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黃依琳
危機
撤檔、歇業、被忽視、被排擠
疫情在短短三個月內攻佔全球電影市場。各國影院因無人光顧相繼大門緊鎖，復工時日遙遙無期。自1895年電影誕生以來，即便是經歷了兩次世界大戰，1919年造成67.5萬人死亡的西班牙流感，全球電影院的空窗休館期也不曾如此漫長。
隨之而來的是全球電影院產業的虧損，國內影院巨頭萬達第一季度虧損5.5億-6.5億；美國最大的電影院線AMC股價暴跌20%；日本全國四成電影院一個月就虧損100億日元
（人民幣6.5億元）
；韓國影院巨頭CGV三月的票房總額還不及一月的十分之一......正是適者生存、汰弱留強的殘酷時刻。電影院巨頭尚且如此，那些沒有龐大資本作為緩衝，現金流不足的藝術影院，面臨的是更高淘汰率的危險境遇。
藝術影院大多體量不大，主要以播映國內外獨立、非主流的藝術電影為特色，承擔著發掘與推廣新銳電影作品與創作者的重任。美國最大的藝術影院Alamo Drafthouse在全美擁有40個據點；日本的藝術影院
（當地稱“迷你影院”）
佔全國影院的百分之三十；英國藝術影院Picturehouse 迄今已有35年的歷史，曾一度引領整個歐洲的藝術影院發展。
美國最大的藝術影院Alamo Drafthouse無人的放映廳
藝術影院在市場上不算主流，生存空間往往非常狹窄。相對於大型連鎖商業影院，尚有零食餐飲、贊助商、電影周邊副產業等作為收入來源。藝術影院大多秉著熱情用愛發電，票房可能是唯一收入。大衛·波德萊爾
（David Baudelaire）
曾撰文寫道：“如今，只有為數不多的影院能夠繼續靠放映盈利，大部分藝術影院的運作資金都不是通過票房，而是靠捐款、基金會、政府部門，如藝術委員會等資助來支撐。”可是疫情期間這些款項也難以到賬。就像懸在頭上的達摩克利斯之劍，收支平衡才能渡過難關。在疫情關門期間，大部分藝術影院難以支付員工薪水、房租等費用，暫時的停業可能意味著永久關門。
國內疫情發生以來，全國藝術電影聯盟不再發布活動信息，關起門來一心做電影研究。上海藝術電影聯盟的最後一條消息停在1月30號的“俄羅斯電影大師展”延期公告。百老匯電影中心偶有線上雲觀影活動卻並非頻繁。最慘的是民間放映組織，失去了賴以生存的線下放映幾乎一片死寂。至於其他國家，即便不強制關門，電影院作為聚眾的封閉空間依然令人不放心。一家堅持開張的名古屋藝術影院Cinema Skhole在三月份的每場人次只有一到兩人。
伴隨著沒有觀眾，《寄生蟲》
（黑白版）
、《她們在夢裡舞蹈》等本來準備上映的藝術電影撤檔、延期，影院開著也無片可放。雪上加霜的是，作為藝術影院選片“片庫”的歐洲三大電影節，除了“僥倖”在2月舉辦的柏林電影節之外通通延期。加之各國電影拍攝也暫停，此後的很長一段時間，可能都不會有任何新片在藝術影院上映。
雖然部分國家目前相繼出臺援救電影業的政策，如我國提出降低影院租金和提供補貼的紓困計劃；韓國出資援助國內20部優質電影項目；意大利緊急補助電影產業1.3億歐元；美國電影院協會撥款240萬美元援助失業影視從業人員等。但是這些援助計劃很難惠及處於市場邊緣地位的藝術影院。
米蘭一家名叫Beltrade的小型藝術影院只有單塊屏幕，一場放映最多容納200名觀眾。老闆莫妮卡·納爾迪
（Monica Naldi）
抱怨道：“政府出臺的租金減免只針對大型連鎖商業影院，隻字未提獨立的藝術影院。“ 經營了70多年的德國BerliHürth影院不得不經歷開張以來第一次歇業，管理者安格拉·默克爾
（Angela Merkel）
提出：“國家開發銀行雖然為中小企業提供無限融資。但我們這種小企業根本承擔不起那麼多債務。”
《寄生蟲》（黑白版）劇照
此外，藝術電影市場需要等待的也絕非疫情結束那麼簡單。巨大的財政缺口能否彌補，有沒有足夠的資金購買新片版權。就算一些藝術影院幸運地解決了以上難題得以開張。疫情過後的市場競爭將隨著所有延期電影的上映而更加激烈。大製作的電影依然可以挑選熱門檔期在商業影院上映，而小製作的藝術電影的排期就會被壓縮排擠。面對這樣的情況，又有多少藝術影院可以跨過這道坎呢？
