他最有力的反對者貝爾格里奧。處理不好,這會是一個嚴重的“政治事件”。

第一次會面在教宗私人府邸,十分不愉快。

本篤十五世是一位虔誠、固執、保守的主教,來自於盛產哲學家的德國,與許多教士一樣,他一生大多埋頭於經學書本,對於世界的變化有所瞭解,但沒有親身經歷,所以不深刻。

子民是羊,羊的變化只是表象,牧羊人要與羊保持距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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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會面是在西斯延教堂。注意地點的變化,在私人府邸他們或許都不夠坦誠,但在接近主的場合,他們必然要面對自己的信仰,不容虛偽。

或許昨晚走進屋子,本篤十五世就有了決定,就像耶穌被抓的前夜。他要在世時辭去教宗職務,而上一次這樣做的教宗是在七百年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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貝爾格里奧十分震驚,他沒想到會是自己,他認為自己不配。

貝爾格里奧坦白,在1978年,獨裁政府統治布宜諾斯艾利斯統治時期,為了保護耶穌會成員,貝爾格里奧跟政府頭目接觸,成為“良民”。他救了很多人,也失去了很多人,包括他心愛的姑娘。

戰爭使貝爾格里奧思索,他開始改變,穿著樸素,力所能及,讓教會適應底層的窮人,而不是相反。但他仍過不了獨裁時期的檻,那是妥協,也是罪惡。

動人一幕發生了。兩人相互告誡,相互赦免。本篤十六世對貝爾格里奧也像是對自己說:你只是一個凡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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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不會犯錯,但凡人會。知錯能改善莫大焉,更要的是做出改變,付出行動,改變自己並付出一生努力改變世界。他們是有這樣影響力的人。

第一次觀看覺得貝爾格里奧是偉大的,第二次卻覺得本篤十六世更加偉大。貝爾格里奧畢竟是在實踐自己的觀念,他是幸福的。而本篤十六世卻只是憑藉對上帝的虔誠信仰改變了自己堅持的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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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走入了羊群之中,接近他們,與他們拍照。這是偉大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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顯然,本篤十六世的形象得益於安東尼·霍普金斯的演繹,他偉大的沉浸式表演使得就算兩個人對話也興趣盎然,不枯燥。

安東尼的表情似乎不多,但總是恰到好處,特別是他的眼睛,閃現出一位理念在衝突的智者尋找解決辦法的思索火花。

安東尼·霍普金斯的臉英俊、帥氣、迷人,有一種邪魅的紳士風度。他最適合扮演具有人格魅力的反派,這些角色擁有極高智慧,做事會使用極端手段,他們看到了真理的另一面。

角色無一不令人深刻。比如《沉默的羔羊》裡吃人的醫生漢尼拔博士,《西部世界》裡面福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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距離上一次聽到巴西導演費爾南多·梅里爾斯有八年了,2011年的《圓舞360》顯然沒有達到他理想的成績。

費爾南多1955年出生於巴西聖保羅一箇中產階級家庭,憑藉2002年的《上帝之城》獲得了奧斯卡最佳導演提名,併為他贏得了國際性聲譽。影片講述了上帝之城裡約熱內盧的故事,暴力和罪行對於青年的腐蝕與毀滅像是輪迴永遠不會停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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偉大影評家羅傑·伊伯特盛讚道:

影片令人震驚而又恐懼,且與其人物表現密切相關,顯露了這位新晉導演的非凡天賦和激情。費爾南多·梅里爾斯,請記住這個名字。

他的好萊塢首秀是2005年《不朽的園丁》,以一部為肯尼亞為背景的犯罪故事,接著是2008年《盲流感》,講述在一座城市發生盲流感,影片譭譽參半。

費爾南多善於用小人物的視角來反映巨大歷史事件,並且使歷史事件在個人身上經歷。因此當他想轉變手法的時候就有些力有未逮,比如《盲流感》和《圓舞3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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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片子經常透露出掩藏在喜劇表現手法下的令人絕望的悲觀,這可能與他的經歷有關。《上帝之城》暴力從兒童就開始,《不朽的園丁》利益比人命重要,與之相比《教宗的承繼》顯得略微溫柔。

或許我們只有看到惡,才能更好地找到善,奔向善。

費爾南多的電影故意把鏡頭放大特寫,從而給人一種緊張感,像是人物就在身邊一樣。這顯然得益於凱撒·查隆的攝影,他運用不少手持鏡頭。

人物變大,畫面容量變小,人物極少的動作都會產生畫面的晃動感,這或許就是費爾南多想要的,他的人物內心永遠都在騷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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