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下的你和我”征文特等奖
我是北大2020年春季学期的交换生，现身在丹麦交换。
2月，每天上课，看书，练口语，写论文，做饭，得空时候去周边申根国家转转。
相比于国内让人忧心的疫情，我的日子仿佛并没有受到什么影响。
相比于参与援鄂的北大医学部同学，相比于身处重灾区的武汉同学，相比于初体验线上授课的国内同学，对于这次的疫情，我这个“享清福”的人，仿佛，是最没有“故事”的那一个。
但不得不说，正因为身处异疆，让这次的疫情，给我带来别样的体验。
3月，疫情向全球扩散，丹麦未能幸免，眼看懒洋洋的欧洲国家一天天觉醒，一步步展开防疫工作，亲身体味到中外之差异，更加让这次的疫情，成为我体味欧洲生活的窗口。
经历的以上种种，更让我清楚，我是谁。
二月：谈幸运
先来捋一下我的时间轴吧。
1月21日的时候，我人在兼职，教英语。因为是封闭式教学，而且我的休息时间有限，被报道的新冠肺炎并没有马上引起我的注意，甚至当一位同学的家长发微信问我：“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防控严峻，是否考虑让孩子们到密集场所的时候戴上口罩，我们可以出资，请考虑”的时候，我还喃喃自语说“有点夸张吧”。直到那天下午去上课的时候，我发现很多学生开始戴着口罩听课；直到下课的时候，同学们跑来跟我说出现疾病了，结课之后都不敢回家了；直到老妈打电话叮嘱我忙完了务必去买个口罩，我才开始有危机感。
1月22日结课，我回到宿舍，开始收拾行李。1月23日，武汉封城。1月24日，大年三十，凌晨3点，我踏上飞往丹麦的飞机，飞机上还没有太多人戴口罩，但让我奇怪的是大年三十这天的这趟飞机居然一个空位都没有，全机舱满满都是中国人，和我一起奔赴遥远的哥本哈根。
到丹麦一周之后，中丹航线暂时关闭。北大校际交换发出通知，已派出的同学注意个人防护，未派出的同学延迟派出。报道里持续上升的感染数量，留学生群里四处打听捐款捐物途径的学生......在丹麦的我，在震惊疫情扩散如此之快的同时，不禁感叹自己也算是走运，起码在航线关闭、延迟派出之前顺利来到了交换学校。
带着这份“幸运”到了国外之后，无论是陌生的环境还是罕见的亚洲面孔，都让我无比想念中国，身边发生的种种也在时刻提醒着我：我并不是一个人，我是中国人。例如，由于奥胡斯大学分配的宿舍还没到生效日期，我需要在旅馆住几天。1月24日入住旅馆的时候，前台的漂亮小姐姐很诧异地问我为什么要戴口罩，但过了几天便小心翼翼地问我有没有发热发烧症状；例如当我向别人介绍自己是中国人时，对方会开玩笑地问一句“Are you ok？”中国的疫情，在其他国家的人看来，是“他人瓦上霜”，但是对我来说不是，因为我是中国人，因为祖国是我在遥远大洋彼岸最大的牵挂。每每跟别人提起这个话题，或者看到BBC上外国记者用第三人称口吻发出的报道，我都能感到心里的刺痛感和久久无法消逝的悲伤。
我觉得我应该做点什么。
于是，到丹麦两周后，我开始跟随留学生群的学长学姐，一起给武汉捐钱、捐口罩，我跟大家一起四处打听物流途径，一起看着GLS货车把我们的一箱箱物资运走。我和几个刚认识的中国小伙伴在Facebook上建立了“AU援鄂小组”，呼吁更多的同学加入，贡献一份力量。我在导师的邀请下给俄克拉玛荷大学的美国教授翻译为武汉加油的绝句诗，申请放到奥胡斯大学Facebook的主页上进行推广...
