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人学术更重视伦理道统，崇儒尊孔远甚前代。儒家的学说几经演绎形成理学思想，演化成明确具体的伦常制度，严格地规范着人们立身行事，深刻地影响着人们的思想情怀。作为朝廷倡导的意识形态，天下士子难以出其藩篱。
有人说这种伦常思想意识和制度规范泯灭了思想的活力，遏制了新变的动力，是造成落后的畔脚石。这是一个博大精深的课题，我无力褒贬置评，但我想一种思想理念的诞生演化总有其演化存在的基础和根据，也总有其演化存在的意义和价值，一边倒的褒贬显然是不尽合理的。
儒学思想确实具有朝后看的传统，孔夫子认为“周礼”最值得肯定，所以要“克己复礼”。但孔夫子从“周礼”抽绎出来的“仁”学思想则是进步可取的。孟子将“仁”演化成“仁政”，主张为政以德，为政以仁，则又是一种进步。因此汉武帝举儒学为国学“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也依然有他的现实意义和价值。
从儒学到理学是学术思想的演化，也是学术思想的具体应用，本质上看仍然是向后看，思想创新不足而应用创新则多。伦理规范的形成也有现实的需求和历史发展的必然性。封建王朝推崇家国同构的理念，有助于巩固天赋王权的思想，维持王朝的统治，客观上也夯实了社会稳定的基础，凝聚了松散的意识形态，这对稳固江山社稷是大有好处的。
韩愈崇儒尊孔，正是看到了佛道思想可能的冲击和危害，儒学的进取精神和伦理思想对社会秩序的稳定作用以及思想意识的凝聚作用是大有裨益的。因此才能获得广泛的支持和肯定。更重要的是，儒家先贤在倡导济苍生的同时，还特别注重修身立德，强调安贫乐道，谨身节用，守拙归真的人格提炼，伦理规范的落脚点放在里，是非常贴切合理的。
一代又一代的士子们沿着这一理念前行，归结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伦理逻辑，把家国思想融入主体的自觉，讲个人德行与天下责任融为一体，“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思想理念水到渠成。伦理规范的普遍认同和恪守，也使得作为社会基础单元的“家”和以血缘纽带凝结而成的“家族”得以十分稳固，不论天下风云如何变幻，社会架构的基层结构和人情世故都不会有较大的影响和波及，这在战乱频仍的封建时代里，是保持社会稳定和凝结力的关键因素。
司马光编纂《家范》就可以得到很好的理解了。司马光跟韩愈颇为类似，都特别注重儒家的伦理传承，强烈的社会责任感驱动下，司马光认为只有维护和保持伦理规范，从立身修德的角度，沿着“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伦理逻辑而行，才能有助于社会长治久安。
因此不满王安石的“新政”。在司马光看来，王安石“新政”的改革虽然不会触及到伦理秩序的颠覆，但一定会引发利益纠葛的冲突抵牾，于事无补，于世无益。司马光谨守的是传统的理学秩序，淡泊名利，清正廉洁，也希望大家都能在伦理规范之下笃志明德尽王道，谨身节用守拙心。
或许这正是司马光撰《家范》的原始初心吧。司马光撰写《资治通鉴》也正是基于相似的考量，与他撰写《家范》的思想脉络应该一脉相承的，所不同的是，一个是立足于“修身齐家”的“拙心”，一个是立足于“治国平天下”“王道”。
2019年12月21日星期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