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三國史上，吳大帝孫權應該算是一位頗作為的割據統治者，隨著對他以及三國曆史的深入研究，後世對於其評價也慢慢的以肯定居多。但是，當我們通觀孫權的整個政治生涯，卻還是會發現其功過是非還是不可一概而論。尤其是對於發生在其在位的嘉禾年間的
“報聘遼東”事件。歷來還是為史家所詬病。
裴松之在《三國志·吳志·孫權傳》中就說到：
“臣松之以為權饅諫違眾......非有乃用萬人，是何不愛其民，昏虐之甚乎? ......此役也，非惟暗塞，實為無道”
裴松之認為“此役也，非惟暗塞，實為無道”，是表現了孫權的“愎諫”和“昏虐”。而緊跟的後世學者也往往以“剛愎自用”評論此事。並以此認為改件事的發生開啟了孫吳衰亡之端倪。由此可見，這一事件在當時的影響是很大的。那麼我們到底該如何全面、客觀的看待這件事情呢？
報聘遼東的始末
據《三國志·魏書·公孫度傳》記載 , 在漢末軍閥混戰孫吳時期，公孫度於中平六年佔據遼東地區 ， 隨後，經其子公孫康、公孫恭，至其孫公孫淵等人於景初二年被曹魏滅亡，共傳三世四主，歷時50年。
彼時的遼東乃偏鄙之地，就當時的歷史狀況而言，本無關大局的。但是，恰在此時，孫吳亦崛起於江左。而遼東與東吳橫隔著一個強大的敵對政權——曹魏，
於是，作為孫吳政權統治者的孫權曾頻繁越過曹魏，渡海與公孫氏政權交往，同時又帶動了與其近鄰高句麗的交往。據記載，從公孫度據遼東開始，孫吳與其交往始末次數有七次，分別是：
第一次：由於記載的缺失，具體時間無法確定，但是後世學者認為是在建安年間
第二次：黃龍元年的五月，《吳志·孫權傳》載：“使校尉張剛、管篤之遼東”。這也是孫權稱帝后做的第一件事。從而形成魏、吳雙雙爭取公孫淵的局面（先前曹魏已經在爭取了，封當時的遼東統治者為遼東太守）
第三次：嘉禾元年的三月，據《吳志·孫權傳》載，此次出使遼東分先後兩批，第一批是由周賀、裴潛所率，隨後是由葛都尉所率。在這次出使中還發生了一件事，《魏志·田豫傳》記載，當曹魏得知吳人通公孫淵後，立即派田豫督青州諸軍討之。田豫設伏于山東半島東端的成山角
第四次：嘉禾二年的三月，遼東派出的使者返回遼東覆命時，孫權派太常張彌、執金吾許晏、將軍賀達等人率領數萬人，帶著金寶珍貨也一起前往遼東，這一次去的目的是冊封公孫淵為燕王。這也是孫權派往遼東最龐大的一個使團。但是，也是這一次，使得孫權與儒學朝臣發生激烈的衝突，造成了一次很嚴重的統治危機。因為當張彌、許晏使團到達遼東後，公孫淵突然反目，用武力劫殺使團，使團幾乎一網打盡。
第五次：嘉禾四年，正式遣使通高句麗
第六次：嘉禾五年，孫權又派遣使者胡衛等人出使高句麗
第七次：赤烏二年，派羊衜等人往救公孫淵。張彌、許晏事件以後，孫吳與遼東關係中斷。公孫淵與曹魏關係亦日趨緊張惡化。
從以上我們可以看出，除去建安年間之外，孫權通遼東主要發生於其稱帝后的十年中，其中以前四年最為集中。
那麼當孫權所派出的使團被曹魏軍隊以及公孫淵“絕殺”之後，為何還要繼續更頻繁地派人出使遼東？這時候如果僅“剛愎自用”來解釋的話，或許就說不過去了？似乎這背後還有更多的原因值得去尋找。
報聘遼東始末之背景、動機