我觉得我是幸运的，但我不想对这份幸运“坐享其成”。“没有国就没有家”，在异域，让我对这点体会更深。
二月：谈思乡
到底有哪些时刻让我恨不得马上买机票回中国呢？让我想想。
我在大年三十那天到了丹麦奥胡斯。到达奥胡斯大学的那天下午，需要去International center注册。在外面沙发坐着，一边等着叫我的名字一边看电视上播出的国际新闻。外国记者说：“我现在所在的地方是北京，街道上空无一人，人们都戴着口罩”。直播间的主持人隔空提问：“到底中国的疫情何时结束？中国又将如何应对？”看着自己的国家、自己熟悉的城市因为疫情受到如此大的影响，刚到陌生城市不到仨小时的我难受得立马红了眼眶。走的越远，越放不下中国心。
之后注册完导航回旅馆，但是在奥胡斯长得极为相像的住宅群里迷了路，怎么都拐不回去，导航也不知所云，我独自一人在寒风中辗转问了警察、邮差和工人，才终于踉踉跄跄地回到了旅馆房间。之后收到老妈微信，告诉我春节联欢晚会上的小品不错，可以看一下。我看着那个东北人给清雪工人送饺子的小品，笑着笑着就哭了：这本应该是跟家人吃饺子的时候啊！即使有疫情又怎样？跟家人在一起就是最大的幸福了吧。
再之后就是跟我武汉的姑姑、姑父一家人视频，他们很早就被隔离在家，经常被曝出附近又有人感染的消息。每次看到武汉感染人数急剧上升我都会赶紧去问他们是否安好，家里有没有吃的，口罩够不够用，但是他们总是报喜不报忧，说在家挺好的，每天做饭吃，自己做热干面做豆皮做酒酿圆子，叫我不要担心。我是河北人，自己家附近也出现疫情后，我跟妈妈说即使国内有疫情也特别想回家陪着你们，妈妈红着眼圈说，刚到国外就想家了啊？早知道我就陪你飞过去跟你待几天。
还有什么时候呢？大概就是，自己住一个很宽敞的卧室，有厨房有饭厅，但是在丹麦风雨交加的夜晚和偶尔的好天气里，都会忍不住想起自己在北大的小宿舍，四个人挤在一起，泡着脚聊着天，或者一起骑车出去兜风的情景；大概就是，看到外面高的吓人的物价所以想自己做饭，却总也找不到合口味的食材或初学做饭手忙脚乱的时候，忍不住想到物美价廉的北大食堂，想到饭馆林立的中关村和食宝街；大概就是，总会不自觉地把丹麦和中国的不同做对比，然后觉得还是中国好一些。
很多人羡慕我“逃离”了疫情，但真正到了国外才知道，即使有疫情，也根本抵挡不住对祖国的思念。交换的日子是忙忙碌碌的，是多姿多彩的，而多元文化碰撞的环境让我更加清晰地认识自己的身份，让我更加明白，揣在心里的始终是“中国心”，“China”永远是最美的词汇。
二月：谈人
不得不说，在我到丹麦之前，“丹麦”这个字眼对我来说，或者对大部分中国人来说，大概止步于“丹麦芝士”、“丹麦生蚝”和“丹麦面包”了。但到丹麦后不到两周，曝出的“丹麦辱华事件”却把丹麦这个国家的存在率刷新了几百倍：爸爸和表哥反复跟我讲不要参加游行活动，不要谈政治言论，安全最要紧。一位巴基斯坦的小伙伴得知我在丹麦后，很紧张地问我是否安好。中国人觉得“丹麦人怎么能这样不尊重我们？”丹麦人觉得：“我们到底哪里做错了中国人非揪住我们不放？”我们几个刚刚从中国过来丹麦的交换生，还没适应环境就发生了如此敏感的事，除了心疼地抱紧自己好像也没啥别的办法。且不说那面国旗和之后中丹双方的态度，只说说初到丹麦后，我对周围“人”的感受。
