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士釗（1881-1973），字行嚴，湖南長沙人，早年加入蔡元培、章太炎組織的愛國學社，在日本留學期間結識了孫中山，共謀國家大事。他曾任北洋政府司法總長兼教育總長、國民政府參政員兼立法委員、新中國政務院政法委員兼中央文史館館長等職務，多年來“試圖通過教育的途徑從低層做起，來制止武人亂國與官場腐敗”。章士釗一生曾4次參與國內和談，為國家統一大業奔走。
章士釗在日本與華興會會員合影，其中右一為章士釗，右三為黃興。
任護法軍秘書長，參加南方軍政府與北京政府和談
1917年，北洋軍閥廢棄國會和臨時約法，驅走總統黎元洪。孫中山在廣州召開國會非常會議,揭起護法旗幟,併成立護法軍政府，反對北洋軍閥政府,在全國形成南北對峙的局面。新上臺的北京政府總統徐世昌主張南北休戰,舉行議和。經過與廣州軍政府協商,雙方同意停戰並進行談判。1919年2月20日，北京政府徐世昌派朱啟鈐，廣州軍政府岑春煊派唐紹儀在上海舉行議和會議。
是年，章士釗任護法軍政府秘書長，當選南方代表，在上海參加南北和平會議。談判期間，因皖系軍閥首領段祺瑞任“參戰督辦”，統率“參戰軍”繼續支用日本提供的“參戰借款”，唆使親信進攻陝西護法軍等，引起章士釗等南方代表的多次交涉和質問，要求北京政府公佈中日軍事協定“一切附件及關於該事之往返言文牘”，提出裁撤參戰處，並指責北京政府將借款用於內戰及擅自募集“民國八年短期公債”事。鑑於湖南代表連日向和談會議請願，要求撤換該省督軍兼省長張敬堯，雙方總代表分別指定章士釗、彭允彝、徐華蘇、方樞“審查湖南問題”；同時指定胡漢民、劉光烈、王克敏、吳鼎昌“審查八年公債案”。和談期間，章士釗與唐紹儀等南方代表堅決維護孫中山的護法旗幟，但其主張被北方代表拒絕，待到“五四運動”發生後，南北和談以毫無結果而破裂。
任國民黨政府立法委員，參加國民黨與共產黨和談
1946年，章士釗在上海任同濟大學法學院任教，同年11月當選為制憲國民大會代表。1948年“行憲”後，當選為立法院立法委員。
章士釗夫婦及三個兒子。
1949年1月蔣介石由於在戰場上連連失利被迫下野，由代總統李宗仁出面，提出與中共和平談判。1月24日，李宗仁公佈國民黨赴北平談判代表名單，但中共發言人1月25日拒絕了國民黨CC派骨幹分子彭昭賢為代表。於是李宗仁想起了與中共領導人有“交情”的章士釗。李宗仁來到上海，親自登門拜訪章士釗，希望他能出馬參與談判。章士釗此時已是68歲高齡，儘管早已不擔任國民黨政府的行政職務，只領參政員、立法委員虛職，但為了國內和平，他滿口答應，願意為國共和談而盡心竭力，並建議在正式代表團去北平談判之前，先派一個“民間”團體作試探性訪問，李宗仁當即決定由章士釗與國民黨顏惠慶及上海著名律師江庸3人組成“上海人民和平代表團”。
2月13日代表團飛往北平，與中共葉劍英、林彪、羅榮桓、董必武等領導人進行非正式和談。2月22日，章士釗一行由北平飛抵石家莊，周恩來專程到石家莊歡迎，並將和談代表接往西柏坡。在西柏坡，章士釗等受到毛澤東等中共高層領導人的熱情接待，並就國內形勢、兩黨和談條件等問題與中共坦率交談，同意毛澤東擬定的八項協議。2月27日章士釗等人返回南京，將協議呈送國民政府。
3月25日，李宗仁決定正式成立代表團，委派邵力子、張治中及章士釗等五人為和談代表，於4月1日到北平，與中共進行正式談判。雙方在原“八項協議”的基礎上，擬定了《國內和平協定草案》。4月22日，因國民黨政府拒絕接受和平協定，和談最終破裂。章士釗對此十分痛心，他與邵力子聯名寫信給李宗仁，揭露國民黨假和平真備戰的騙局。還以個人名義在報上發表聲明，譴責國民黨的戰爭罪行。並拒絕登國民黨飛機回南京，與邵、張等人留居北平。爾後輾轉赴港。同年6月，程潛派程星齡赴港，會晤了章士釗。章託程星齡帶信給程潛，轉達了毛澤東對程和平起義的期待和中共對陳明仁將軍表示歡迎的熱誠態度，勸說程、陳起義。9月，章士釗被推選為第一屆全國政協委員，參加開國大典。新中國成立後任政務院法制委員會委員。
任政務院政法委員，秘密出訪香港聯絡國共第三次合作
1953年7月，朝鮮戰爭交戰各方達成停戰協議，1954年日內瓦會議召開，相關各方簽訂了越南停火協議，使一度緊張的國際形勢有所緩和。
中共政策的變化，對國共對峙的政治格局產生了深刻的影響，一些參加過國共談判的人士都認為，新一輪的國共兩黨談判一定會到來。其中章士釗更是激動不已，他向周恩來總理主動請纓去香港，聯絡滯留在香港的國民黨舊故，去向蔣介石做工作，溝通與臺灣的關係，爭取實現國共談判。
章士釗和毛澤東在一起。