作為漢末分裂時期的統治者，面對曹魏的威懾 ，孫權頻繁通使遼東，這應當時魏、蜀、吳三國關係發展變化的必然結果。孫權想借助其他割據勢力以共同對抗強敵，這是無可非議的。因為在此之前已經有過了吳蜀兩國結成聯盟的成功範例。
我們都知道赤壁之戰前後，孫、劉聯盟抗曹，但是後來由於孫、劉對於荊州的爭奪使得這一聯盟一度遭到破壞，孫權為了奪回荊州，調整了自己的外交策略，由聯蜀而改為卑事曹魏。在襲殺關羽之後，孫權奪回了對荊州的控制權，隨後的夷陵大捷後，使得蜀漢退守三峽以內，再也無力東向與孫權爭奪荊州。
但是，從當時的大的環境下，吳蜀交惡、孫吳聯魏也只能是暫時的，因為吳、蜀在對魏方面有著更多共同的利害關係。此前的吳蜀之間可以說是一種平等的聯盟關係，但是後面的吳魏之間則是不平等的聯合。面的這種不平等的聯盟關係，這種聯合肯定是不能持久的。
因此，當孫權解決了荊州問題後，便再次調整外交策略，重新恢復了吳蜀聯盟，繼續實行共抗曹魏的方針。當孫權稱帝時，吳蜀之間已建立了比較鞏固的聯盟關係，蜀使陳震吳赴祝賀，雙方訂立盟約，中分天下，《吳志·孫權傳》記載盟曰：
“自今日漢、吳既盟之後，戮力一心，同討魏賊……若有害漢，則吳伐之，若有害吳，則漢伐之。各守分土，無相侵犯”
當吳、蜀聯盟的再次確立的時候，使得這時孫權已經消除了西顧之憂，因而得以主要精力來對付曹魏。這時，如果能與東北的公孫氏政權聯合的，就能形成對曹魏的包圍形勢。這也孫權在戰略上牽制曹魏的一個重要步驟。
其次，這也是其統一天下的願望的反映。孫權自建安五年繼吳主位，至其稱帝前後已有三十年，且年已半百， 漸呈暮氣， 這時他的內心急於統一全國的。
當孫權得位不久，周瑜便推薦魯肅，魯肅為孫權描繪了規劃天下的遠景，其戰略步驟有三：
第一步：鼎足江東
第二步：竟長江所極，據而有之
第三步：是君臨天下
此後，孫權也基本上按照這一建國方略以貫徹執行，一直以“統一天下”為己任。即便是大將陸遜建議“寬賦息調”時，孫權也以天下未定而拒絕。他不以“守江東”為限，而以“定天下”為職志，溢於言表，言之鑿鑿。
尤其是當其收回荊州後，又與蜀漢建立了較為鞏固的聯盟關係，也就基本解除了西顧之憂之後，到這時也基本上完成了第一、二步計劃，接下來便開始實施他的第三步計劃。而恰在此時，偏居遼東的公孫淵“稱藩”，這大大增加了孫權圖天下的期望，以為“普天一統，於是定矣”。這也使他認為這個宿願終於可以實現了。故其不顧群臣反對，在稱帝以後的頭一件事，便是派以張剛、管篤為首的派龐大使團出使遼東。而出使遼東，也正是說明了孫權不以“限江自保”為囿。企圖統一天下的願望。即便是通使遼東有很大冒險性。
再者，孫權通使遼東，可以通過海上途徑從遼東地區獲取大量的戰爭資源，尤其是馬匹。我們都知道，在令兵器時代或者說在當時的戰爭條件下，馬匹是非常重要的戰略物資，這在其此前所在的秦漢時期是能佐證的。
由於孫權所在的江左地區缺少馬匹，這對對其軍事力量來說是一個嚴重的缺陷。而其面對的主要敵人——北方的曹魏政權，卻有充足的馬匹。因此，孫權一直千方百計從四面八方覓取馬匹。而遼東地區“多馬”。據《吳志·陸瑁傳》記載陸瑁上疏孫權說：
“國家所以不愛貨寶遠以加之者，非嘉其德義也，誠欲誘納愚弄，以規其馬耳”，“夫所以越海求馬，曲意於（公孫）淵者，為赴目前之急，除腹心之疾也”
