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观经者
4月14日，中信证券与中信建投两大龙头券商，正在考虑进行整合的消息，点燃了证券业，截止当日收盘，中信证券和中信建投涨4.22%和8.88%。
但随后，两家公司立刻发布公告予以澄清，表示未获悉有关传闻的相关信息。
所谓空穴不来风，联想到4月1日起我国金融市场全面开放，正式取消对证券公司的外资持股比例限制。
再结合2019年11月29日证监会提出“做强做优做大打造航母级头部券商”。
还有今年3月27日证监会将6家证券公司纳入首批并表监管试点范围，将6家券商风险资本准备调整系数将由0.7降至0.5。
所以，并非“过眼云烟”，这个“假消息”确实值得关注一下。
要知道，当前外资券商正在加速进入我国证券行业。
今年3月27日，全球顶尖券商高盛集团和摩根士丹利同时宣布，摩根士丹利对摩根士丹利华鑫证券有限责任公司的持股比例将从49%升至51%；高盛集团对高盛高华证券有限责任公司的持股比例从33%增至51%。
高盛集团还同时表示，寻求尽早实现对合资券商100%的所有权。至此，我国已有5家外资股东控股的合资证券公司。
我国现有的证券行业格局正在被搅动，相比全球顶尖券商，我国头部券商仍然整体规模偏小，需要尽快“强身健体”。
本文将着重探讨当前我国券商与全球顶尖券商的实力差距和形成差距的原因，以及接下来面对全球顶尖券商的竞争，我国券商可以通过什么方法应对和形成竞争力。
本文思路
01与全球顶尖的实力差距多大
02实力差距形成的原因是什么
03未来如何抗衡和形成竞争力
正文3300字，阅读大约需要6分钟，可先阅读或收藏，并与好友分享。
01与全球顶尖的实力差距多大
我们先来看下全世界历史最悠久及规模最大的投资银行之一高盛集团2019年的财务数据：
营业收入355亿美元，净利润84.66亿美元，市值619亿美元，按照美元兑人民币1:7的汇率，营业收入2485亿人民币，净利润593亿人民币，市值4333亿人民币。
而我国最大的券商中信证券2019年的财务数据如下：
营业收入431亿人民币，净利润121亿人民币，市值3000亿人民币。
从以上数据可以看出，中信证券与高盛集团除了市值相差不多之外，高盛集团的营收是中信证券的6倍，高盛集团的净利润是中信证券的5倍。
如果单看总资产的话，2019年高盛集团的总资产相当于我国全部券商的总资产之和。
如果单看净利润的话，2019年高盛集团的净利润超过国内全部证券公司的总和。
实力差距显而易见，美国证券行业总资产占GDP的比重为15%-30%，而我国仅仅只占3%-6%，如此体量与我国作为全球第二大资本市场的地位完全不匹配。
而且资产体量小将会很大程度限制我国券商的抗风险能力、开展创新业务的能力及拓展海外业务的能力。
同时，我国券商国际化经营水平相较全球顶尖差距也很大，还是以高盛集团为例：
截止2018年底，高盛集团在全球超过30个国家和地区设有办事处；46%的业务总部设在国外，并以伦敦、东京及香港三地作为区域性营运中心；美洲外的收入在40%左右，有效对冲美国国内经营风险。
而我国券商大多数只在香港设立分支机构或子公司，头部券商海外收入占比最高的，仅为15%左右。
至于业务能力、国际影响力，更是相去甚远。
02实力差距形成的原因是什么
我国券商发展已有三十多年，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是与全球顶尖券商的距离却没有缩小的迹象。
总体上看，当前我国头部券商规模及发展水平大致相当于全球顶尖券商二十多年前的水平。
三十多年奋起直追仍望尘莫及的原因到底是什么呢？笔者总结了一下，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的原因：
① 金融体系
由于各国经济、政治、文化和历史背景上的差异，不同国家的金融体系是有很大区别的。
理论界依据金融中介机构（通常称为银行）和金融市场在金融体系中发挥的作用差异，划分为以德日为代表的银行主导型和以美英为代表的市场主导型两大模式。
市场主导型模式最典型的金融机构代表就是美国的大型国际投行。
此模式建立在完善的法律、会计制度等外部约束机制的基础上，对市场价格信息反应敏感，资金成本主要由市场决定，政府力量对金融体系的政治控制力相对较弱。
而银行主导型模式最典型的金融机构代表就是中国的大型国有商业银行。
此模式并不以良好的公开信息披露为前提，信息主要被内部人占有，对外部法制约束的要求相对较低，资金成本决定中的市场因素较少，政府力量对金融体系的政治控制力相对较强。
如此金融体系之下，更加偏重于间接融资，使得我国券商的直接融资市场规模相较美国，存在3-5倍的差距。
同时在我国金融行业强监管的背景下，券商的发展空间受到一定的限制。
② 历史沉淀
仍以高盛集团为例，成立于1869年的高盛集团至今已有150年的历史，在上世纪70年代成为全球顶尖投行之一。
