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木蘭詩》是南北朝時期的北朝民歌。《木蘭詩》最引人注目的是，它塑造了一個為國盡忠、為父盡孝的光輝女子花木蘭的形象。花木蘭女扮男裝代父從軍，征戰沙場凱旋迴朝，卻不願做官，請求回家與親人團聚。花木蘭這個傳奇女子形象的出現，向壓迫女子的父權文化發出了“誰說女子不如男？”詰問和挑戰。這種詰問，是南北朝時期女性對父權文化下男尊女卑的禮教原則的質疑，是女性自我意識的覺醒的表現。
01 傳統禮教對女性自我意識的禁錮
我國傳統父權社會最顯著的特徵是女性被禁錮在家庭中，“在家從父，出嫁從夫，夫死從子”，女性必須依附於家庭和男性生活，成了男性的附庸和私有財產。
所謂“夫者扶也，扶以人道者；婦者，服也，服於家事事人也。”（《白虎通・嫁娶》）在夫尊妻卑、男主外女主內的社會秩序下，女性的作用僅在於出嫁後順從丈夫，做好家務，服侍好家人，做好傳宗接代的工具。
我國傳統禮教對女性的人身和思想禁錮源遠流長。自從周公制禮之後，周禮就成了大一統王朝的根本大法，是日常生活中“定親疏，決嫌疑，別同異，明是非”（《禮記・曲禮上》）的依據；在國家層面則起著“經國家，定社稷，序民人，利後嗣”（《左傳・隱公年》）的重大作用。
作為王朝的主流意識形態，周禮對女性的約束也是非常嚴格的。“婚禮者，將合二姓之好，上以事宗廟，下以繼後世。”（《禮記》）周禮的這一規定，讓婚姻變成了“門當戶對”的家族聯盟，讓“生兒育女”傳宗接代成了婚姻最重要的價值。這種婚姻觀下，為了子嗣，男人可以三妻四妾，女性則只能從一而終，嫁雞隨雞嫁狗隨狗，不能對丈夫有任何怨言和不敬。《禮記・內則》還規定了女性十不準則，諸如媳婦在公婆面前不能咳嗽，不能打噴睫，不能打飽嗝、不能伸懶腰，不能吐痰，不能隨便嬉笑，也不能粗言粗語說話等等，從日常生活層面對女性行為進行了嚴格規範，使女性在家庭生活中始終處於戰戰兢兢、如履薄冰的境地。這一系列行為規範的約束，限制了女性的人身自由，將女性變成了男性的奴隸。
春秋戰國時代，隨著周王室的衰微，周禮對人們的思想束縛力減弱，思想領域迎來了百家爭鳴的時代，各種思潮風起雲湧。秦漢以來，儒家獨尊。而儒家又是崇尚周禮的。自從儒家學說在漢代取得封建社會意識形態的主導地位以後，以儒生為代表的士大夫階層利用所掌控的文化政治社會資源，使“男尊女卑”的禮教秩序得以延續和強化。西漢的《列女傳》、東漢班昭的《女誡》，為天下女性樹起了“三從四德”的樣板，鼓吹引導婦女積極效法，自覺自願地成為封建禮教的踐行者和殉道者。這種社會文化環境的薰染，使女性的心理與思想逐漸發生了深刻變化，女性的自我意識逐漸泯滅。《列女傳》中，那個面對大火寧願被活活燒死，也不願違背禮教逃出宮殿的宋共姬，便是女性自我意識泯滅的典型代表。
02 魏晉風流：魏晉南北朝時期“人”的意識的覺醒
從東漢末年天下大亂開始，作為大一統王朝統治思想的儒家思想的主導地位逐漸動搖。魏晉時期，以“越名教、任自然”為核心的魏晉風度的出現，展現出思想領域禮教對人們思想行為的控制力的弱化，“人”的自我意識逐漸覺醒，許多違背禮教的人和事層出不群。可以說，魏晉南北朝時期是文學的自覺時代，也是人性的覺醒時代。
三國時魏國太子曹丕帶領一群文學青年去弔唁好朋友王粲，倡議大家學驢叫，搞得莊嚴的喪禮上驢叫聲此起彼伏，不成體統。
竹林七賢之一的酒鬼劉伶，有次光著身子在家，有客來訪，他還笑著對客人說：“我以天地為棟宇，屋室為內褲，你們為何鑽到我褲襠裡呢？”
還有嵇康打鐵、阮籍途窮而哭、王子猷雪夜訪戴等等，凡此種種，雖然有點矯枉過正的味道，但都是對禮教的蔑視和反叛，都是對自我個性的展示和張揚。
這一時期，不僅男性蔑視禮教，竭力掙脫名教的束縛，更讓人眼前一亮的是女性自我意識也在覺醒。女性不再把自己看做男性的附庸，而是開始正視自己作為人的尊嚴和權利。