毛澤東和周恩來為了打通與臺灣的關係，同意了章士釗的請求，並以中共中央的名義給蔣介石寫了一封信，信中對國共第三次合作提出了一些原則性意見：第一、除了外交由中央統管外，臺灣的人事安排、軍事大權等仍由蔣介石管理；第二、如臺灣經濟建設資金不足，中央政府可以撥款補助；第三、臺灣社會改革從緩，有待條件成熟，亦尊重蔣介石的意見和臺灣各界人民代表進行協商；第四、國共雙方要保證不做破壞對方之事，以利兩黨重新合作。信中還說，奉化蔣氏墓並不像有些港臺報紙上所說的“已在鎮壓反革命和土地改革的運動中蕩然無存”，而是“奉化之墓廬依然，溪口之花草無恙。歡迎蔣介石能在祖國統一後回故鄉看看。”
1956年春，在周恩來的具體安排下，章士釗帶著信件來到香港，找到了國民黨駐香港負責文化宣傳工作，主持《香港時報》的許孝炎先生，同他談了中共中央關於和平解放臺灣的方針政策，並請他將中共中央的信轉交蔣介石。許孝炎知道事關重大，立即從香港飛往臺北，直接到總統府，親手將信件交給蔣介石，並將他與章士釗的會談情況向蔣作了詳盡報告。蔣介石聽後，再展開信，反覆看了幾遍，他注意到信中已不再稱他是“頭號戰爭罪犯”，也沒有要求他“投降”之類的語言。他聯想到最近一段時間以來，周恩來在公開場合反覆提到“爭取用和平的方式解放臺灣”，呼籲“國共第三次合作”。他明白他必須正視這一形勢，但真正下決心也不是很容易的，他長時間沉默無語，沒有任何表示。原來，蔣介石當時認為“大陸的抗暴鬥爭日益增長，鐵幕後的人民已經開始覺醒”。另外，自1955年《臺美共同防禦條件》生效後，美國不斷增加駐臺美軍兵力，其中軍事顧問多達2600名，其海軍在臺灣設立了永久性的海上基地。蔣介石認為此時不是與中共和談的時候，而是“反共復國”的大好時機，於是和談擱淺。
九十高齡仍思統一，請纓赴港聯絡國共合作
1973年春，章士釗已是92歲高齡的老人了，但他內心縈繞的，仍是祖國統一大業，他常說：“國家交給我的任務，我沒有能夠完成，等身體稍好些，我還要到香港去，還要去會一些老朋友。”4月份，章士釗感覺身體、精神狀況都不錯，便向周恩來總理提出，前往香港探親訪友，尋求和平統一的途徑。他的願望得到了黨和政府的支持，周總理十分關心他的健康，親自為他赴港作了仔細安排。毛澤東得知章士釗的想法後，考慮到章士釗的身體狀況，提出“我們如果準備得好一點，是不是還可以去呢？譬如說派個專機送去？”當時中國民航尚未與香港開航，他的赴港專機成了中華人民共和國第一架在香港啟德機場著陸的飛機。5月25日，章士釗老人面帶喜悅，來到北京機場，他一眼便看到了一個熟悉的身影，那是周恩來。總理親自到機場為他送行，這是一般人難以享受的待遇，老人感動了，頓時眼圈溼潤，他握著總理的手，表示這次去港，一定要完成總理交給的任務，一定要有所成就。
章士釗到香港後第二天，他就急匆匆安排會見各方人士，先後見到了許孝炎、宋宜山、童冠賢等人，故舊見面，頗多感慨，都為50年代那次沒有成功的談判感到惋惜，並表示要繼續為祖國統一盡力，通過各種途徑向蔣介石進言，以促成國共兩黨的高級談判。章士釗此次赴港所帶中共關於和談條件與過去大體相同，即儘快舉行國共兩黨談判，臺灣承認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部分，中共可給予臺灣地區類似當年陝甘寧邊區的地位，經費不足可以由中央政府負擔。如果臺灣認為條件不成熟，可以先進行官方或私人及團體互訪作一定接觸，暫不舉行談判。
但章士釗到香港後不到一個月，便因頻繁的活動、過度的興奮及對香港氣候的不適等原因，病倒了，而且病情迅速轉重，雖經香港醫生盡力醫治，卻終不見好轉。6月30日，章士釗病情惡化，持續高燒，漸不能言語。老人自知難以生還，他示意家人拿來筆和紙，然後伸出顫抖的手，寫下了最後幾句話：“趕快報告總理，接我回去，我要回北京。”不久，他便處於昏迷狀態。周恩來得知章士釗病重的消息後，立即指示醫療隊緊急赴港，盡一切辦法穩定病情，然後護送老人回京醫療。然而，當醫療隊趕到香港時，章士釗已於7月1日凌晨與世長辭。他為祖國統一大業，奮鬥到生命的最後一息。周恩來發唁電稱：“行嚴先生不幸在港逝世，深為悼念。二十多年來，行嚴先生熱愛毛主席、擁護共產黨，為國家統一大業和社會主義建設貢獻了自己的力量。”
章士釗的骨灰由專機運回北京後，7月12日又在北京舉行了隆重的追悼會。毛澤東等黨和國家領導人送了花圈，朱德、周恩來、葉劍英、李先念、鄧小平、郭沫若等出席了追悼大會。郭沫若致悼詞說：“章士釗先生解放前夕為國共和談奔走……章士釗先生為國家的統一大業，不辭勞苦，鞠躬盡瘁，始終懷念在臺灣的故舊……盼望早日實現祖國統一。”——這是對章士釗最恰當的評價。
（本文刊發於《中國統一戰線》雜誌，作者為江蘇省徐州市泉山區委統戰部 丁開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