前文已有提到，我国券商国际化经营水平相较全球顶尖差距很大，这主要还是因为我国券商发展历史相对较短。
从而在海外资本市场的历史沉淀、品牌知名度、雇员对当地市场的熟悉程度和与当地监管部门的沟通能力、市场影响力、订单的转化率等方面仍有较大的上升空间。
这些都需要时间去不断积累，需要一个过程。
百年的历史积淀不可忽视，从企业文化、组织架构到激励机制，从业务模式到风险管理，我国券商都还有漫长的路要走。
同时，百年的历史沉淀在杠杆率和资本金这两个方面会得到更为显著的体现：
国际顶级投行有比较高的杠杆率，对各项业务乃至考核机制、激励机制都会产生巨大的差异，资金的充足能保证更多的创新和想法。
在2008年金融危机后，国际投行杠杆率虽然已有所下降，当前杠杆率也均保持在10倍以上。银行系投行的杠杆率相对更高，已接近20倍水平。
而随着近年来股票质押、融资融券等资本中介业务的兴起，我国券商杠杆率水平有所提升，但仍不超过5倍。
从2019年数据上看，我国头部券商的杠杆率基本维持在4倍左右，负债经营能力尚显不足。
在净利润、净资产差距巨大的情况下，如果4倍杠杆和10倍或20倍杠杆比拼，可动用的资金完全不在一个级别上，这就如同用小米加步枪去对抗飞机大炮。
所以，在资金受限的情况下，我国券商资管、投资等非通道类业务发展较为缓慢，创新业务不足，这反过来又影响了我国券商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
③ 人才紧缺
证券行业作为最为典型的智力密集型产业，人才尤为重要。
我国券商的员工多为本土培养，在经营管理及业务拓展方式上与国际投行存在差异，既植根于我国券商管理文化又懂得国际投行运作的人才少之又少。
而在开展海外业务时，囿于文化背景、商业习惯等限制，我国券商在当地招聘到合适的人才也难上加难，部分被收购的境外子公司优秀人才甚至有所流失。
在国际化人才队伍建设方面，我国券商人才储备还有待发力，这也是制约我国券商国际化经营水平发展的因素之一。
03未来如何抗衡和形成竞争力
当我们弄清楚了实力差距形成的原因之后，我们先来了解下我国头部券商依靠行业增量能否迅速打造成“航母级头部券商”，在未来与全球顶尖券商抗衡和竞争。
以我国券商龙头中信证券为例：
中信证券2003年上市至金融危机前，总资产规模扩张约16倍（2003-2007年），金融危机后十年（2008-2018年）累计实现约4.8倍增长。但近3年总资产增速大大放缓，仅增长6%左右。其他一些头部券商过去三年甚至出现总资产规模缩小。
所以，从以上数据可以知道，通过有限的行业增量，我们无法快速解决我国头部券商体量不足的问题。
那还有什么办法呢？
① 并购重组
并购是短期内迅速补齐业务短板、扩大规模、完善业务条线、提升效益的捷径。
当前全球的顶尖投行以前基本都是先在境内做大做强之后再开展跨境并购，从而逐步实现国际化一流投行战略目标的。
近年来，提升头部券商综合竞争实力是我国监管政策的重要导向，监管扶优限劣的意图在每年的券商评级、分类监管规则及创新业务试点券商名单等方面均有所体现。
截止到2019年底，我国内地券商总数131家，A级以上共38家，其中AA级10家。
AA级大型券商在资本金实力、运用杠杆能力、风险定价能力及客户分级布局上有明显优势。
基于这些优势，我国头部券商可以通过多元化并购完善业务条线、扩大规模、优化客户结构，提升综合竞争实力，打造大型全能投行。
仍然以中信证券为例。中信证券成立于1995年，成立之初仅为行业内排名20名左右的中型券商。
从2003年开始通过一系列收购，扩大规模，完善业务线，盈利能力提升，2006年营收及净利润提升至行业第一。
其中，2003年收购万通证券（18家营业部、证券服务部7家）、2006年金通证券（20家营业部，服务部17家）打开山东和浙江市场，经纪业务市场份额大幅提升。
2018年12月，中信证券宣布不超过134.6亿元收购广州证券，布局粤港澳大湾区，补强了中信证券在华南地区营业部数量明显偏低的短板。
多元化并购重组同时还能突破国内市场空间瓶颈，可以更加快速有效的获取国外成熟客户资源及理想的市场份额。
② 精品投行
多元化并购重组适用于我国头部券商快速做优做强做大，但对于我国中小券商来说，想要在与全球顶尖券商的竞争中存活下来，需要在细分领域做到行业领先，通过提供差异化服务占据一定的市场份额。
精品投行专注且精通于某个行业、领域，在细分领域中有更深的理解和资源积累，通过长期且专一的服务，形成自身特色，获得更多客户的认可。
精品投行关键在于“精”，规模小而精、业务范围少而精、聚焦行业窄而精，需要深耕行业寻求突破口。
目前国内有以专注于TMT（电信、媒体和科技）行业以华兴资本为代表的精品投行，也有几乎一网打尽国企金控平台整合上市的中信建投。
综上所述，无论是我国头部券商还是中小券商，面对来势汹汹的国际顶尖券商，未来都将面临很大的压力和挑战。
笔者坚信在金融市场全面开放的当下，我国将会相继出现“航母级头部券商”和更多的“精品投行”，去承载中国资本市场的核心功能，打造高质量发展的新引擎。