由此我們可以看出馬匹對於其與曹魏抗衡“以圖天下”的意義是不言而的。這也是孫權為什麼執著報聘遼東的一個很重要的原因或者動機了。
總的一點，孫權通遼東絕不是一時胡塗和衝動，而是有深遠目的的行動。
孫權報聘遼東的功過（歷史意義或影響）
雖然說孫孫權報聘遼東，使當時東吳政權蒙受到一些損失，付出了代價，但是，它對於歷史的發展，仍然具有積極的意義。這主要表現在：
1、開闢了從江左直通東北地區的海上交通
在孫吳以前，雖然北部沿海的航線已經分段開通，也有由江浙沿海至山東半島的航道。但是，由於當時的江左地區經濟文化還比較落後，沒有形成強大的政治中心和大都會，因此這條航道的來往並不頻繁，其價值也不是非常的大，而且還沒有開通從江左直達遼東半島的航路。
而當孫吳立國江左後，這裡已經形成了三分天下有其一的政治中心，同時，經濟文化也得到了迅速的發展，形成了以建業為代表的大都會，因此，這時候對於進一步開通北部航海運輸的願望或者說需求也越來越大。
孫權頻繁通使遼東，使江左與遼東地區的直通航線得以開通。而這條航道的開通，大大便利了江左地區與東北地區的交通，以至於《魏志·公孫度傳》注引《魏書》說：“吳雖在遠，水道通利，舉帆便至，無所隔限”，可見這條航道開通的影響是很重要的。
此後，歷東晉南朝，這條航道便日益繁忙起來，成為六朝時期江左地區與東北地區交通的重要線路。出現了“乘舶泛海，使驛常通”的情景。正是有了這條海道，使得東晉南朝時期，得以越過北方的胡族政權，與東北地區的少數民族政權和朝鮮半島諸國建立了交往。
2、加速了江左與東北地區經濟文化的交流
通過這種使團形式的交往，孫權除了從東北地區得到戰略物資以外，雙方還各以“方土所出”進行互市。《魏略》載：
“比年已來，復遠遣船，越渡大海，多持貨物，誑誘邊民。邊民無知，與之交關”
通過這種交往使得雙方的經濟交流得到了很大程度上的發展，此外雙方還互贈特產，據記載，當時遼東方面向孫權“獻貂馬”。孫權也以金寶珍貨等贈送給公孫淵”。與此同時，高句麗也曾向孫權貢貂皮、鶡雞皮等，孫權也則向高句麗賜衣物珍寶等等。
這種交往，對於兩地的物產文化交流產生了積極的意義，以至於晉人孫楚在遺孫皓書中說：“昔公孫氏承藉父兄，世居東裔……不供職貢，內傲帝命，外通南國，乘桴滄海，交酬貨賄，葛越佈於朔土，貂馬延於吳會”。江左地區以紡織品為代表的物產文化傳到了東北，東北以貂馬為代表的物產文化傳到了江南。這對於加快兩地人民社會經濟文化的發展是有積極意義的。後來，江左的蠶桑也是通過這條海道傳至遼東地區的。
總之一點，孫權對遼東的經略，就與其浮海求夷洲一樣，對於統一多民族國家的發展是有積極意義的，從這方面來看，其歷史作用是應該肯定的。
寫在最後的話：
孫權把觸角伸向東北，與燕王公孫淵聯合，蘊含著一統天下的戰略構想，是與蜀聯合的繼續。雖然在這一過程中有過各種各樣的曲折歷程， 但是在這一戰略中，孫權一直充當主要角色。這是吳國向外發展的需要，具有深刻的戰略思想，不能因為公孫淵反覆無常而抹煞了孫權於嘉禾二年報聘遼東聯盟公演孫淵的戰略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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