迎戰
群眾募捐、未來票券、臨時汽車影院
與其坐以待斃，不如積極迎戰。在絕望之中，不少藝術影院開展自救措施。為了更有彈性地應變這場突如其來的戰爭，不得不絞盡腦汁地摸索出不至於破產的生存之道。
日本藝術影院近一個月來的自救行動聲勢浩大。3月30日，一篇採訪日本名古屋藝術影院Cinema Skhole老闆的文章《藝術電影院，現在還好嗎？》開始被大量轉載。4月6日由導演深田晃司和濱口龍介發起了“SaveTheCinema”請願活動，呼籲國家政府給予具體援助。深田晃司在請願書上寫道：“為什麼在VOD、流媒體等線上觀看方式盛行的時代，我們依舊需要電影院？這就像一本畫冊，雖說到哪都看得到且方便閱讀，但這不意味著我們不需要美術館”。此活動很快得到了安藤櫻、是枝裕和、荒井晴彥等著名日本電影人的響應。
“Save the Cinema”請願活動的Logo
七日後，Mini Theater AID 公益基金計劃開啟，其Logo是“連接未來！齊聲應援，孕育多元電影文化的獨立電影院”進行群眾募捐，目標是在32天內籌集到1億日元
（658萬元人民幣）
。募集金額平均分配到參加計劃的68間藝術影院，大概每家可以獲得150萬日元
（9.7萬人民幣）
的金額援助。
外界援助並非讓老闆們高枕無憂，越來越多的影院開始推出“未來票券”，作為疫情過後電影票的預售。這一招很快取得了顯著成果。“我們未來再見”的口號成功為下高井戶Cinema籌得604萬日元
（39萬人民幣）
。未來票券不用“綁架”消費者感情，還可以作為未來投資，幫助影院暫時渡過難關。
Mini Theater AID 公益基金計劃目前已經超越目標數字1億日元
藝術電影大國波蘭的藝術影院佔全國電影院市場的25％。從3月12日全國關閉電影院以來，46家藝術影院成立了一個處理危機小組，邀請策展、發行和製作部的電影從業人員參與，每週會面試圖共同商討出最優解決辦法。
目前小組想出的兩個方案正在實施。一是鼓勵電影導演利用有限的資源在隔離空間繼續構思、拍攝新作，保證這段時間依然有電影生產。二是在空曠的地方臨時搭建汽車影院。華沙Cine 80藝術影院率先做出試驗，在郊區體育場臨時搭建了戶外屏幕。3月13日開張當晚，兩場聯映的《寄生蟲》和《燃燒女子的肖像》被搶售一空。為符合人員疏散規定，一次放映只允許250輛汽車在1000載客量的區域內行駛。入場前，戴著手套的員工會通過關閉的車窗對票證進行無接觸掃描。
臨時汽車影院的自救措施在其他國家也被證實非常有效。美國猶他州的Loe Studios藝術影院在一家酒吧後院的露天地段，臨時搭建了一個帶有640平方英尺LED屏幕的汽車影院。在4月6日開張之夜放映了經典黑色電影《雙重賠償》
（Double Indemnity）
。
德國科隆一家臨時搭建的汽車影院
但以上都並非長遠之計。依靠政府補貼或者是販賣情懷的群眾募捐，只可解燃眉之急，無法細水長流。提前預售的“未來票券”會給開張後的藝術影院帶來不可忽視的經濟壓力。而作為替代品的臨時汽車影院的火爆，也只是曇花一現的“小風口”。汽車影院這一形態早在上個世紀80年代因技術無法達到封閉影廳的效果而日益邊緣化，疫情結束大概率會退回原來的位置。
轉變
上線流媒體、VOD，開發虛擬影院
或許只有認清形勢，思考更加與時俱進的多元化發展，才能撐過這段至暗時刻。歐美國家藝術影院自救計劃的大主流是化敵為友，擁抱互聯網。與流媒體合作，上線視頻點播VOD，或者在自家網頁上開設“虛擬影院”入口。
電影院與流媒體的爭戰已是老生常談。但這次疫情令電影院對抗敵人的最大武器——空窗期，眼看就要保不住了。從原先死守的三個月逐漸縮短為一個星期，甚至《囧媽》、《魔法精靈2》等電影“嚴重違反行業規範”，跳過電影院，直接上線網絡，引發了巨大爭議。
