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天福的湄潭茶缘
◎ 曹裕强
1939年4月的一天，正是春暖花开的时节，也是采茶、制茶的大忙季节。当时，年仅三十挂零、在福建省政府农业改进处茶叶改良场福安分场工作、新中国建立后成为中国著名茶学专家的张天福，从《中央日报》看到一则《国民政府将在重庆召开全国生产会议》的消息，其刊登的参加会议人员名单里还有自己的名字。虽有些诧异，但他还是马上向设在永安的福建省政府农业改进处写了一封阐明自己要去重庆参加会议的信，得到了改进处的同意，并派人来办理了交接手续。
于是，张天福便匆匆启程，马不停蹄，先乘坐汽车前往桂林，然后转道坐飞机到了国民政府的陪都重庆。
到了重庆，离开会的时间尚早，张天福就先去拜望他的两位老师：一位是中央农业实验所所长谢家声，原金陵大学农学院院长；一位是中央农业实验所副所长沈宗翰，也曾在金陵大学任教。
为了开会，5月3日上午，张天福还预先到附近的一家服装店订做了两套制服。晚上，他就亲眼目睹了日寇飞机轰炸重庆时那种血肉横飞和街巷杂乱的情形，使他更增加了对日本侵略者的无比愤恨。
张天福在中央农业实验所等了几天，便到行政院指定的全国生产会议报到处报到。在会议代表接待处，农业促进委员会主任穆藕初向他布置了任务，要他先去西南各省考察，回来才开会。并告诉他，农业部计划在西南地区办一个茶叶试验场，部里请他会前到四川、西康、贵州、云南等地，寻找一个比较理想的地址。于是，张天福就参加了由中央农业实验所和中国茶叶公司联合派遣的茶叶考察专家组，与王淘、李联标、朱源林等专家一起准备前去考察。
说干就干。但我们都知道，张天福他们这次要去的几个省，都地处高山峡谷密布的青藏和云贵高原，道路崎岖坎坷，可以说其中的艰难程度，难以想象。为了规划好路线，一是节省时间和经费开支，二是尽量减少跋山涉水之苦，张天福便找来地图，进行了仔细的琢磨和研究。他对每一个要去地方的地势、土壤、气候、生态环境、交通状况和发展方向等诸多因素都进行了综合的考虑，并进行了反复的比较。
从四川的成都、自贡、宜宾，到西康的雅安，从云南的昆明、曲靖，到贵州的遵义、安顺、贵阳、湄潭等地。他们一路匆匆，无心观赏祖国西南的大好河山，却对沿途经过的那些城镇乡村的贫穷落后，感到了深深的触动，甚至别有一番痛苦萦绕在心头。因此，为了尽快落实选址，每到一地，他们都反复勘察，悉心论证。
最后，经过反复比较，张天福看中了地处黔北重镇——遵义东北70余公里、山清水秀的湄潭。因为那里气候温暖湿润，冬无严寒，夏无酷暑，地势开阔，土壤肥沃，物产丰富，是贵州高原上古老的茶区，非常适合于茶树的种植和发展。且湄潭离贵阳和重庆都不算太远，交通也较为方便，适合于创建茶叶研究试验基地。
觉得找到心中理想地方的张天福，就直接跑到湄潭县政府，找到当时的县长严浦泉，告诉他中央茶叶试验场基地可能建在湄潭的消息。县长见是农业部派来的人，还说要在湄潭创办中央茶叶试验场基地，很是高兴，立即表态一定要大力支持。
张天福返回重庆后，把自己在西南四省各地考察的情况向农业部及中央农业实验所所长谢家声、副所长沈宗翰做了详细的汇报，并着手撰写了一个《发展西南五省茶叶生产》考察报告。
张天福在报告文中写到：“自神圣抗战以来，奄奄待毙之中国茶叶出口贸易，更受严重之打击……是有亟待于开发西南之富源。……查西南各省气候土质环境，除西康仅有东南及云南西北部少数雪线地带外，无不适于茶树之生长，中以四川产量为最多，年约20万担，云南约8万担，西康约8万担，黔、桂较少各约1万担……将来之发展，未可限量。”
为期三天的全国生产会议在重庆沙坪坝的嘉陵宾馆如期召开。会上，张天福将此报告作为会议提案，引起了当局一些高级官员的兴趣和注意，并决定在湄潭创建国民政府中央茶叶试验场（后来定名为中央农业实验所湄潭实验茶场，简称中央实验茶场）。此提案后来被茶史学家们誉为“中国茶叶第一提案”。