这一事件发生后，我也小心翼翼地观察着周围人的态度和眼光，唯恐自己成为被排斥的一份子。但不得不说，丹麦同学依旧是“事不关己”的淡然......他们依旧是捧着咖啡跟我聊着闲天，快乐地跟我介绍他们最最有名的开放三明治。跟丹麦人聊天是很放松的一件事，他们会友好地跟我打听中国是怎样一个国家，认真听完我说的每一句话然后给出自己的意见。跟他们比起来亚洲同学的英语水平比较低，但是他们非常愿意拉着大家一起谈笑风生，也不会介意我漏洞百出的语法错误。他们日子过的很简约也很随意，一个三明治就是一餐，有咖啡和茶就是最幸福的事。
我们很少谈政治，谈的都是轻松亲切的话题，他们也很喜欢问我在丹麦的感受，是否适应，跟中国相比有哪些不同，安逸的丹麦同学大多没有出过国，对我说的内容极其感兴趣以至于咖啡都忘记喝。唯一一次提到这个事件是和一个学汉语的丹麦女生，她说“其实我们真的并没有不尊重中国的意思，丹麦人就是这个德性，爱开玩笑”。如果我没来丹麦，我可能会不信，但是来这之后我其实是愿意相信的，丹麦人太佛系了，我也挺难想象会有怎样一件事情能把如此安逸祥和的丹麦人聚在一起示威，到目前来看，只要咖啡和奶酪还在卖，应该还是ok的。但我还是告诉丹麦女孩：“每个国家有每个国家的底线，我们需要互相尊重才能实现和谐。”
还有就是我的舍友，一位可爱的俄罗斯小姑娘。她为人随和，我俩大风天窝在屋里做饭聊天，小日子过的挺温馨。疫情期间，当我看到俄罗斯给中国捐赠口罩但是低调不发宣传的时候，看到大家讨论目前从德国结束交换回国的小伙伴在多地不能转机只能在莫斯科转机的时候，不得不对这个俄罗斯小姐姐又爱了几分。她总是跟我说：“你的家乡情况好些了吗？”“中国情况怎么样了？”“还想去中国看看呢，希望你们快点好起来”。我没去过俄罗斯，她也还没去过中国，但我俩因为彼此，都对对方的国家充满了期待和好感，中俄历史以来的友好关系也成为我俩深入讨论国家问题的基础。
除此之外，还有身边的点滴小事，无不令我感到温暖。第一次坐公交的时候忘记带克朗，急的直跺脚，一位丹麦小姐姐替我买了票，还说不用还了；开会找不到教学楼，在大风中慌乱得像一棵草，咖啡厅老板为我指路还送我一杯咖啡让我路上小心不要着急；欧洲的手机卡不知如何开启使用，旅馆的阿姨放下自己手中的活儿跟我研究了很久；小组讨论时候，照顾我不会丹麦语而自觉用英语讨论、并真诚邀请我表达观点的丹麦同学们....感动于这些温馨的时刻和热心的人儿，让我放下不安和羞涩，一点一点适应这里的生活。
周围人对中国一点一滴的评价和态度，都会牵动我的中国心；向大家介绍中国的方方面面，让我由衷感到自豪。我为大家的友好和关心感到幸福，大家萍水相逢，可能交换结束之后再相见便是遥遥无期。感谢这短暂但美好的宽容与理解，让我在离中国万里之外的地方平安依旧。
三月：谈疫情
2月27日，丹麦出现首例新冠肺炎病例。
2月29日，我所在的丹麦奥胡斯地区出现首例新冠肺炎病例。
之后的三月，人心惶惶。
伴随着意大利、伊朗等地区疫情的扩散，欧洲很多国家没有幸免地出现了新冠肺炎病例。丹麦在出现确诊病例之前，就在各区安排好了接诊医院，并征用军方基地建立了隔离区。确诊病例后，政府和奥胡斯大学纷纷发来通知，告诫师生做好防护工作，等待更加明确的指示。