這一情況對於必須經由影院放映才能收回成本的商業大片來說，的確是重創。那麼其實對於相對來說成本小得多，且觀眾群體更小眾的藝術影片來說，上線網絡反而是一個難得收回成本又可吸粉的良機。藝術影院往往集中在大城市，不受地域和時間限制的便利線上放映，可以吸引更多潛在需求者。此外，小型單屏幕的影院可以賣出超過其實體接納人數的票數，也是提高票房收益的良方。
歐洲許多藝術影院積極展開與流媒體、VOD視頻點播服務商的合作。荷蘭將近90%的藝術影院與當地流媒體平臺Picl合作共享收入，觀看人數比疫情暴發前激增了10倍。西班牙流媒體FilmIn與當地八成藝術影院合作，在3月27日上線了澤維爾·多蘭
（Xavier Dolan）
的新作《馬蒂亞斯與馬克西姆》
（Matthias & Maxime）
，首周播放量超過7000，這個成績超過了多蘭所有電影在西班牙上映首周的記錄。哥德堡電影節運營的瑞典VOD視頻點播服務商Draken自從和當地藝術影院簽約合作以來，訂閱用戶的人數增長了一倍以上。
《馬蒂亞斯與馬克西姆》海報
不過對於那些規模相對來說較為龐大，已經擁有大量粉絲群體的藝術影院來說，大有底氣拒絕與流媒體合作。他們與本土網絡技術供應服務商分成，開發了在自家網站上線的“虛擬影院”入口。觀眾花費10-12美元左右，就可以在幾天內觀看所有上線的藝術電影。這種觀看方式事實上與流媒體無異，但主動權可以掌握在影院手中。
美國阿拉莫藝術影院
（Alamo Drafthouse）
不但在“虛擬影院”上線了眾多最新的藝術電影，同時也在多個社交媒體的官方賬號上同步播出。連線電影主創舉辦映後分享會，邀請觀眾進行互動。
美國另一家有10年曆史的藝術影院珊瑚山牆
（Coral Gables Art Cinema）
在疫情期間主打老片為“虛擬影院”提供了更加創新的思路。這些老電影如今已經進入公版領域，可以為影院省去一大筆版權費用。點擊官網上名為“汽車影院”
（“Drive-In”）
的入口，繳納8美元的會員費，就可以在三天內觀看所有列出的經典老片。上線當日的《歌劇魅影》
（The Phantom of the Opera，1925）
和《女友禮拜五》
（His Girl Friday ，1940）
點擊量高達2396，會員數量達到影院歷史最高點。此外，珊瑚山牆還與英國國家劇院合作，呈現該劇院提供的優質戲劇、音樂會、芭蕾舞等舞臺藝術的現場錄像。
美國珊瑚山牆藝術影院的“虛擬影院”排片
美國獨立發行公司Kino Lorber隨後也加入了這場戰鬥，3月初發起了一項名為Kino Marquee的“虛擬展映“計劃，在網站頁面選擇想看的影片後，點擊想要支持的影院並付款，票價的一半便會到那家影院的賬上。截至4月18日，全美已有 150家藝術影院加入，收益達數千萬美元。
Kino Lorber規模較小，以發行小成本的獨立電影為主，沒有大製片廠豐厚的宣發費用，選擇擁有忠實消費群的藝術影院對它來說是共贏的舉措。公司總監納爾迪認為：“目前，‘虛擬影院’是唯一的解決方案，但藝術影院和發行商必須團結起來才能推出一個平臺，否則我們無法打敗Netflix和Disney+。當下的‘虛擬影院’無意取代實體電影院，我們選擇這樣的合作方式，恰恰是對影院的尊重。我們願意與它們一起共克時艱。也期望在疫情結束後，人們可以再次走入黑暗的電影院，沉浸在神聖的儀式感中”。
疫情期間拯救獨立藝術影院的“Kino Marquee”計劃主頁
未來
革新時態，倒逼改革
危機催生著變革。誠然疫情對電影院產業帶來的重創難以短時間恢復，但對抗強敵也會刺激自身更加強壯。經營者大多偏傳統派，固守情懷的藝術影院因長期缺乏商業思維的經營模式，原本免疫體質就不太好。疫情在壓垮它們的同時，也提供了一個反思問題的契機。逼迫經營者們不得不革新先前的陳舊思想，重新思考更符合新時代觀眾群體需求的模式，藉以產生更有競爭力的收益結構。
《迷影文化史》，作者：李洋，版本: 復旦大學出版社 2010年8月