東晉才女謝道韞，嫁給琅琊王氏王羲之的兒子王凝之。儘管夫婿相貌堂堂、家世高貴，卻不解風情、才華平庸。謝道韞大為不滿，回孃家後不僅在家人面前“大薄凝之”， 而且發出"不意天壤之中，乃有王郎"這樣的吶喊。在“夫為妻綱”禮教下，丈夫就是妻子的天。但謝道韞的這一聲吶喊，無異於石破天驚，喊出了女性自我意識的覺醒，喊出了女性的尊嚴和對美好婚姻的嚮往。在謝道韞心中，她把自己看做是一個獨立的有血有肉的人，而不是丈夫的附庸和財產。
三國時魏國許允因嫌妻子醜，新婚之夜竟然要逃跑。妻子一把拉住他的衣襟，面對許允 “女人有四德，你有幾德”的責問，妻子大膽指出“德行據百行之首，夫君好色不好德。”讓許允羞愧異常。可見許允妻子已經具有了夫妻之間要求平等的思想。
還有看殺衛玠、擲果盈車等等歷史故事，都說明魏晉南北朝時代，女人也可以在大街上欣賞男性之美，其狂熱絲毫不亞於現在的追星族。
南朝樂府詩《孔雀東南飛》中的劉蘭芝雖然深愛丈夫，但不堪婆婆虐待，自請回孃家的舉動，是對“婦者，服也，服於家事事人也”的貞順婦德的挑戰。後來夫妻雙雙殉情的壯舉，更是以生命為代價對封建禮教和孝道的反抗。
03 木蘭從軍：魏晉南北朝時期女性自我意識的覺醒
在衣冠南渡後，作為華夏文明正統的東晉，人們對禮教的反抗尚且層出不窮。在五胡亂華、戰爭不斷的北朝，由於匈奴、羯、羌、鮮卑等少數民族政權的紛紛建立和更替，少數民族習俗對儒家禮教的衝擊則更為強悍。因此，浸染胡風的北朝女性的自我意識則覺醒得更為徹底。這從《木蘭詩》中花木蘭替父從軍之事可見端倪。
花木蘭代父從軍建功立業，是對“三從四德”的禮教的蔑視。
花木蘭在國家遭受侵略之際挺身而出，女扮男裝替父從軍，以女兒之身與鐵血男兒一起奮勇殺敵，征戰十年立下赫赫戰功。這一事實說明，一是花木蘭心裡，沒有女人不如男人的思想負擔。在她看來，男人做到的，女人也能做到，甚至能做得更好；二是女人也能和男性一樣馳騁疆場建功立業，女人的天地，不該禁錮在家庭中。三是女人入室能紡織，出門能殺敵，保家衛國，巾幗不讓鬚眉。可見，花木蘭身上集中了女性勇敢、聰明、勤勞等等人性的光輝，令鬚眉男子氣短。這極大地挑戰了“女子無才便是德”的封建禮教，給女子贏得了更大的人生舞臺。
天子要封花木蘭做尚書郎，是對“女子無才便是德”的禮教的挑戰。
“將軍百戰死，壯士十年歸。歸來見天子，天子坐明堂。策勳十二轉，賞賜百千強。可汗問所欲，木蘭不用尚書郎，願馳千里足，送兒還故鄉。”
十年征戰，花木蘭出生入死，戰功赫赫。在天子眼中，花木蘭是“壯士”，豐厚的賞賜，體現了天子對木蘭的欣賞，更令人想不到的是，天子竟然要封花木蘭做尚書令這樣的高官。這在封建社會無異於石破天驚之舉。雖然此時天子並不知道木蘭是女郎，但從天子既賞賜又封官的舉動來看，木蘭在一眾將領中無疑是出類拔萃的。
千百年來，在禮教的束縛下，女人活在男人的陰影裡，大門不出二門不邁，打死也不敢奢望建功立業、當官做宰。而這一切，木蘭做到了，以自己的戰功，贏得了天子的激賞，贏得了崇高的社會地位。她用自己的實力，向男權社會發出了吶喊：誰說女子不如男？
花木蘭辭官回家孝敬雙親，在道德上完勝鬚眉男子。
在儒家修齊治平的人生理想引導下，男人特別是儒生總是把當官發財、封妻廕子、光宗耀祖當做人生第一要務。因此，有人皓首窮經，有人科場舞弊，有人賣官鬻爵，凡此種種，都反應了男性對功名利祿的趨之若鶩，而厭惡仕途經濟的賈寶玉，則成了人們眼中“天下無能第一，古今不肖無雙”的敗家子。但花木蘭面對尚書郎那樣的高官，卻輕輕一句話推辭了，她只想騎著千里馬，飛馳到父母親人身邊，做回那個承歡膝下的乖女兒。
兩相比較，木蘭的不慕富貴、忠孝兩全的高風亮節，讓多少鬚眉男兒汗顏！
結語
花木蘭身上，集中體現了魏晉南北朝時代女性自我意識的覺醒。在木蘭從軍的時代，女人可以作為“人”的形象和男人並肩站在一起。和平年代，男耕女織，共同撫育子女孝敬父母；戰爭年代保家衛國、建功立業，甚至可以像男人一樣立於朝堂兼濟天下。可惜這樣的男女平等思想，在歷史長河中一閃而逝，隨著宋代程朱理學的盛行，女性又陷入了被男權壓制摧殘的深淵，直到五四運動以來，才真正迎來了女性解放的新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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