对比日韩，丹麦可谓是提前很多天就做好了“打仗”的准备。但唯一的不足是，口罩问题。欧洲环境宜人，居民没有戴口罩的习惯，在他们的价值观中，是“有病的人才需要戴口罩。”，或者“是恐怖分子的装束。”所以丹麦几乎无口罩可卖，无口罩可买。最关注疫情的是我们中国人，因为我们深知疾病的危害。但即使我们中有的人能够从国外网站上买到口罩，大家也不敢戴出去。要知道在欧洲，戴口罩会和裸奔一样的扎眼。
有多扎眼呢？就拿我所在的丹麦举例吧。首先要说的是，丹麦人非常内敛，他们很少主动和陌生人说话，一个丹麦同学告诉我：“如果我在等公交或者在超市买东西，一个陌生人突然过来跟我说话，我会觉得他脑子有病，大多数丹麦人都是这样的，我们不会主动跟别人说话。但是你是外国人，丹麦人不会介意你主动跟他们询问问题，但他们也不会主动跟你说话”。奥胡斯出现疫情后，由于我住的地方距离疫情发生地——奥胡斯医院非常近，于是3月2号那天我戴上口罩去超市买消毒水，为了防止太显眼我还围了围巾。当我停车子的时候，有人拍了一下我的肩膀，我一回头，是个金头发的丹麦小哥，他叽里呱啦说了一堆丹麦语，我说：“Sorry？”意思是我听不懂丹麦语。他马上用英语问我，你是否被感染了，我说不不，我只是为了保护自己。他问我为什么保护自己要戴口罩？我解释说戴上口罩可以避免吸入病毒，还可以保护嗓子。也不知他到底有没有理解，但看我没什么症状所以也就离开了。这让我意识到，丹麦人对口罩的恐慌比主动与别人说话的恐慌级别还要大。
三月中旬以来，欧洲整体疫情日益严重，丹麦的确诊人数也在逐日增加。有一次我去市中心的亚洲超市买东西，那天也戴了口罩。出来后发现车子快没气了，于是去街边的一个公共打气筒打气，但是无论怎么折腾都充不上气。于是像往常一样向街边的人求助。我对一位丹麦小姐姐说可否帮我看看怎么使用充气筒。丹麦小姐姐没说话，先是后退两步，然后问我：“你能先告诉我你为什么戴口罩吗？”我赶紧解释说口罩可以防病毒，也是对周围人的健康负责。她听完之后说：“嗯，好的，那么我们来看看这个充气筒怎么用。”在丹麦人，或者说在大多数欧洲人的逻辑中，防病毒和戴口罩还不能形成因果联系，有待科普。
对小小口罩的态度，其实是文化沉淀的见证，并不是欧洲人骨子里天生的执着。但疫情当前，这一文化差异让我们这些留学生颇感不适，每日提心吊胆。还是真心希望政府能够鼓励大家戴上口罩，度过特殊时期吧。
疫情，让二月的我清晰自己的定位，让三月的我更加了解他国文化。疫情，就像国旗事件一样，是认识他国文化的一个窗口。但这只是其中的一个窗口，上课，吃饭，交流，娱乐......这些都是认识不同文化的窗口。每天的文化差异和信息爆炸，也在让我一点一点扩大我原有的认知。我想这也是存在的意义吧。
来丹麦快两个月了，很开心能有这样一个机会，梳理这些天来的点点滴滴。我是幸运的，但并不是与祖国失了联，我也在遥远的地方牵挂着，用自己的方式尽到微薄之力。疫情，异地，让我更加清晰地认识到作为一名“中国人”的自我定位和价值取向应该是什么，让我更了解不同文化中各国人民的生活方式是怎样的，让我更明白无论走到哪里，去到多远，永远不变的是什么。
此时，祖国的情况渐渐好转，让人欢欣鼓舞！
也希望世界早日康复，平安顺遂！
一个在丹麦思乡的小可怜
2020年3月11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