近日在中國電影資料館的公眾號留言板塊，有粉絲提出建議：“期待把老電影修復帶到流媒體，電影資料做成數據庫，在網絡由電影學者為影迷帶來新鮮觀點”。粉絲的建議正說明，作為細分電影市場的藝術影院，必須找到自己的利基市場才可能在後疫情時代存活。
藝術影院的主流受眾被稱之為“迷影群體”，相較一般受眾群，他們更具有生產性。在觀看藝術電影的同時，也主動地參與到文化再生產的過程中，形成迷影文化的一部分。與此同時，迷影群體的年輕化也意味著他們是新媒體時代的重要參與者。本世紀初，以衛西諦為代表的一群迷影人還在影院定期聚會交流，而如今迷影文化據點早已走向線上，如豆瓣網、電影公眾號、影迷微信群等。大眾參與式的新媒介特性，加速了迷影群體主動性的價值創作：在網絡社群上積極互動；對自我感興趣的電影發表評論；自制混剪視頻等。此外隨著資源獲取的多元化，以及越來越多的流媒體參與藝術電影的前期創作，迷影群體觀看藝術電影的方式不再僅限於藝術影院。
在疫情期間，國外藝術影院開發“虛擬影院”，邀請電影人進行線上映後分享與影迷互動，建立粉絲社群等自救舉措，正好打在增加迷影群體主動性的點上，因此大獲成功。足以證明線上與線下的交互式交流，可以增加迷影粉絲群體的黏度，搭建更親密的粉絲社群關係。藝術影院與網絡生態的結合，是對主動參與式的迷影群體的尊重，也是對他們身份認同的重構。
但從技術和運維層面來說，開發“虛擬影院”需要高昂的資本投入。藝術影院的另一條自救思路，與流媒體平臺深入合作而非對抗，也可看作可參考的舉措。不僅影院可以得到更豐厚的票房收入分成，而且也能利用流媒體進行品牌推廣。對於流媒體來說，原創或參與融資的藝術電影，也便於在影院實現分銷與推廣。Netflix、Disney+、愛奇藝等流媒體巨頭，先前就因原創內容的支出遠超收益而不同程度地面臨虧損。接下來的日子，上架完之前準備的原創作品之後，很難會有新內容產生。與影院的合作一方面降低內容採購成本，另一方面也可以在等待疫情結束之後，依賴影院進行原創電影的分銷。友好合作帶來的將會是線上與線下的共融，打通電影產出、發行、放映渠道，或許能為傳統的藝術院線帶來顛覆性的變革。
1977年上映的《星球大戰》劇照，開啟了好萊塢大片時代
因影院與電影的共生關係，影院危機也或將刺激電影從內容到形式的改革。歷史為我們提供了佐證，在上世紀50年代電影也遇到了一個強勁的對手，逐漸普及並走入大眾家庭的電視。在短暫的僵持之後，電影找到了其中的商機：在影院下映後，電視購買播放權隨後播出，或者拍攝專供電視播放的電視電影。甚至在日本催生了電視劇劇場版的形態，至今仍然是電影市場一大主流。上世紀70年代為了打敗低成本的電視電影，發明了寬銀幕、3D電影技術，更為重要的是在內容上催生了《星球大戰》
（Star Wars）
這種高投入、大明星、大場面的商業大片類型。
疫情期間，希臘塞薩洛尼基電影節發起“空間”短片拍攝計劃，以隔離生活為主題，要求創作者在封閉空間完成。賈樟柯、伊爾蒂科·因葉蒂
（ Ildikó Enyedi）
、拉杜·裘德
（Radu Jude）
、德尼·科泰
（Denis Côté）
等導演參與其中。沒有高科技時代的大製作，這些短片全面復歸導演個人DIY，邊緣已久的樸素電影製作以及私人領域的書寫，在迴歸的同時也在被重新塑造。賈樟柯在接受《好萊塢報道》的採訪中提道：“許多年之後，我們可以說，這個世界的導演可以分為另外兩種：經歷過新冠疫情的，和沒有經歷過新冠疫情的。這場災難一定會讓我們思考良久，並重新塑造我們的電影文化。”
Secret Cinema頁面
藝術影院的變化也在悄然進行。英國一家名叫Secret Cinema的影院摸索出新鮮的放映模式，打出“帶你揭開角色秘密”的沉浸式體驗，在線上觀影平臺創造了一票難求的消費現象。電影事業是不斷前進的冒險，疫情會讓這場奧德賽征程變得更加艱辛，但是隻有生命岌岌可危的強烈感覺，才能刺激人們不斷再創造出新的壯觀奇景，期待未來的電影創作與影院經營能掀起後疫情時期的電影變革。
作者｜黃依琳
編輯｜張婷
校對｜李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