1939年9月，中央农业实验所和中国茶叶公司联合派遣王淘、张天福、李联标、朱源林等人进驻湄潭，在其县城南门外的校场坝一带，开始筹建中央实验茶场。经商议，湄潭县政府决定将义泉万寿宫、水府祠交给他们作为茶场办公室、宿舍和茶叶加工厂；将桐子坡、象山（俗称打鼓坡）和校场坝一带土地作为茶场用地。
到达湄潭，张天福他们就不顾风尘劳累，迅速拉开了筹建工作的序幕，使湄潭这个偏远、安逸的小镇，一时间因为他们的到来而开始热闹起来。期间，他们除了马不停蹄开展一系列筹建工作外，张天福还邀请贵州省气象所所长李良骐先生来湄潭考察，就茶叶生长的气候问题，借用省气象所的设备，在此建立了一个临时气象观测站。观测工作虽然没有开展多久，也没有留下可供佐证的观测资料，但他却与李良骐结下了深厚的情谊。以至于后来在他被关进“牛棚”劳改时，遇到同被关在一起的李良骐的儿子李启泰，他还津津乐道于此事，并与李启泰成了忘年交，也教会了李启泰很多茶叶知识。当笔者2015年在贵阳采访李启泰时，李启泰就曾向我们兴奋地谈起他们的那段鲜为人知的往事。
1939年11月的一天，张天福到经济部为筹建中央实验茶场的事联系工作，遇到曾任福建省建设厅厅长、后为省政府主席陈仪顾问的徐学禹。徐便邀请张天福到当时福建省政府与中国茶叶总公司在崇安县合办的一个福建示范茶厂当厂长，并请他第二天就乘坐第一部从福建开到重庆的小车回去。还说工资每个月给他300块大洋（当时可买100担谷子），并说福建省主席陈仪还答应委任他为省建设厅技正。至于开办费则为100万元，由民国中央和福建省政府各出一半。
事情来得有些突然，张天福一时也感到很为难，就以“要去贵州湄潭县筹办中央茶叶试验场，那边的事才开头……”等为理由谢绝。但对方的意思却很坚决，根本不容他推辞。
经过一晚上的辗转反侧和激烈的思想斗争，张天福想到了家乡父老的厚望，想到了无兄弟姊妹照顾的已经76岁正年迈抱病的父亲……天亮了，张天福最后做出了人生中的一次艰难决定：忍痛割爱，回家乡去。为此，张天福还专门给农业部写了一封信，陈述了自己忍痛割爱的缘由。
就这样，曾在西南五省留下足迹的张天福，来不及向他的老师们一一道别，也没有时间再回到湄潭交接工作，便带着遗憾，匆匆登上接他前往福建的汽车。
当汽车辗转颠簸两天，来到江西南昌市里的一个路口，还出现了一个插曲：那时，一个由江西省政府派出的官员，手拿一份时任农业部顾问的邹秉文签名“谨恳”的电报，内容是恳切要求张天福无论如何要返回重庆，把贵州湄潭的中央茶叶试验场筹办下去。去意已决的张天福，尽管也在脑海里产生过一丝犹豫，但事已至此，加上车上同行人的极力劝阻，他也只好继续前往福州。从此，直到2017年6月4日去世，享年近108岁的张天福，就再也没有到过湄潭。
张天福遗憾的不辞而别后，农业部又从中央农业实验所选派刘淦芝迅速前往湄潭接替了张天福的筹备工作，于1940年4月正式成立经济部中央农业实验所湄潭实验茶场后，并出任首任场长。
尽管张天福并没有继续留在湄潭筹建中央实验茶场，但湄潭人民却始终怀着一份感恩之情，牢记着他当初的选择和决定。以至于在70年后的2009年4月和76年后的2016年4月，湄潭县委、县政府都派出代表团，前往福建去看望时已100岁和106岁的他，给他带去一份问候与祝福。2017年6月4日，当湄潭人民得知他驾鹤仙逝的消息后，有人还自发地发微信、写诗词，县委、县政府也组织悼念活动、召开座谈会，遥寄哀思，表达一份浓郁之情。
2009年4月，为表达对湄潭人民一份质朴之情的感谢，时年已百岁之际的张天福，在品饮了湄潭人民带给他的“湄潭翠芽”茶后，也激动地亲笔给湄潭人民写下了这样的条幅：“遵义湄潭——好山好水好茶”。聊以此字句，也算是延续了当年的那一份不解的茶缘吧。
来源：微美湄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